亚蒙·哈默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西方，他是点石成金的万能富豪，而在苏联和中国，他却是家喻户晓的“红色资本家”，因为他是第一个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被列宁亲切地称为“哈默同志”；他又是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被邓小平誉为“勇敢的人”，《哈默自传》在中国更是成了颇受欢迎的畅销书。
少年商业天才
1898年5月21日美国纽约市东区的一家药房的楼上一个啼声洪亮的婴儿降临了人世，他就是日后那具有传奇色彩的阿曼德。
哈默是俄国移民的后裔，他的曾祖父弗拉基米尔是俄国犹太人，曾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以造船而成为巨富。到哈默的祖父雅各布娶妻生子时，一场台风引起的海啸把家财冲刷得荡然无存。
1875年，雅各布带着妻子和儿子朱利叶斯移居美国。朱利叶斯长到15岁时，就放弃了学业，到一家钢铁厂当铸造工，以补贴家用。他年轻力壮，在工人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加了社会劳工党，组织工会，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朱利叶斯19岁时，去应聘当了药剂师。
1897年在一次社会主义者郊游中，朱利叶斯与一个年轻的寡妇罗丝一见钟情，不久即结婚。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朱利叶斯特地给儿子起名为亚蒙·哈默，据称这取意于美国社会劳工党的旗徽“手臂（Arm）与锤子（Hammer）”。
哈默出生后仅4个月，父亲朱利叶斯考上了哥伦比亚医学院。在后来的4年中，朱利叶斯既要经营药店和制药厂，又要攻读他的医学课程，但他不愧是铁打的汉子，做到了学业和事业两不误，终于在1902年毕业。这一成就的取得，对后来哈默的成长影响很大。
朱利叶斯认为治病救人比做买卖赚钱更高尚，便毅然将药店和制药厂卖掉，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地区办了一家诊所，成了一名医生。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长大了。哈默是三兄弟中最不听话的，但也是最富有创造精神的一个。他逃过学，经过父亲的教育，他变了，学习从中不溜上升到第一，课余还学会了摆弄无线电，制造飞机模型，并在高中毕业班演讲竞赛中获得了金质奖章。
此外，哈默还迷上了诸如洛克菲勒、卡内基等白手起家的美国著名企业家的传记，为此，他还开始四处寻找赚钱的门径。哈默15岁时，朱利叶斯把他带回纽约，让他在布朗克斯的莫里斯高级中学继续读完他最后两年的高中课程。哈默学习很努力。颇为典型的是，他还四处寻找赚钱的独特途径。
据传说，一战期间，哈默还曾经经历过一次逃难的经历。一个冬天，美国南加州沃尔逊小镇上来了一群逃难的流亡者。镇长杰克逊大叔给一批又一批的流亡者送去粥食。
这些流亡者，显然已好多天没有吃到这么好的食物了，他们接到东西，连一句感谢的话语也来不及说，就个个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只有一个人例外。当杰克逊大叔将食物送到他的面前时，这个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年轻人问：“先生，吃您这这么多东西，您有什么活儿需要我做吗？”
杰克逊大叔想，给一个流亡者一顿果腹的饮食，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这么做。于是他说：“不，我没有什么活儿需要您来做。”
那个流亡者的目光顿时黯下去了，他硕大的喉结剧烈地上下动了动说：“先生，那我便不能随便吃您的东西，我不能没有经过劳动，便平白得到这些东西！”
杰克逊大叔想了想又说：“我想起来了，我家确实有一些活儿需要您帮忙。不过，等您吃过饭后，我就给您派活儿。”
“不，我现在就做活儿，等做完了您的活儿，我再吃这些东西！”那个青年站起来说。
杰克逊大叔十分赞赏地望着这个青年人，但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又走了这么远的路，可是不给他做些活儿，他是不会吃下这些东西的。杰克逊大叔思忖片刻说：“小伙子，你愿意为我捶捶背吗？”
说着，就蹲在那个青年人跟前。青年人只好也蹲下来，十分认真而细致地给杰克逊大叔轻轻地捶背。
捶了几分钟，杰克逊大叔十分惬意地站起来说：“好了，小伙子，你捶得棒极了，刚才我的腰还直犯困，可现在，它舒服极了。”
杰克逊大叔说完，将食物递给那个青年人。青年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杰克逊大叔微笑着注视着那个青年说：“小伙子，我的庄园现在太需要人手了，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那我可就太高兴了。”
