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生
少年时代，爱好钓鱼，在挖掘和饲养蚯蚓时发现，切断了尾巴的蚯蚓会再长出一段尾巴来，切断了头的蚯蚓会再生出一段头来。当时只觉得环节动物们的这种生物本能现象如魔术一般神奇，而并未多加深究遐想，后来事过境迁，也就淡忘。等到不惑之年过半，快近知天命之年，那正是老九们干校田园生活的末期，我在重新亲近蚯蚓之余，不由得联想起官僚政治来。谁料经过人间和自然一对照，才恍然大悟造化的妙不可言，原来人科动物的官僚政治属这种奇怪的高等“生物”，居然也有“蚯蚓现象”：以首生身，以身生首，且两千余年来累试而不爽。
谓予不信，请看历史。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野心最大的“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专制君主。他统一六国之后，集军政财税大权于一身，始皇帝从此有无上的富、无上的贵、无上的权威和无上的尊严，他的命为制、令为诏，而分受其治权的大小官僚皆得仰承其鼻息，用命受上赏，不用命受显戮。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第一个典型的官僚政治。所谓典型，就是百官不对人民负责，只层层向上级负责，最后皆向最高最大的官僚——帝王一人负责。只要搞好对帝王的关系、对上级的关系，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图其私利，鱼肉人民，形成封建官僚为一方，人民为另一方的对立的格局。所以，只要有了专制君主这个“龙首”，就一定会长出官民对立的典型官僚政治这个“龙身”。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天子也好，地龙也好，换姓何其多也，但换来换去，都有一个与专制“龙首”相匹配的大同小异的官僚政治“龙身”自然地生长出来。
专制君主“替天行道”的最大威势和最高特权所起的这种偶像作用，正是官僚们据以鱼肉人民、满足剥削欲与权威欲的账本。所以，封建社会的大小特权者，必然会设法造出一个最高最大特权者来充当他们特权的偶像。所谓“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这并不是为了什么忠君爱国，或行什么鸟道，而无非是为了方便自己的压榨。君不见，历史上除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大王雄风外，“拥戴”风、“劝进”风，不也刮个不停吗？不但权奸如曹操、伪仁如刘备有众多谋臣将士加以劝进，就是乳臭未干的小儿、弱智低能的白痴、荒淫无道的登徒子，只要他们能起“群龙之首”的偶像作用，也会在一夜之间“黄袍加身”、“登继大统”，当上皇帝或大总统、元首或执政的。
历史上“蚯蚓现象”，没想到在十年“文革”中那样引人注目。
想当初，那几个小帮派，为了当“共产主义女皇”或其他什么“龙首”，把个人崇拜，个人绝对权威或一元化领导体制推进到了多么荒唐的地步；人人挂忠字牌子，个个戴表忠像章，家家立像，户户供佛，条条街道漆成“四个伟大”的红海洋，个个机关树起新式门神或照壁。那个“最高指示”一下达，举国若狂，涕泪横流，半夜三更起来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比对待皇帝的圣旨还要疯魔万倍，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十亿个脑袋一下子不许再有自己的思想。如把这些编一部百科全书，世界上任何百科全书都将黯然失色，自叹弗如其洋洋大观。
从“蚯蚓现象”我们难道不应该得到些什么经验教训吗？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认真克服制造“龙身”现象的动力，即要削弱神化长官意志无所不渗透的一体化倾向和科学、教育、文艺、法制、道德、宗教等皆为政治服务的依附化倾向？同时，是不是应该认真克服制造“龙首”现象的动力？即要反对各级领导凭一己好恶任意“枪毙”、指斥文艺作品、学术观点、科学思想的积习和随便干预党纪国法的执行，甚至知法犯法、执法违法、制法毁法而不受惩处的特权倾向？而产生过超级专制官僚政治的旧人治体制，是不是应该成为改革的首要目标？
当然，个人之言可以不予理睬，但是历史的无情规律不能视若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