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杨村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火用来点灯，给人以光明，但善于点灯的人入不了正史的列传，而秦始皇用火焚书，却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所以，现在知道秦始皇焚书的人比较多。至于八股也能焚书，前人虽曾论及，但现在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就比较少了。
清朝一位诗人对秦的焚书有过这样的批评：“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这就是说，秦始皇用焚书来统一思想，既没有达到目的，又背了一个恶名。以后的统治者不断地总结经验，办法是更多更巧了。一是禁，不准出版。二是删，如清代的《四库全书》，就把不利于自己的文字整段地抹掉。然而最好的办法还是八股文。自然，发明八股的目的，则是为了消灭读书人的独立见解，读书只是为了代圣贤立言，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求官，而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就安心得多了。
在科举时代，八股文是士大夫猎取功名利禄的一块敲门砖。
读过《儒林外史》的同志都知道，穷得三天没米下锅的范进，一旦用这块砖把门敲开之后，金银田地，丫头奴仆，就会接踵而至。无怪乎范进要发疯，也无怪乎八股文一出世，天下的读书人就都像发疯一样去揣摩它，追求它。
据说，这种文章还是很难作好的。所谓八股，是就其格式而言，起承转合之中，又一正一反，故俗名八股。有的时候每股的字数句数都有严格的限制，行文布局，有固定的框框，是不能自由创造的。文章的题目，又多半来自《四书》，故就其内容而言，八股文又称为四书文。《四书》的注解，一律以朱熹为准，立论推理，也有固定的框框，也是不能自由发挥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就是八股秀才独有的学风。中国传统的讲经世致用的学者，都关心国计民生，是不会不闻窗外事的。
所以，八股最大的特点，就是代圣贤立言，模仿古人的语气，而绝不能有自己的见解；如果别出心裁，言之有物，就不像八股文章了。明末的黄宗羲称八股为抄撮之学——抱住儒家圣贤经典东抄西凑的学问。到了清代，它又博得了个雅号：八寸三分帽子——到处都套得上的。这些意思，翻译为现代术语，就叫做公式化和本本主义。
明清时代的有识之士，大都批判八股和科举制度，认为它不仅败坏学风，消耗人才，而且成了树立门户，结党营私的工具。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此话怎讲呢？廖燕的《二十七松堂文集》做了一个尖刻的解释：原来当时的风气，关于历朝典章制度的流变，特别是关于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学问，都叫做“杂学”，只有八股才算正统，读书人除《四书》和八股以外，皆束之高阁，是一概不读的；既然不读，“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其实，问题还应进一层分析：尽管先圣先贤留下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八股变秀才为学究”，非圣人之言不敢言，非圣人之行不敢行，读书人成了书呆子，治国的理论成了虚无的空谈和不切实用的玄学，本本成了一堆废纸，于是用不着动手放火，圣人的书也就不焚而自焚了。例如前边提到的范进，中了进士，点了学道，但连苏东坡是宋朝人也不知道。道理很简单，因为从《四书》中是找不到苏轼的名字的；至于“国家治乱之原”，“民生根本之计”，那位范进先生更是一窍不通。他只会做八股文，但可惜八股又没有用处。
八股秀才奉孔子为宗师，但依我看来，孔夫子的《论语》就没有八股味道。可见，代圣贤立言的人，未必能读懂圣贤的书，而且往往离圣贤很远。试看孔夫子提倡的不耻下问，多闻阙疑，再思而行，等等，有多少八股秀才照办过？清初的四川学者唐甄在《潜书·自明》中说：“圣人有书，读其书者不能治天下；道在书而非自得也。是故上世无书而道出，中世书少而道明，下世书多而道亡。”事物的道理来源于生活实践，不管有本本，还是没有本本，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着的——此即无书而道出之意。后人对圣贤之书，生吞活剥，照本宣科，或摘取片言只字，使其支离破碎，于是书归书，自己归自己，两者毫不相干，脱离了实际运用的理论，就成为没有生气的死物——此即书多而道亡之意。书多道亡，这些书也就不焚而自焚了。
科举时代的八股早已经成了古董，但八股精神却作为旧国粹的糟粕而长期遗留下来。新旧八股，是一脉相通的。这样讲，难免又有“引古证今”的嫌疑，但马克思的确说过：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惟其如此，我才衷心地希望一切有志于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同志们千万不要用本本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如若不然，那是要适得其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