那个青年人就留下来，并很快成了杰克逊大叔庄园里的一把好手。后来，杰克逊大叔还把自己的女儿玛格珍妮许配给了他，杰克逊大叔告诉女儿说：“别看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可他百分之百是个富翁，因为他有尊严！”
16岁那年，正在读高中的哈默，就成功地做了第一笔“大买卖”。一天，他在百老汇大街看见一辆双座旧敞篷车在拍卖，就决心要买下来。
哈默向在药店售货的同母异父哥哥哈里借款，并胸有成竹地保证不久就偿还他。原来，他已从报纸的广告中找到可做的工作了，即用汽车为一个糖果商送货，每天可得到20美元的酬金。
哈默在作这笔交易之前，就知道哪里有工作了。在圣诞节临近之际，他在一家报纸上已经看到一则小广告。畅销糖果的制造商佩奇·肖公司准备将其圣诞节期间的特制糖果运往纽约市区数千家零售商店。广告称：将以每天20美元的酬金付给那些用自己的车子运送糖果的人。
就这样，两周后，哈默不仅如数还清了哥哥的钱，获得了这辆汽车，而且口袋里还有钱币在叮当作响。
1917年，哈默在完成两年的医学预科课程的基础上，踌躇满志地来到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医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主管注册的工作人员上下打量他后说：“你是朱利叶斯医生的儿子吧？1898年你出生的那年我办理了你父亲入学的申请，今天我又在这里欢迎你。”
就这样，哈默自豪地成为哥伦比亚医学院的学生，命运之舟载着他似乎正沿着子承父业的方向前进。
然而，有一天，父亲来到校园找到哈默，告诉儿子一个坏消息：朱利叶斯将一生的积蓄投资到一家叫做“古德制药厂”的新制药公司里，居然出了问题，使他家面临破产。
而且因为他本人因身体不好，特别是还想继续行医，没有精力去顾及公司的管理；因此，朱利叶要求哈默去当公司的总经理，但不许他退学。朱利叶对哈默说：“儿子，我过去就是这么干的，你也可以这样子。”
其实，朱利叶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哈默早就跃跃欲试。他极其兴奋地迎接了这样的挑战。
为了不误学业，哈默邀请一个家境贫困而学习优异的同学住在一起，免费供给对方食宿，条件是这位同学每天去上课，做大量的笔记，晚上带回给他，供他应付考试和写论文。有了这个学习的“替身”，哈默就可以专心致力于公司的经营了。
要改变古德制药厂的经营方针，实际上就是要改变当时的推销方法。在那里，全国一些著名制药厂的惯例，是把他们的产品的小样品分送给就近各处的医生。他们认为，只要这样，医生们便会使用这些产品，认可这些样品，并按瓶装、罐装和袋装的剂量，给病人处方。
而哈默并不这样认为，为此，他改革了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推销方法，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推销员队伍，并把公司名字也改为响亮的“联合化学制药公司”。
经过努力，哈默终于把发发可危的公司从破产边缘拯救过来，雇员从十几人发展到1500人，产品畅销全国，公司开始跨身于制药工业的大企业行列。
1921年，哈默签订了一份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将联合制药公司卖给他的一位雇员的合同。就这样，哈默成了哥伦比亚医学院，乃至全国院校中独一无二的正在大学攻读的百万富翁。在学习上，哈默的大多数考试成绩是“A”，并被评为毕业班里“最有前途的学生”。
友谊与商机
1921年6月，哈默取得了童年时就梦寐以求的医学博士学位。从此，人们始终尊称他为博士，尽管他以后从未正式行过医。由于他的实习医生工作要等到1922年1月才能开始，他决定在这段间歇时间里做点有益的事情。因此，哈默决定利用从课业结束到实习开始之间短短半年的间隔，做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即去苏联访问。
哈默的这个想法也是有缘由的，原来，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哈默的父亲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苏联十分关注，并向被封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提供过必需品。
但由于一次医疗事故，1920年6月，哈默的父亲受审入狱。这一突然变故，使年轻气盛的哈默决心完成父亲未遂的愿望，到父亲出生的国家，去帮助苏联战胜正在那里蔓延的饥荒和伤寒。
俄国已经凋敝不堪，它所处的困境在1921年的大饥荒时期达到了顶点。因此，连列宁本人也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暂时的牺牲，恢复到私有企业的制度上。
