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的古朴特质同北方诗歌一样，当由审美价值取向决定的。文学同书法一样，都是南北风格迥异，但彼此之间都有渗透，互相取长补短，形成更加完备的风格。如由南朝入北的王褒，既带来了南朝的诗风，又带来了南朝的书风，对南北诗风与书风的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隋朝统一天下，文学、书法都因政治的大一统而趋向统一，形成了南北融合的局面。唐贞观年间国子监设六学，书学居其一；唐又承汉制，以书取士，所开科举六科，书占其一，官员铨选，书法是否合格为先决条件之一。在文学和书法都与功名挂钩的情况下，自然就会促进文学和书法的发展。在唐代，诗人、书家集于一身的更多了，且两方面俱佳者甚众，而前代大多只善一家，较少全才。唐代擅长诗、书者如虞世南、张旭、贺知章、李白、柳宗元、杜牧、温庭筠等，在两方面均成就不凡，可见当权者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容忽视。唐太宗独推大王，追求尽善尽美的书法审美风格，对文学影响也非常大。太宗诗与书都承袭前朝，没有开辟唐音，但他认为艺术“释实求华，从人以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因而必须“节之中和，不系于浮放”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条……这种反对浮华侈丽文风的理论观点，是当时要求斟酌古今、融合南北文风的社会呼声的代表。其书法理论，原则上主张继承王字正统，实际上是以陈、隋书风为基础，发扬中原古法，引导书法艺术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唐人不但在书法领域大胆创新，开辟了与魏晋不同的风格，在诗歌领域更是日臻完善，达到了诗歌史上的一个高峰。唐人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同时能够发扬光大，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拓进取精神。愈往后发展，书法家和文人就愈集于一身，文学和书法的关系也就愈紧密了。诗歌、书法在盛唐都有新变，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两者都出现昂扬向上的气概，二者共同表现出完整的作家人格思想。“吴中四士”、“饮中八仙”等善诗、书者颇多，其文艺思想需综合观之才能完全显现。文人、书家交往得越来越多，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必然互相影响，以书法、书家为题材的诗作也越来越多。书家、诗人俱为名士，身兼二者之人往往更为世所重。盛唐时期的李阳冰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独特，为复古最成功者。自魏晋至初唐，书法虽大兴，但古气渐少。中唐时期，书法、诗歌都走向了复古的路子，而李阳冰则导其先路，书法又一次走在了文学前面。
五、宋元明清时期，书法脱离了文字的附属地位，开始具有独立的审美特性。宋代书法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代书家开创了尚“意”的书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代书法；宋代诗歌也和书法一样，经历了北宋初期的复古运动后，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创立了与唐诗面貌不同的宋诗，这是宋代书法和诗歌最大的相似之处。宋初欧阳修对书法和文学的贡献都非常大，他极力倡导文学复古运动，大力推崇蔡襄，实主要看中的是蔡襄对书法的复古精神，所以才引以为同道。在欧阳修之前的宋人文集中论及书法的极少，欧阳修则改变了这种情况，其《集古录》对书法评论贡献很大。欧阳修书法成绩平平，但由于他站在文坛盟主的地位上提倡新的书风，结果响应的人很多，影响颇大，书法可谓沾了文学的光。他对书法的大量评论，打开了宋人论书的大门。
蔡襄的出现，对扭转五代以来绮靡的书风起了很大作用。蔡襄提倡复古，学习晋唐书法，同欧阳修在文学上的复古相呼应，对北宋初期文学艺术新风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蔡襄虽然不是尚“意”书风的发起人，但他影响北宋良好书风的建立，并且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建树。此时诗人、书家开始再度统一，文学艺术也得以勃兴。苏轼登上文坛，使宋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可以和唐诗分庭抗礼的时代。苏诗对前代的反叛不是很大，但书法上却一反前人，开创了宋书尚“意”的新局面，使书法传统中任情适性的一个分支变为代表社会审美的主流。黄庭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书法应以“韵”为主，而他在诗歌上创立的“江西诗派”则形成宋诗的新面目。苏轼以“意”为主，提倡自由抒写个人性情，全面反叛唐人书风。这时文学的革新已经基本完成，在书法领域同样建立了属于自己时代的风格，北宋的文学和艺术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书法和诗歌的关系也前所未有地紧密，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代。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文学上各有建树，是这个时代文人和书家紧密结合的最好代表，而苏轼集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书法家于一身，也是前所未有的。山谷在书法创作上同东坡风格不同，但在书法审美精神上则一脉相承，都主张展现书家的内在精神，东坡重才气，山谷重勤学苦练，在书法领域东坡似太白，山谷如子美，同二人在诗歌领域的地位很相似。东坡力求在唐人之外另立一家，山谷力求在唐人、东坡之外另立一家。米芾仍然继续苏、黄的尚“意”书风，但在文学上略逊一筹，总体成就已不如前辈。
