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说：“放眼看看世界广漠的石油区吧，两大公司好不显赫。”丘吉尔所言的这两大公司一个是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一个就是壳牌石油公司。而壳牌的创始人就是马科斯·塞缪尔，他从一个小店起家，最后终于缔造了一个伟大的石油神话。
实现转行
自从石油成为工业血液以来，谁掌握了石油，谁就掌握了工业的命脉。正因为石油的重要性，这一领域的两大巨头——美孚和壳牌，百年来一直搅动着世界的沉浮。
壳牌在英国发迹之地，是坐落在伦敦泰晤士河码头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店。这个小店的主人，是犹太人塞缪尔父子。老塞缪尔的家庭大约在1750年前后从荷兰移民英国。
塞缪尔家族是犹太人，虽然他们已经取得了英国国籍，但是出于犹太人对其独特宗教的顽强信念，出于对犹太文化的执着，他们不肯改变信仰，不肯去信仰英国国教。这就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因而在当地备受歧视，生活很是窘迫。
犹太人的商业头脑，使他们选择了做贝壳生意。这个小店从海上归来的水手那里收购各种各样的贝壳，然后再把这些贝壳雕刻加工，制作成漂亮的装饰品兜售给人们。
其情其景，同现在旅游点上那些卖工艺品的人差不多。不过，塞缪尔的兜售对象不是来来往往的游客，而是伦敦中产阶级的妇女。由于他们的贝壳制品精巧美观，在当地有了一定名气，也积蓄起了他们撞入商海的第一桶金。
在这个基础上，老塞缪尔专营用贝壳装饰的箱子，运到英国去销售，1833年创建了“壳牌运输公司”。说是公司，实际上还是小本生意，同以前的差别就在于经营范围变化了，原来主要是加工销售，现在开始贩运货物。
要不是马科斯·塞缪尔，壳牌公司恐怕不会染指石油。壳牌公司的创立人马科斯·塞缪尔生于1853年，他继承了塞缪尔家族那种精明的经商头脑，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受过初等教育。
塞缪尔对于周围的新生事物十分敏感。当洛克菲勒在克利夫兰建立标准石油公司时，塞缪尔还是一个小商人家庭的性格内向的孩子。
此时，老塞缪尔敏锐地感到了这种时代变化的商业价值，他有了本钱，急于向外寻求新的增长点。作为运输公司，新的技术条件使他把眼光转向东方。
最初，老塞缪尔想同泰国进行贸易往来，就派他的第二子萨姆，进行实地考察。萨姆在亚洲考察一段时间之后，回来报告说：“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目前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日本天皇正想以西方为榜样发展自己的经济。”
于是，老塞缪尔改变想同泰国做贸易的初衷，决定与重视经济发展的日本做贸易。1878年，他们在日本的横滨设立了塞缪尔公司。
就在这一年，日本开始向英国购买机器，开办工厂，启动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塞缪尔的公司生逢其时，如鱼得水，很快发展起来。
由于同日本贸易的需要，塞缪尔兄弟又在老塞缪尔公司的基础上，在伦敦创办了马科斯·塞缪尔公司，专门经营远东贸易。当时的日本刚刚向西方开放，急需西方的机器和技术。塞缪尔的横滨公司和伦敦公司，就成为日本和欧洲之间最重要的贸易商。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把英国的机器运向日本，又把日本的贝壳珍珠和东南亚的香料运向英国。据说，日本的第一台纺织机，就是这个公司贩运过去的。
当时，一个英国人哈尔特雷在日本走私鸦片，被揭露出来之后，引起了日本舆论大哗，几乎掀起一股反对英国人的浪潮。但是，在英国人眼里，日本是很有发展潜力的一块宝地。所以，还是有许多英国人顶住了压力，继续在日本经商。塞缪尔也是其中的一员。
不久，塞缪尔兄弟创办了伦敦到横滨之间的航运公司。他们把机器从伦敦运到日本，又利用回程将贝壳、珍珠、涂料、雕刻品等等运输到英国，生意范围一步步地扩大了。
很快，塞缪尔公司就成了东亚的常客。资本的逐利天性，使他们把触角伸向亚洲各地，香港、曼谷、新加坡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塞缪尔公司的运输业务十分庞杂，各种工农业产品，包括日用百货、煤炭原料，市场上需要什么他们就承运什么。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塞缪尔公司就是日本的武器承运商之一。