于是，哈默花了十几万美元买下一座野战医院以及与之配套的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材，还花了1.5万美元买了一辆救护车，在车身侧面刷上“美国赴莫斯科医疗团”字样。
很明显，哈默要把这些作为见面礼物送给苏联人。当时的苏联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隔绝，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哈默此行无异于到月球上去探险。
就这样，23岁的哈默走上了一条将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生活的道路。这位年轻的百万富翁一路上历尽艰辛，终于在1921年初夏到达苏联。
哈默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想见政府官员，但找不到他们。他感到很诧异，因为他自己一向都很早起床，而这些官员们却几乎整天睡大觉，只有午夜到凌晨四点之间才接见像他这样的为数甚少的来访者。
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旅途劳累，哈默病倒了。但他毫无怨言，谢绝特殊优待，与苏联人民一起过着战时凄苦的生活。他每天坚持背诵和学习使用100个俄语单词，以便能很快开始工作。
当时哈默急于动手开展工作，但当时苏联公共卫生委员会国际科却并不积极。当这位热切的年轻美国人去求见时，那位有权给他安排在某一专业领域内开展工作的官员又不在。
一位人民委员邀请他作为政府的客人参加一个综合观察员小组，去乌拉尔视察工业区的情况。这次旅行或许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到了那时，哈默想要见的那位官员或许就会回到他的办公室了。哈默接受了这一邀请，并且拿到了这次专列火车的时刻表。
8月初，哈默到达了乌拉尔地区。这里的情况令他大惑不解：一方面蕴藏着巨大的宝藏，物产丰富，白金、宝石、毛皮等贵重物品几乎应有尽有。另一方面饥荒严重，饿殍遍野，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奇缺。
于是，哈默问带队的苏联人：“为什么你们不出口这些东西换口粮食？”
“那不可能，”他们回答，“欧洲刚刚解除对我们的封锁，要卖出这些东西，进口粮食，所需时间太长。而且要使乌拉尔地区的人民免于饥饿，至少需要100万蒲式耳的粮食。”
有人对这位美国人说，要使乌拉尔地区的人支持到下一个收获季节，至少需要一百万蒲式耳的小麦。
听到这里，这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哈默头脑中形成。他联想到当时美国粮食大丰收，粮价已跌到每蒲式耳1美元，便提出建议：“我有1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在美国紧急收购100万蒲式耳的小麦，海运到彼得格勒，卸下粮食后，再将价值100万美元的毛皮和其它货物运回美国。”
当地的苏维埃急忙举行了一次会议并签了合同。哈默也给他的哥哥哈里，发了一个电报：要他购买一百万蒲式耳的小麦，装下一班船迅速运到彼得格勒，在那里卸船后，由依卡特灵堡的官员们分配。他在电报中还说，轮船返回时，将满载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毛皮、皮革和其他货物。
办理这笔交易后，双方都可以拿到一笔“百分之五的小小的佣金”。实际上，哈默当时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利润。他想的是：成捆干柴一样的尸体堆放在那里，等着被埋到壕沟一样的坟墓里；成千张儿童的面孔贴着专车的车窗乞讨着。
哈默的建议很快传到莫斯科，列宁亲自回电表示认可这笔交易，并请哈默速返莫斯科。
火车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早晨，哈默就被召到列宁的办公室。他几乎没有时间注意到在他离开的一个月里，莫斯科的情况已经改善了。
原来，在这段时间里，列宁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一度废弃的商店又开张了，店里摆满了食品，甚至有法国葡萄酒和上等的哈瓦那雪茄。新经济政策和列宁的巨大权力，使这些商品源源涌出，振奋了人民的精神。
为使年轻的苏维埃得到休养生息，列宁当时正实行新经济政策，因此对哈默的提议格外重视。哈默到来后，列宁从办公桌边站起来欢迎哈默，并用英语与他亲切交谈。
列宁说，美国和俄国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俄国是一个拥有巨大而未开发的财富的落后国家，美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材料和机器的销售市场，以后还可以找到机器制造产品的市场。他说，首先，俄国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需要美国的工程师和教授。
