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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前，不少中国人都想有个单位。
对于中国人来说，单位是极其重要的。它的重要性，有时不亚于饮食、服饰、面子和人情。两个中国人见了面，如果是熟人，便问“吃了没有”；如果是生人，又没有经过介绍，便多半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在大街上骑车闯了祸，或者到机关里去办事，警察和门卫都会问这句话。如果是女儿带了男朋友到家里来，那做母亲的，几乎便一定要问这句话。单位，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人生存的依据。
单位首先是“饭碗”。一个人，如果在政府部门工作，便是“吃皇粮”；如果在国营企业里工作，便有“铁饭碗”；如果在三资企业工作，则有“金饭碗”。反正只要有个单位，即便不太景气，也好歹“有口饭吃”。单位又是“面子”。一个“大单位”的人，往往面子也大，架子也大，反之则小。如果一个人竞没有单位，就不但没有面子，恐怕还会被视为“可疑分子”和“危险分子”；“他怎么会连个单位都没有呢？”八成是有什么“问题”，这就不能不防着点。单位就是“人情”。两个人的单位，如果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两个人无论是否认识，也都有了“情面”。这时，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提出什么要求，只要不太麻烦和困难，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双方单位的面子上，也得“做做人情”。单位有这么多好处，当然大家都想有个单位。
更重要的是，单位不仅是饭碗，是面子，是人情，而且可以说是“父母”，是“家庭”，甚至是“摇篮”，是“襁褓”。一般说来，国内的单位都有义务和权利，把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喜怒哀乐，都“承包”下来，正可谓“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找到了一个“好单位”，那就简直会“终身”受益无穷。难怪那些做母亲的，要关心女儿男朋友的单位。因为这意味着女儿的“终身”是否确有依托。事实上，单位的“关怀”，一般都惠及配偶的。比方说，许多单位都规定，本单位人员去世后，单位负责其安葬；其配偶如果没有单位，则也会负责其丧葬。这真是“生有所安，死有所葬”，岂非“终身”有靠？
这无疑很好，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赖以生存的“安身立命之所”。所谓“安身立命”，也就是生活有所依靠而精神有所依托。要知道，中国人是不但生前要有依托，就连死后也要有归宿的，叫做“人土为安”。于是，有钱有势如皇帝，便在生前大造其陵墓；无钱无势如平民，则大造其棺材。怕死、讲吉利的中国人，偏偏对棺材“情有独钟”，表面上看匪夷所思，细细一想却大有道理。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固然怕死，却更怕“死无葬身之地”，成为“孤魂野鬼”。而且，一个人，如果死后连棺材都没有一口，则多半意味着他生前也“身无所凭”，“落落如丧家之犬”。狗尚且不能丧家，何况人乎？
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不能“流离失所”。“流”是“流失”，即个体脱离群体；“离”是“离散”，即群体趋于解体；“失所”当然就是人们失去“安身之所”了。
可见“所”就是某一群体。在古代，它主要是家庭；在当代，则主要是单位。家当然是最可靠的。小孩子受了欺负，多半要回家告状；成年人闯了祸，也往往本能地逃回家去。家不但提供食物和用品，而且提供爱情和庇护。更何况，在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家又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就在经济来源和社会心理两方面，保证了一个人的“安身”和“立命”。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会“离家出走”而“浪迹天涯”。这时，他们也往往要寻求一个类似于家庭的群体以为寄托，而这些圈子里的师长和朋友就承担起父母和兄弟的职责和义务。总之，“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不“靠”上他人和群体，心里就不会“踏实”。
于是，当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取代了“家有制”，家庭主要地不再是生产单位，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必须离开家庭去从事各类工作时，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单位看做一个家庭，而“出门靠朋友”，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出门靠单位”。单位最大的好处，就是使我们有了依靠，有了归宿，不必害怕“流离失所”和“死无葬身之地”。
然而奇怪得很，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告别单位”，自动脱离那“安身立命之所”。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得说说单位有什么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