很快，马科斯的目光转向了石油，尽管他对石油完全是门外汉，但他看到美洲大陆的洛克菲勒借助石油而崛起，也预感到石油生意的远大前程。
于是，塞缪尔一家下定决心要在石油上赌一把。不懂石油不要紧，他懂政治，懂运输业务。于是，他从自己最擅长的地方入手，打算借助政治的推力，采用先进的运输技术，专门从事石油运销。
1873年，俄国沙皇准许外国势力在高加索勘探石油。高加索的石油看起来，比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的石油储量还要丰富。来自瑞典的炸药发明者家族的诺贝尔兄弟得了特许权，这件事情引起了石油界的风云叠起。
因为，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资金，诺贝尔兄弟与法国的罗斯查尔银行合作，这就把金融界引了进来，和他们一起出售石油。不久，俄国的石油大量出售，这就侵犯了洛克菲勒的石油垄断势力。
同时，为了排除洛克菲勒，俄国还采取了种种策略，其中包括重关税等政策。这都使得罗斯查尔和诺贝尔兄弟的投资在俄国如负得水，大获其利。
而这样以来，只要俄国能够控制黑海、达达尼尔海峡和地中海，洛克非勒公司的运费就要大大提高了。洛克菲勒也意识到罗斯查尔垄断印度、新加坡、印尼、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市场的危险性，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对付罗斯查尔。
经过一番商场上的撕杀，最终在欧洲，诺贝尔兄弟和罗斯查尔银行同洛克菲勒公司达成暂时性的谅解。他们商定把市场瓜分，共享利润。
但是，在亚洲，洛克菲勒却不希望有任何势力的介入。尽管罗斯查尔他们在俄国得到了特殊的优惠，但是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却凭借在美国获得的巨额利润作为坚强的后盾，能够在任何一个市场上把石油削价出售，迫使其竞争对手歇业，以取得垄断地位。
因此，在亚洲市场上，洛克菲勒石油公司也打算如法炮制，以排挤竞争者，独霸亚洲巨大的市场和利润，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正是在世界上这两大石油集团剑拔弩张、准备在亚洲展开竞争大战的时候，塞缪尔因为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面结识了许多掮客，掮客中有一个犹太商人叫做雷恩，雷恩办了一家罗斯查尔的石油代理店。
就这样，经过雷恩的牵线搭桥，塞缪尔和罗斯查尔开始有了密切的接触。石油业的巨额利润吸引了塞缪尔，石油界的风险和激烈的竞争形势没有吓退塞缪尔。塞缪尔决定迎着风险而上，开始投资于石油业。
罗斯查尔出于渴望在亚洲市场打破洛克菲勒垄断的考虑，也欢迎新的竞争对手加入进来。他鼓励这个精明慎重而以野心勃勃的塞缪尔说：“你去东方贩卖巴库的石油吧！”
而塞缪尔也打算继卖煤之后，把注意力转向新的燃料——石油，打算开始在这颇具诱惑力的领域里投资盈利。于是，年轻的犹太商人马库斯·塞缪尔就加入了销售俄国石油的系统网络之中。
成功挑战石油巨头
进入到是有领域后，塞缪尔发现，洛克菲勒的实力非常强大，如何从洛克菲勒已经牢牢控制亚洲市场的美孚公司手里挤出一块地盘，并不是那么简单。在强大的洛克菲勒面前，马科斯就好像一个拳击新手去挑战世界拳王。
此时，精明强干的塞缪尔很快就认识到：要想对付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价格战，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市场上立即开展竞争，采取一切措施节约运输成本，也像标准公司那样降下石油价格。只有这样，才能击破标准公司的价格战术。
在雷恩的引导下，塞缪尔亲自视察了巴库油田。在视察过程中，一个非凡的想法闪现在他的脑际：“巴库石油如果也像标准公司那样用桶装或者罐装的方式贩运，恐怕不能竞争得过标准石油公司。如果我们建造油轮，采取批卖的方式贩卖，那就一定能超过标准公司！”
当时，所有的油运输，都是采用桶装或罐装。因此，塞缪尔打算用油轮运油的这一想法，当时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在别人看来，这种想法简直是发疯，油运输最害怕的就是失火，桶装船万一着火还可以扑救，如果是散装船则没有任何办法。谁也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而印度洋的高温和季风，又是诱发火险的可怕因素。
