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
读《在法国“吃请”印象》（1988年1月20日《人民日报》），知道了不少有趣的事情。比方说，“法国人的吃饭方式，据说在拿破仑时代请客吃饭时，还是牛排、土豆、熏鸡、烤肉一齐上桌，摆得满满的，也是拉开架子吃的。分吃法是后来从俄罗斯人那儿传来的，是‘东化’的结果。”
“东化”这说法很眼生，远不如“西化”一语热闹。如果一定要把接受异民族文化的影响叫做“东化”或者“西化”，那么这种“化”是不可避免的事；至于说到要“全盘”，却是谁也办不到的。各民族在相互交流过程中，都在择善而从，不断完善自己，判不清是谁比谁。取人之长，目的是补己之短，使自己更臻完善，人家的好东西还要拿来，自己的好东西为什么反而要“化”掉呢？
“化”的前提是善，不善，就化不了，至少，是化不久。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为了推行“满化”的发型，曾经砍掉不少人的脑袋。可是随着清朝的终结，辫子也就都剪掉了（辜鸿铭、张勋等人忽略不计）。辫子的寿命甚至比王朝的寿命还要更短一点；清末，传教士进来，留学生出去，也可以说是西化的影响吧，一些清朝的臣民就已经悄悄剪掉辫子了。清王朝从来不曾以强力推广旗袍，可是因为这种服装很能够显出女性体态的美丽，深得汉民族的喜爱，流行开来了，而且并没有随着清王朝而终结。有时看电视里的时装表演，偶尔也可以看到国外的有些时装是吸收了旗袍的特点的。可见“化”的成败，不取决于推行或禁止是否有力，而在于人们的好恶。人们喜爱旗袍，不喜爱辫子，这是皇帝老子也没有办法的事。
清朝以暴力推广辫子，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正好相反，满族入主中原二六七年，倒使它成了接受汉民族影响最多的一个民族。这个现象是很容易得到解释的，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自然界的热传导，热能也是由温度较高的一方流向较低的一方嘛。一种文化能不能被接受，就看它本身的吸引力如何。与是否有武力作后盾是不相干的。既然与征服不相干，接受异民族的文化也就不应该有屈辱之感了。
还有一“化”，却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现代化”。我们天天都在说，也不觉得有什么难解之处。可是仔细一想，还大可研究。比方说，每一个人，难道不都是生活在他的“现代”吗？每个国家，难道不都是存在于它的“现代”吗？已经在“现代”了，怎么去“现代化”呢？看来，这里的“现代”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有它特定的含义。“现代”是指现在世界上生产的先进水平以及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我们要缩短和消除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达到现代可以达到和应该达到的水平，大约这就是“现代化”的意义。择善而化，不问是东方的日本或者西方的欧洲。
我们敢于引进外来的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正好表明我们有坚强的自信心。这里实在用不着神经衰弱。鲁迅说过，我们喝牛奶，是让它成为发展我们身体的营养，用不着担心自己会化作一头牛的。
不能设想让独轮车和手扶拖拉机在高速公路上爬行。社会生活是一个整体，各个方面互相配合。要求道路和车辆、港口和船舶、管理和设备、观念和素质……同步前进，这大约是现代化本身的内在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