接着，列宁捡起一本《科学的美国人》杂志。列宁飞快地翻动着那杂志，说：“看，这就是你们的人民所作出的成绩。这就是进步的含义：楼房、发明、机器；发展机械设备，解放人类的双手。今天的俄国就像开拓时期的贵国一样。”
当列宁代表苏联政府向哈默表示诚挚的感谢时，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从此，哈默与列宁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
当时，列宁还鼓励哈默投资办厂，允许他开采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棉矿。这从而使哈默成为布尔什维克苏联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
哈默在1921年10月订购的第一批小麦，当年12月才运到俄国。由于彼得格勒是封冻港，货船只好改道驶往沙皇时代的老军港雷维尔，那里有铁道从爱沙尼直通彼得格勒，这使情况得到了缓和。
不过，换货贸易的时间安排得还不错。直到11月，依卡特灵堡的苏方的毛皮和皮革才运到莫斯科指定的仓库。在检验这些货物时，哈默问一位负责运货去美国的俄国官员道：“为什么你们不运些鱼子酱去呢？我们国家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货了，这会像烤饼那样很快卖光的。”
这位俄国人不大明白“烤饼”的意思，但他还是耸耸肩膀，表示同意。作为促进这种买卖的一种刺激，他搬出了一吨五十磅小桶装的鱼子酱，每小桶内装有十听五磅装的罐头。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
事业到成功使哈默信心大增，他想：我为什么不回美国一趟，联合机器和其它产品的生产企业，与苏联进行更多的贸易呢？他说服的第一个人是亨利·福特。福特汽车早已闻名世界，其创始人亨利·福特不仅是个有名的倔老头，也是个有名的反苏派。
哈默经人介绍与福特见了面，福特不否认在苏联市场上销售自己公司的产品可以赚钱，但是，“我绝不运一只螺丝钉给敌人，除非苏联换了政府”。
福特的态度非常坚决，但是哈默并没有气馁，他说：“您要是等苏联换了政府才去那里做生意，岂不是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丢掉一个大市场吗？”
接着，哈默把自已在苏联的见闻、经商的经历以及列宁如何对自己开绿灯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福特听，哈默说：“我们是商人，只管做我们的生意，而生意就是生意。”
福特对哈默的话渐渐产生了兴趣，留哈默共进午餐。餐后，福特又陪哈默去参观自己的机械化农场，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后来，福特请哈默为他的产品在俄国当独家经销人。由于获得了福特的支持，美国的其他公司也争先恐后地赶哈默的浪头。在相当短时间的订货活动中，哈默一举成为美国橡胶公司、阿里斯—查尔摩斯公司、全国设备供应公司、英格索尔—兰德公司、美国机床制造厂、美国机械公司、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派克制笔公司以及其他类似规模的多家企业在苏联的独家经销人。
生意上的成功并没有使哈默大脑热起来，他时刻在考虑着各种危机。早在1923年春天，哈默就已有足够的先见之明了。他认识到，俄国人出于自豪感和经济上的需要，不久将会着眼于国内建设，而不依赖从国外的进口。
于是，哈默未雨绸缪，先安排他父亲去见福特，建议这位汽车业巨头考虑在俄国建厂。工厂可由俄国工人操作，由福特派去的工头和专家来管理。
福特全神贯注地听取了老哈默的建议，并答应对此予以考虑，甚至还想把一座完整的工厂装船运往俄国。福特经过深思熟虑，同意签订一个与俄国人在伏尔加河上尼兹涅新城，合作建立一家汽车—卡车联合企业。
与此同时，福特保证该厂每年至少生产7万辆汽车。后来，其年产量竟达到10万辆。一向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老福特对这笔交易也表示满意了。一批装运的50台福特森牌拖拉机约于1922年春天运达诺伏罗西斯克。
在与俄国生意不断取得辉煌成就时，哈默被他的大恩人列宁病情严重的消息震惊了。哈默从列宁的主治医生、德国脑科专家奥特弗利德·浮斯特教授那里获悉列宁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后来，列宁终于在1924年1月16日与世长辞了。这给哈默带来了很大震动。在斯大林为巩固他的权力而奋斗时，哈默的事业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兴旺发达起来了。