塞缪尔并不因此而退却，他很清楚，这是他能够获胜的惟一方式。他找到当时最好的轮船设计师，不惜重金要求尽快研制出耐热防爆的油轮。同时，塞缪尔还打定了走苏伊士运河的主意，所设计的油轮必须符合运河管理当局的严格要求。
与此并行，塞缪尔让自己公司在远东的所有经营点开始建造储油池，为即将到来的油轮做准备。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塞缪尔的计划，必须取得英国政府的支持。当时，苏伊士运河由英国监管。运河虽然有独立的经营公司，但必须听命于英国政府。
塞缪尔建造新式油轮的消息一传出，就在国内掀起了一阵激烈反对油轮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浪潮。这中间不乏美孚公司在暗地里兴风作浪。
反对者巧妙地利用塞缪尔家族的犹太身份大做文章，把吉凶未卜的油轮运输称为“犹太人的灵感”和“希伯来的启示”。一批律师充当这种反对派的代言人，鼓噪不已。
塞缪尔很清楚，生意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无法回避同政治的关系，一旦反对派占了上风，他的努力等于白费劲。幸运的是塞缪尔在政治上并不是新手，他当时还身兼伦敦市参议员。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塞缪尔疏通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爵士，动员议员们发表支持这一计划的演说。他还利用《经济学家》杂志发表评论反驳不同意见。
议会和媒体，成了塞缪尔的得力工具，不断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大力宣扬这一计划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呼吁英国政府要重视石油的潜力，并警告说：“运河公司如果阻止油轮航运，美国人将会牢牢控制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市场，这对大英帝国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面对马科斯的崛起，美孚开始采取措施，但这些措施，反而给马科斯扫除了障碍。作为石油老大，1888年，美孚直接在马科斯的大本营伦敦设立了英美石油公司。这种举措，恰恰激起了英国人对美孚控制英国石油市场的忧虑，间接帮助了马科斯获准通过苏伊士运河。
软硬兼施，多管齐下，特别是保险公司对新式油轮做出了安全性的鉴定和承诺，使塞缪尔的计划终于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苏伊士运河公司最终在1892年1月5日同意马科斯的新油轮通过运河。
不久之后，第一艘石油油轮“穆雷克斯号”（4200吨），终于驶出了翰德普尔的造船码头，经地中海进入了黑海，到达巴库，装载大批石油开始了漫长的旅行，实现了塞缪尔设想的蓝图。
耐热油轮队挂着塞缪尔的壳牌标志，向西驶过黑海，从达达尼尔海峡驶进东方海域。一路上，油轮在新加坡、雅加达、泰国、香港、上海大量贩卖石油，然后到达终点站——横滨。
回来的时候，塞缪尔把船仓油槽用蒸汽洗干净，再盛装大米及茶叶和水果。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贸易途径，塞缪尔看着自己的杰作，踌躇满志地想道：“这真是一笔很好的生意，我要让洛克菲勒的蓝色油桶埋葬在大海里！”
靠着运输工具的创新，塞缪尔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的坚持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塞缪尔赚取了大量利润，成为石油王国的新贵。根据相关资料，到1902年，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全部石油中有90%是属于马科斯及其集团的。
竞争在继续
壳牌运输公司的油轮队伍逐渐庞大，继“穆雷克斯号”之后，接踵而至的还有“康奇号”、“克拉姆号”和其他许多油轮。这些油轮都和“穆雷克斯号”一样用贝壳的名字来命名，都悬挂着塞缪尔的壳牌标志。到1893年末，这些油轮把俄国石油定期运往东方的储油池。
运输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来，那就是销售问题。塞缪尔采用油轮散装运输煤油，这是他对抗美孚的法宝。同美孚的罐装销售相比，塞缪尔的油确实有着明显的价格优势。但在远东，这种计算成本的公式却行不通。
