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是华东师大六〇届的毕业生，比我高五届，可以说是我的学姊。知道她的名字是很早的事：知道她是高材生，知道她很会写理论文章，主要是批判封资修的，知道她因为才气和觉悟被分配到了让我们这些中文系大学生目为神圣殿堂的作家协会，甚至还知道她的一些生活私事婚姻变故。文革过后，连着读了她的几部小说，字里行间看出了华东师大的许多人事景物花草氛围，有一种特别亲近谙熟之感。每读一本还更熟悉了一层未曾谋面的戴厚英，渐渐地累积，识得了惟她独有的爱深沉的恨彻骨的犀利的语言风格和学者式的思辩色彩，包括事事透露出来的压抑不住的纠正不过的偏激。在我们这些毕业于文革前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大学生中，戴厚英是个特殊的例外，但同时又是极富代表性的典范——她的才情和成就为许多人所不及，她的过失和不足又是整整一代所走过的弯路的集中体现。在我看来，她身上的每一点无论是对是错是成功是失败是历史还是现实的，都可以在我们中的许多人身上找到影子。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她的作品最能引发共鸣激起波澜的读者群，恐怕也就是我们。
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我才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和她邂逅相遇。那是一次由上海电视台组织的有关海派丈夫议题的小规模座谈会。我因为在文汇报上对朱学勤博士有关男士家庭职能的某篇文章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于是也被卷入了这一场当时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的纷争。那次会议，朱博士自然在被邀请之列，在座的还有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文汇报的徐性民先生等。我刚一入座，就发现了戴厚英，虽然从未照过面，但我一下就认出了她——或许是在哪本书里看过她的相片，或许更是某种来自于较多阅读思考她的作品的心灵感应。讨论会开得很热烈，诸位先生们侃侃而谈，而戴厚英却静静地坐在后排，始终不发言。一直到会议主持人再三点名催促，她才开了口。完全符合我对她的想象，她一开口就激情奔涌而出。她的话题并不完全粘着在所谓“海派丈夫”的问题上，谈锋极为犀利，对于她认为应该抨击的对象毫不留情。当会议主持人努力拉回话题希望她能扣紧主题时，我看到她不加掩饰地满面布上了自嘲的苦笑。她说：“今天这个会让我来参加实在是个天大的玩笑，因为我没有丈夫，没有这个‘海派丈夫’的体会。但我并不是不要丈夫。我跟所有的女人一样渴望完满的家庭称心的丈夫幸福安宁祥和的生活。但人生并不是完全可以由理想编织出来的，许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有缺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说到这个问题，我最讨厌的是人们把我称作‘女强人’，这一称呼只会拉开被称呼者与身边所有人的距离，扩大生活中的那一份缺损，但愿以后人们不要把这个称呼强扣到我的身上，也不要强加到别的女人的身上，使我们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好丈夫。”她的那一番讲话，论及社会的在我意料之中，论及她自己的却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是因为，我读过她的书，特别是熟读过她那些思辩性极强的议论段落，我可以想见她在那个场合里纵横捭阖咄咄逼人的气度，但是只有在见到了她这个人，听到她谈及自己的苦恼和缺憾之后，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她同时还是一个柔弱的无奈的渴望着得到关爱理解和支撑的女人。
再次见到她是今年年初的事。母校召开了一个关于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的研讨会。我接到的通知是下午一时半在校小礼堂开会。我按时前往，莫名其妙地发现会场内几乎空无一人。仰头遥望会场横幅，确认在此开会无误，又不明白为何如此寂寥，犹豫再三，只得先在门边怏怏坐下。落座以后，才发现会场里角也坐得一人，那就是戴厚英了。我近视眼深，她近视眼浅，我还没认出她，她却朝我走了过来。天冷，她穿着一身红色的羽绒衣，笑吟吟地竟然比几年前的她显得年轻了许多。她跟我一样没有弄清会议之前还有一个很隆重的热闹的仪式：要与大学生们见面，要参加一套丛书的首发式，要签名售书。她只是按照会议通知的要求早早地赶了来，早早地进了会场，早早地坐下静候，并未因会场里几乎空无一人而抽身离去。她的到来和纯如一个好学生般的守时又给了我一个意外。坦白地说，在接到开会通知时，我曾经揣摸过戴厚英是否会来。我知道她在学期间就以“小钢炮”著称，我知道她在当时批判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那次浪潮中所担当的角色，我知道她对自己年少时的这一段历程始终满怀懊悔，我知道一个人在志满意得时喜欢荣归乡里，但认识过失后往事却最不堪回首。华东师大、丽娃河、文史楼，已经满头雪霜曾经受到过伤害的老师们，只能引起戴厚英对自己当年的幼稚轻信偏激盲从的回忆，构成她心底的永远的痛。华东师大培养出了许多作家，功成名就的作家们回母校时大都豪情满怀风度翩翩一肚子的为母校争得了荣光的功臣感，可戴厚英恐怕是个例外。例外的戴厚英恐怕不会来。然而，我的预见错了。戴厚英还是来了，按时来了，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第一个进入会场在角落坐等着，一直等到隆重仪式完毕后涌入会场的师长师兄师姊师弟师妹们的到来。
那次会上，她主动发了言。她发言开首就向在场的钱谷融先生表示道歉。她深情地追忆了自己在华东师大学习的四年时光。她对母校给予自己的知识积累学习方法为人之道多方面的滋养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她措词温和语调平静，满面洋溢着平和的微笑，与我几年前见到的戴厚英判若两人。她发言后不久，钱谷融先生带着宽厚慈祥通达的笑容对戴厚英的道歉作了应答。钱先生像抚慰一个受伤的孩子一样劝慰着戴厚英，表示了对在那特殊年代里一些年轻学生历史性幼稚的谅解，一再强调个人不必也难以完全承担历史的重负和责任，同时也对戴厚英在学术和创作上的双重成就表示了由衷的欣慰。五十多岁的戴厚英在那一刻里完全就像一个听到老师表扬的小学生，脸上布满了羞怯和感激，而七十多岁的钱谷融先生，则笑得就像一尊弥勒佛。此情此景，从此定格于我的脑中。我当时就想，人生在世，很难说每步都能走对走准，干点错事走段弯路，凡夫俗子恐怕都在所难免。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戴厚英那样直面曾经有过的错误，而且在不断地自省和持续地自我批判，在思想和道德的炼狱中淬去杂渣求得人格上的完善，同时又以自己的教训昭示后人避免重蹈以往的泥淖。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钱谷融先生那样，如此睿智如此豁达如此大度地以慈爱之心对待知错能改者。我们中的有些人，不是至今还在文过饰非把所有自己参与过的罪孽往上推往下移往左右赖吗？更有一些人，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对自己所经受过的伤害和委曲耿耿于怀，非但坚持不予悔改者以宽恕，而且还拿定了六十年风水轮流转的宗旨，一旦得势即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怨毒化为行动连本带利地支付给宿敌。相比之下，戴厚英对自己早年的幼稚和错误的真诚的愧疚和反省，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戴厚英是在她的追悼会上。她身遭残酷杀戮头戴假发颈缠丝巾平静地接受着她的亲人朋友同事同学的辞别。她已与世无争，所有的思想终止在那一刻，所有的情感全部冻结在她瘦弱的身躯之内，惟有她留下的数百万字的作品还依然活着。我向她鞠躬时心里想着：厚英学姊，我虽与你并不十分熟识，而你的思想情感又是如此博大丰富难以一言尽说，但有一点我敢说我没有误解你，那就是，在你的一生中，无论做错了事还是做对了事，你都始终坚守着你的那一份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