随着苏联政局的发展，在和苏联做生意时，哈默遇到了一些麻烦。在当时当地情况下，如果不是为了单纯的碰运气的话，哈默本想结束他所经营的业务，甚至不想在苏俄发展，而打算回家了。
然而，就在哈默考虑他是否能够、或者是否有必要继续留在俄国，与其落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他顺便走进了一家文具商店，想买一支铅笔。
售货员给他拿了一支德国制铅笔。在美国，同样的铅笔只值两三美分。而这支德国铅笔却要价50戈比，相当于26美分。当时，哈默灵机一动，他发现制造铅笔是一项新的有利可图的事业。
于是，哈默回去见克拉辛。他问这位人民委员道：“您的政府是不是已经制定了要求每个俄国公民都得学会读书和写字？”
“当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克拉辛明确地回答道。
哈默立即说：“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想要获得一张生产铅笔的执照。”
事情办成了，虽然哈默本人并不懂得怎样制造铅笔，但他懂得如何使用懂行的人。他以高薪从德国和英国聘来技术人员兴办铅笔厂，用美国的计件工资制度来管理生产，结果短短七八个月，就奇迹般地投入生产，第一年就达到了250万美元的产值。
几年后，哈默不仅满足了苏联铅笔、钢笔市场的需要，而且他还把20%的产品出口到英国等十几个国家。这家工厂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铅笔厂之一，这也给哈默也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
哈默在莫斯科度过了将近10年，苏联成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发迹地，同时他也用自己的努力支持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多面经营捕商机
虽然在苏联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然而，哈默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却是1931年从苏联回美国后开始的。
回到美国后，哈默四面撒网，点石成金，不管从事哪种行业，都取得了成功。他就像一名万能的魔术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从大礼帽里变出一只又一只兔子来。
当时，哈默的经营范围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从事艺术品买卖之外，他还涉足无线电广播事业、黄金买卖和慈善事业；而最能显示他的才干的，却是从事威土忌酒和种牛生意。
哈默回到美国时，正值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他的生意很不景气。怎么办？他灵机一动，决定将他在苏联收购的古董和艺术品拿到各大商场展览。
在圣路易斯一家公司展销的第一个星期，展厅平均每天接待2000人，出售价高达几十万美元。效果比他预想的要好得多。接着，哈默又在各大城市举办了23次展销，他的艺术品买卖就像旅行的马戏团一样令人眼花缭乱而又刻不容缓，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艺术品拍卖的狂潮，这在当时经济危机笼罩下的美国，是极为罕见而又不可思议的。
哈默还先后在纽约和洛杉矶办起艺术馆，一面展览一面从事文物买卖。由于这些被称为罗曼诺夫王朝的艺术品非常名贵，他办的艺术馆轰动一时，生意兴隆，发了大财，连纽约著名的艺术馆也为之眼红。哈默在短短的3年中，又成了一个古董商和文物鉴赏家。他还专门撰写了一本书，题为《罗曼诺夫王朝珍宝寻觅记》。哈默的成功，又一次令美国人目瞪口呆。
在哈默的眼睛虽然盯着艺术品销售的生意，可他的耳朵却在倾听四面八方的信息。
一天，哈默捕捉到一个清晰的信息：罗斯福正在走向白宫总统的宝座，如果他一旦当选，实施他的新政，那么，1919年颁布的禁酒令将被废除。
此时，哈默意识到，这将意味着全国对啤酒和威士忌的需求激增，酒桶数量也会呈现出空前的需求，而当时市场上却因为禁酒令，没有酒桶出售。
于是，哈默当机立断，立即从苏联订购了几船优质木材，在纽约码头设立了一座临时的桶板加工厂，并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酒桶厂。
果然，禁酒令废除之日，也正是哈默制桶公司的酒桶从生产线上源源滚下之时。很快，哈默的酒桶被各制酒厂用高价抢购一空。
取得成功后，哈默不满足于当一名酒桶供应商，又开始进军制酒业，并涉足经营威士忌酒生意。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实力，哈默接连购买了多家酿酒厂，采取大幅度削价和大做广告等手段，很快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他的丹特牌威士忌酒一跃而成为全美第一流名酒，年销售量高达100万箱。