塞缪尔压根儿没想到，奇怪的东方人竟然宁愿高价买美孚五加仑一罐的罐装煤油，不愿低价买壳牌的散装煤油。实际一调查才发现，那些在他看来没有用的铁皮罐，在工业还很落后的东方人眼里却是宝贝。一旦罐子里的油用完，人们还可以把马口铁皮罐用来做多种用途。
很多时候，空罐子清洗干净，用泥沙和秸秆吸附去除残留的油味，就可以用来做厨房的容器、水桶、鸟笼、鸦片烟杯、手提炭炉、茶叶筛子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这样，时间一长，这种马口铁皮罐已经成为东方平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就是出于这种原因，东方人宁可花更贵的钱去买美孚的罐装煤油，也不愿意去买价钱更为便宜的马科斯散装煤油。
这个调查结论让塞缪尔啼笑皆非。但是，市场就是市场，商家只能按市场的需求来做。马科斯当机立断，先采取应急措施，在苏格兰建立起了相应的制罐厂，很快就租用船只把大量铁皮罐紧急调往东方。
在局势稳定之后，塞缪尔又迅速在位于东方的储油地建立制罐厂，给自己的散装煤油也加上了罐子。既然包装罐是吸引顾客的因素之一，塞缪尔干脆借题发挥，把包装罐做得比美孚更好。
为了与美孚的蓝色罐子相区别，塞缪尔将自己的罐子全部成了鲜艳的红色。由于铁皮罐是在当地生产，所以成本低廉，而且崭新耀眼，不像美孚的罐子经过长途运输变得锈迹斑斑，起码脏污的程度要轻得多。
这样，壳牌的罐子更受当地人的喜欢。不久，标志着壳牌占领市场的红色铁皮罐开始流行，甚至有人只是单纯为了想要个罐子也来买煤油，东方的市场就此打开。
尽管标准石油公司雇有情报人员，这场同时发动的挑战几乎使他们双方全都大吃一惊。标准石油公司迅速对暴发户壳牌石油发动了一连串的反击，企图重新维持全球范围的垄断和“完美秩序”。标准石油公司的做法就是使全世界的石油价格进一步下跌，从而迫使许多小生产者和商人歇业。
1894年秋季，美孚开始全球削价。对于美孚这样的大公司，凭借雄厚的资金，削价可以说是能够把竞争对手逼上绝路的战无不胜的法宝。
很快，在洛克菲勒的操纵下，整个世界的石油市场价格狂跌，许多小规模的石油生产者停业，马科斯当然也受到冲击。
塞缪尔的壳牌石油公司也受到了严重冲击。然而，令洛克菲勒没有想到的是，寒缪尔和他的销售网络，由于拥有日益增强的船队，以及俄国石油的大量供应，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销售站，仍然可以生存下去。
不甘失败的塞缪尔，拒绝了标准石油公司对他的收买，于1897年成立了壳牌运输贸易公司。他自己拥有1/3的股份，他和他的家属合在一起，就能有效地控制这家公司。
不过，壳牌公司在伦敦的总部还是很小的，只有几个职员，由塞缪尔的亲戚管理着业务。它是无法同洛克菲勒的专横组织比拟的。洛克菲勒的这个组织有密布的情报密探网，还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另一个不利的因素是，塞缪尔对石油的勘探或储量一窍不通，他在欧洲的本国市场也从未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标准公司却可以把廉价石油运过大西洋。
尽管如此，塞缪尔作为一个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的精明商人，凭借着他在伦敦取得的丰富经验，尤其是由于他从东方，特别是从日本获得的日益增加的利润，他仍然能使公司盈利。
有了起步的资本，加上果断的不怕风险的抉择，使得塞缪尔的地位一步步得到增强，公司也不断地壮大起来。
与荷兰皇家联手
就在塞缪尔为自己的“壳牌油轮”系统而得意洋洋，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亚洲的中间商对塞缪尔的弃罐装为批卖的做法抱怨不已。他们说：“贵公司的商业活动，完全没有考虑到亚洲人的习惯。标准石油公司的五加仑罐子已经深入人心。五加仑油罐的白铁皮已经成为东方平民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之一。人们把用过的白铁皮罐子敲平，可以做屋顶，还可以用做厨房的容器、水桶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断言，不会有一个东方人来买这种只在油轮上印着贝壳商标、而没有白铁皮罐子的油料的！”
塞缪尔觉得这些亚洲商人说的有理。为了使石油能在东方销售出去，塞缪尔只好在当地制造白铁皮罐。
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逼在了眼前：俄国对罗斯查尔石油销售业的保护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俄国人似乎要限制他们国家以外的油轮在巴库与海参崴之间航行，巴库的外国资本有被驱逐出去的危险。