酒桶把哈默引进了威士忌酒行业，而他爱好吃牛排的习惯又把他引入了另一个领域，即养牛业，并同样大获成功。
哈默闯入养牛业也纯属偶然。有一次，他埋怨市场上买不到优质牛排，他的一名雇工就建议去买头牛杀了吃。牛买回来了，却是一头怀上小牛的母牛。哈默认为自己还不至于馋到杀怀孕母牛的地步，于是就把牛放养在庄园里。
恰好哈默的邻居是一位养牛专家，专门培育安格斯良种牛，他不仅替哈默买回的那头母牛顺利接产，而且时隔不久又让这头母牛与他的公牛交配，生下了具有安格斯种牛优良品质的小牛。
哈默对养牛专家感动之余，也对养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的头脑中闪现出新的商业脑电波：以酿酒的副产品饲养种牛，不失为化残渣为黄金之举。
说干就干，哈默迅速筹建了一家繁殖种牛的大牧场。正巧，在哈默钻进养牛事业的头几个星期内，就遇到一次良种牛拍卖，有两头获奖的公牛出售。两头中最好的一头叫“埃里克王子”，产于森比姆。
这头公牛要在密苏里州的奇里科思展出和出售。哈默飞到奇里科思，在进入拍卖场以前详细了解了这头公牛的情况：“埃里克王子”五岁，刚刚被黑色安格斯良种牛饲养家们捧为“本世纪的最佳公牛”。
这头牛并未在全国最高级的良种牛展览会“芝加哥国际展览会”上展出过，但在其他各地的比赛中一直稳居冠军，当时已闻名全国。
在行家们看来，同“埃里克王子”交配生下的小牛犊，不论是公牛还是母牛，都会是纯血缘的良种牛，决没有错。
同时，“埃里克王子”的主人，是一个名叫：拉尔夫·史密斯的木材商，买它的时候还是一条小牛犊，而售价竟高达4万美元。这位木材商已经从“埃里克王子”繁殖的后代身上赚了许多钱，但因为发展木材业需要资金，史密斯决定把自己的牛群，连同这头体态魁伟的公牛一起卖掉。
就这样，哈默花上10万美元买下了20世纪最好的一头公牛——“埃里克王子”。在随后的3年中，仅靠埃里克王子就繁殖了1000头牛犊，其中包括6头世界冠军，为他赚了200万美元。哈默也从此由养牛的门外汉变为种牛业公认的领袖人物。
1956年，哈默58岁。他在商战中积累的财富，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他确实打算从商界隐退，携他的第三任新婚妻子，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准备平平静静地安享晚年。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充满诱惑力的石油业把他征服了，他又开始过起“人生始于六十”的新生活，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巨子。
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家濒临破产的西方石油公司，其实际资产只有3.4万美元，3个雇员和几口快要报废的油井，公司的股票每股只卖18美分。
哈默的一个远亲，是洛杉矶远近闻名的会计师，他向哈默建议，投资这家石油公司。因为根据美国政府对石油业的倾斜政策，用于尚未出油的油井的资金无须报税。
此时，对于赋闲的哈默来说，他无意收购这家公司，但却愿意借给西方石油公司5万美元，让他们再打两口井。如能出油，双方各得50%利润，如果不出油，哈默投入的这笔资金可作为亏损从应缴税款中扣除。
出乎意料的是，两口井都出油了。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一下子涨到每股1美元，哈默也尝到了甜头，开始涉足石油业。不久，哈默成了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1957年7月，哈默当选为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哈默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始建立一个石油王国。他招兵买马，物色到最优秀的钻井工程师和最出色的地质学家，1961年终于在加利福尼亚钻探到两个巨大的天然气田。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跃上升到每股15元，公司的实力也足以与那些世界上较大的石油公司分庭抗礼了。
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富饶的大油田，早已是号称“七姊妹”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的天下，哈默难以染指。于是，具有冒险精神的哈默，顶住公司内外的压力，把赌注押在利比亚。
哈默最大的一次成功在利比亚。无论是哈默本人，还是西方石油公司的3万名职员和35名股东，一提起此事，他们都会惊叹不已。对于一个像西方石油公司那样的一个企业，从来没有碰到过近似利比亚的事情，这类事情也许是百年不遇。
在意大利占领期间，墨索里尼为了寻找石油，在利比亚大概花了1000万美元，结果一无所获。埃索石油公司在花费了几百万收效不大的费用之后，正准备撤退，却在最后一口井里打出油来。壳牌石油公司大约花了5000万美元，但打出来的井都没有商业价值。西方石油公司到达利比亚的时候，正值利比亚政府准备进行第二轮出让租借地的谈判，出租地区大部分都是原先一些大公司放弃了的利比亚租借地。
根据利比亚法律，石油公司应尽快开发他们的租借地，如开采不到石油，就必须把一部分租借地还给利比亚政府。第二轮谈判中就包括若干孔“干井”的土地，但也有许多块与产油区相邻的沙漠地……来自九个国家的四十多家公司参加了这次投标。
哈默虽充满信心，但前途未卜，尽管他和利比亚国王私人关系良好。因为他在这方面经验不足，而且同那些一举手就可推倒山的石油巨头们竞争实力悬殊太大，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但决定成败的关键不仅仅取决于这些。
哈默的董事们坐飞机都赶了来，他们在四块租借地投了标。他的投标方式不同一般，投标书用羊皮证件的形式，卷成一卷后用代表利比亚国旗颜色的红、绿、黑三色缎带扎束。在投标书的正文中，哈默加了一条：他愿意从尚未扣税的毛利中拿出5%供利比亚发展农业用。
此外，还允诺在国王和王后的诞生地库夫拉附近的沙漠绿洲中寻找水源。另外，他们还将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一旦在利比亚开采出水源，他们将同利比亚政府联合兴建一座制氨厂。
最后，哈默终于得到了两块租借地，使那些强大的对手大吃一惊。这两块租借地都是其他公司耗巨资后一无所获放弃的。这两块租借地不久就成了哈默烦恼的源泉。他们钻出头三口井都是滴油不见的干孔，仅打井费一项就花了近300万元，另外还有200万元用于地震探测和向利比亚政府的官员交纳的不可告人的贿赂金。
于是，董事会里许多人开始把这雄心勃勃的计划叫做“哈默的蠢事”，甚至连哈默的知己、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里德也失去了信心。但是哈默的直觉促使他固执己见。在创业者和财东之间发生意见分歧的几周，第一口油井出油了，此后的另外八口油井也出油了，而且是异乎寻常的高级原油。更重要的是，油田位于苏伊士运河以西，运输非常方便。
与此同时，哈默在另一块租借地上，钻出一口日产703万桶自动喷油的珊瑚油藏井，这是利比亚最大的一口井。接着，哈默又投资15亿元修建了一条日输油量100万桶的输油管道，而当时西方石油公司的净资产只有4800万元，足见哈默的胆识与魄力。之后，哈默又大胆地吞并了好几家大公司。
就这样，西方石油公司在哈默的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利润逐年上升，石油勘探范围不断扩大，从国内到国外，从陆上到海洋，先后在中东、北海、南美以及巴基斯坦、中国南海等地找到了丰富的油源。在诸多成果中，尤以在北海地区取得的成绩最为明显：他的公司进去最晚，却最早出油。
1974年，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年收入为60亿美元。到1982年，西方石油公司已成为全美第12个大工业企业，成为紧挨着“七姊妹”的世界第8个最大的石油公司。
为了更好地适应风云变幻的商界需求，哈默经营的诀窍之一就是从来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实行多方位经营。这是他久盛不衰的法宝。
1966年年底，西方石油公司在利比亚发现石油后不久，哈默就以8800万元的股票先后买下珀米安与麦克伍德公司、加勒特研究与发展公司。
1968年1月，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涨到每股100美元以上，哈默及时将每一老股改为三个新股，后来每一新股的价格又升到55美元。哈默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公司的股票当货币使用，发展煤炭和化工制品等多种经营。
1968年初，西方石油公司以1.5亿美元的代价买下美国排名第三的煤炭公司——岛溪煤矿公司。该公司年销售额1.5亿美元，原煤蕴藏量达35亿吨。1974年，岛溪煤矿公司的净利润已近1亿美元。
1968年7月，西方石油公司又以8亿美元优先股的代价买下胡克化学与塑料制品公司，这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大一笔兼并买卖。
到了20世纪70年代，哈默的目光又转向更广阔的领域。1972年，经过许多政治波折和变化后，哈默与苏联做成了一项长达20年的200亿美元的化肥生意，又把美苏贸易推向高峰。
晚年仍辉煌