塞缪尔感到了深深的忧虑：“可以想象，铁路工程肯定需要重油。俄国政府自己要用石油、肯定会把在巴库的外国资本驱逐出去的。事情真要如此，我们必须想办法另外寻找石油的来源了。”
在这种几乎是釜底抽薪式的不利境遇下，塞缪尔没有被风险吓倒，没有气馁，而是积极地寻找对策。他得知荷兰的属地婆罗洲也产石油，就立即去了解情况。这位一直在北方经营石油的产业者，终于决定向南方进军发展了。
1898年，荷属婆罗洲发现了油田。塞缪尔随即作出决断，把公司的经营重心从巴库油田转移到了婆罗洲。
但是，这一次塞缪尔却遇到了较大的挫折，他懂运输，懂商机，就是不懂石油，结果为他的外行决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切，只是因为年轻人做事的轻率。
当时，塞缪尔的侄子在没有进行详细考察的情况下，轻信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保证，花费大价钱购买了油田的采矿权。而塞缪尔又十分信任自己的侄子，对石油生产的不熟悉也使他无法对侄子提出技术上的质疑。
结果，油田买下了，油井也出油了，但是，这个油田的原油，几乎只能炼出重油。而当时的石油市场，销量最大的是煤油，重油几乎没有顾客需要。
壳牌的巨大油田投资，最后只能炼出没人买的重油，轻油的产出比例极低（重油裂解变成轻油的技术很晚才出现）。而且仅能炼出的一丁点儿轻油，也由于燃点高而销售困难，不得不再用来自巴库油田的轻油来调合，才能卖得出去。
这一重大的决策错误，使塞缪尔追悔莫及，但又无计可施。如日中天的塞缪尔和他的壳牌公司面临着破产的威胁。绝望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公司。一切仿佛都已无法挽回。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899年，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强行从土耳其手中霸占了巴格达铁路的建设权，美国和西班牙之间又爆发了争夺菲律宾的美西战争。这些战争给塞缪尔的重油提供了销路。
在当时的情况下，塞缪尔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利用自己的关系游说各国军队的上层人物，终于将重油售出，使公司绝地重生。
度过危机之后，塞缪尔继续为他的石油供应源而努力。这一次，他很精明地回避了自己的弱项。1901年，他和美国的海湾石油公司合作，预订了该公司未来21年的产量，由海湾公司每年以固定不变的价格供应壳牌公司10万吨石油。
这样，来自德克萨斯油田的货源支撑起了壳牌，同时也抢走了洛克菲勒的一个重要合作和贸易伙伴，把壳牌的势力直接打进了洛克菲勒的心腹地带。这些努力，使壳牌公司在度过婆罗洲油田危机后得以持续运行。
安排好了这些重大事项，塞缪尔松了一口气，开始撒手公司事务，而把兴趣转向了他所热衷的政治活动。不久，塞缪尔当选为伦敦市长，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英国上层社会对他的承认和接纳。
就在塞缪尔忙于当市长的关头，来自荷兰皇家石油公司的迪特丁，开始悄悄蚕食壳牌运输贸易公司的业务，原本属于塞缪尔的市场不显山不露水地转移到了迪特丁的控制下。
当塞缪尔的市长任满，荣归公司，企图重操旧业时，他惊异的发现，自己原本强大的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公司原本最大的利润来源，也就是在远东的煤油销售业务，已经逐步落到了迪特丁所控制的亚细亚石油公司手里。
此时，塞缪尔的老对手洛克菲勒借此机会火上浇油，又开始祭起他的削价法宝，并指示他的合作伙伴德意志银行迫使英国人退出整个德国市场。
就这样，塞缪尔由于油源不足，财政困难，终于回天乏术，在1907年向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低头求和，两个公司正式合并。
合并后，新公司被改名为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荷兰人占有60%的股份，英国人占有40%的股份，由迪特丁任总经理。塞缪尔时代就此结束，英荷壳牌开始了新的征程。
1927年，靠石油起家，当了一任伦敦市长，并荣幸地成了勋爵的塞缪尔去世了，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