197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曾在美国重要海港南部第一大城休斯敦作过短暂停留，并同当地石油钻井公司交谈。休斯敦市政当局采用名不虚传的得克萨斯风味，来欢迎这位远道来访的中国贵宾，为他安排了观看室内斗牛比赛吃烤牛肉野餐等项活动就是在这里一个拥有巨大物质资源和无比发展潜力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以哈默博士为董事长的西方石油公司真正开始挂钩了。
也就在那时，美方从事石油贸易的经理人员蜂涌而至争着前来会晤这位75岁高龄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轮到向邓小平介绍哈默博士时，邓小平打断了译员的话，高兴地说道：“没有必要给我介绍哈默博士，在中国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帮助过列宁的美国人。”
邓小平接着向哈默先生亲切发问：“您为什么不到中国去，也给我们一点帮助呢。”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位奋斗毕生、处处巧交好运的国际石油巨孽立即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作了不亢不卑的回答：“我很高兴这样做。但是像我这大岁数的人会有困难，除非非我能乘坐我的专用飞机去中国，而我知道私人飞机是不准进入中国的。”
邓小平当即接口道：“可以作出这样的安排，您打算什么时候去中国给我发个电报就行了。”
没过多久，电报就发出来了，两个月不到，哈默博士和其他16位西方石油公司的高级首脑乘坐自己的专机，经邓小平特准，动身去北京，从而揭开了这位西方石油大亨给中国“一点帮助”的宏图序幕。
此后，西方石油公司与我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其中，年产1533万吨原煤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是哈默博士与我国合作的最大项目，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
1981年，西方石油公司同美国两家主要的肉类加工企业合并，这就使西方石油公司同时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生产肉制品的企业。
就这样，西方石油公司的业务构成已由单一的石油企业发展成为包括煤炭、化学、肥料、金属处理等多种类的综合企业。迄今为止，它已在世界5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销售额近200亿美元，从而跻身于美国有名的大企业的行列。
哈默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经营时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视金钱如浮云，似乎更关心人类的和平。在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许多珍贵的相片，中间的一幅是有列宁亲笔题词的照片，此外，还有他与几届美国总统、外国首脑的合影。
同时，哈默还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和平与人权会议”的发起者和赞助人。为此，他经常乘坐自己的飞机，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传递和平信息，呼吁并极力促进美苏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就这样，哈默成为了被大家公认的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哈默除了关系政治问题外，他还经常慷慨解囊支持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为此，他创办癌病研究中心，担任美国总统3人癌症研究顾问小组主席。哈默还亲自率领医疗小组，去苏联抢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
同时，他乐善好施，四处捐款，1988年，他还向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款2万美元。
这位年逾九旬的健康老人，生命力极其旺盛，看上去像60岁，工作起来犹如正值盛年的中年人。他一如既往，四处奔波，过着万花筒般忙碌的生活，不断有新的追求，不断地攀登高峰，被世人誉为20世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富翁。
1990年11月12日，哈默这本精彩纷呈的书终于合上了最后一页，这位百战百胜的“经营之神”、走遍世界各地的公民因病逝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