北宋后期，书家、诗人集于一身者渐少，成就也不如前代，进入了一个低潮。随着国家危机日重，文人反而失去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似乎更醉心于享乐，书法与诗歌成为享乐的一个方面，不值得花大力气去琢磨了。陈师道对黄庭坚的诗歌和书法理论都有所继承，虽然在书法创作上成绩不大，但能和诗歌结合起来，与其文学艺术的观点保持一致。进入南宋，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诗歌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爱国主义诗篇有一定的成就，不过书法却再难恢复昔日的辉煌，更可悲的是书法创作中的进取精神失落了。因为在诗歌中可以充分表达对家国灭亡的感慨和争取恢复故土的热情，而书法因其在抒情方面的隐晦性，使它难以有比诗歌更明确的表达，在创作上落在了诗歌的后边。其实书法更适合表达创作主体的感情，虽然它是隐性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主体精神的缺失，必然使书法创作没有了内在精神的支撑，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朱熹对诗歌和书法的影响都不可忽视。他追求一种中庸的创作，诗歌和书法的个性都显不足，但由于后期皇帝对理学的支持，对时代风气形成了一种指导性的影响。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号称诗歌领域“中兴四大家”，其中陆、范在书法方面成就颇高，是南宋难得的集诗人、书家于一体的人物。书法方面的“中兴四大家”指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朱、张在诗歌创作上同样有一定的成绩。这一时期的诗、书相结合问题值得关注。陆为代表性的人物，他虽然再难达到苏、黄的成就，但也属难能可贵了。陆游的书风和诗风是一致的，他的书法和诗歌一样，寄托着饱受精神压抑而欲一吐为快的强烈感情，在诗歌史上和书法史上都以能提升精神为特征，殊为可贵，否则宋诗和宋书的精神早已衰落。南宋书家有成就者多集中在爱国诗人身上，陆游、范成大、张孝祥等人，都属于诗不能尽达情，溢而为书，是以其书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诗歌一样，是因为有真情实感，而不是空洞、苍白的表达。
南宋后期有成就的诗人和书法家则属罕见，姜夔算是有成就的一个，但可惜气格纤弱，难成大家，不过其书学著作《续书谱》尚有一定水准。南宋末期的诗歌和书法都可以用“气息奄奄”来形容，文天祥算是宋代诗坛和书坛最后的一抹亮色。南宋书法创作走向了低谷，在书论方面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了。
六、辽金元时期有成就的诗人、书法家集于一身者几无。北方书法、诗歌缺乏江南的灵秀，却多了几分厚重与质朴。辽、金与宋之间的诗歌、书法交流都很多，结合地域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总体说来成就不高。
元代书法同诗歌一样，再未能达到唐、宋时水平。在元代，因废除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所以很多文人将精力转移到了书法创作上，此乃元代书画兴盛的原因之一。而且由于书法作为文字的载体所具有的实用性，使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可能抹杀它。由于元代皇帝的赏识和提携，元代书法仍然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赵孟頫居功至伟。元代书论具有与同期书法发展的一致性，基本是以复古为指向。赵孟頫推崇二王，是为复古派，影响非常大，形成了队伍庞大的赵派书家群。赵孟頫虽书法成就比较突出，可惜诗歌成绩平平，难以形成全面的影响。元初的虞集、揭傒斯集诗人、书家于一身，但总体成就远不能和前人相比。元代建立以后对诗歌不甚重视，如废除科举取士等做法，极大地打击了诗歌创作，也使得元代很难出现大诗人，更不要说集诗人、书家于一身的大家了。
需要指出的是，赵孟頫的出现，使书法继宋“四家”和南宋“四家”之后，再次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书法成为涵盖书坛近五百年的楷模。在外族统治下，赵孟頫有意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晋人，既有恢复传统民族意识，也有寻求超脱社会现实之意。遗憾的是，元代以后诗坛虽屡屡提及复古，却没有能出现一位像赵孟頫在书坛这样地位的诗人。赵孟頫的地位和元好问很相似，但元在诗坛的地位远不能和赵在书坛的相比。赵书集晋韵、唐法于一身，唯独宋意较少，他走的是一条“中和”之路，有些形式大于内容。元代诗歌未能出现兴盛局面，反而走向了衰微。金元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低谷，虽然这一时期也有一部分少数民族诗人，但总体成就不高，萨都剌是少有的善诗、书的少数民族文人。从某种角度说，少数民族学书法要比学作诗容易，因为汉语过于复杂，用汉语作格律诗要比用毛笔书写线条难得多。
七、明代前期诗歌同书法一样，都有“台阁体”，统治者的意志对文学、艺术仍然产生很大的影响。科举取士、以书取士，都会直接影响文学、艺术创作风气。“明初台阁体书法与台阁体诗文、院体绘画实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并可视为明代封建社会皇权统治发展至极端情况下的特殊文化现象。”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明后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对明代文学、书法影响都比较大，书家、诗人集于一身且成绩突出者并不多，善书、画者甚众，但诗歌成就高者较少。明代书法同元代一脉相承，复古的思想并未断绝；明代的诗歌同元代面貌则有所不同，明前期强烈的复古思想，前、后七子等人的创作，以及其他各种流派的诗歌，似乎形成了很繁荣的创作局面，但实际上很难超过唐、宋这两座高峰。
李东阳在明初对书法和诗歌的影响都比较大，他主张复古，在《驳何氏论文书》、《再与何氏书》中表达了诗、书都要恢复晋唐古意的观点，对“台阁体”形成了冲击并对前七子产生了一定影响。明初期书法兴盛，创作成就斐然，诗歌却没达到这样的高度。之后“吴门书派”的影响非常大，祝允明和文徵明登上书坛，一扫明初“台阁体”的庸俗之风，成为明代中期书法发展的主流，并将以北京宫廷书家为代表的书坛中心转移到了江南。王世贞不以书名，却写了许多关于书法的评论，主要体现在《艺苑卮言》、《王氏书画苑》、《弇州山人书画跋》中，在书法史上地位类似欧阳修。晚明的个性解放思潮对诗歌、书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哲学到艺术，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解放思潮，文学、艺术进入一个动荡的年代，矛盾、冲突在诗人、书家内心与作品中无处不在。元、明时期诗歌与书法的发展似乎处于一个此消彼长的态势，诗歌走向衰微，书法却相对兴盛。
清代由于同样是少数民族统治，所以经世致用之学充满危险，学者大都转为考据之学，引发了新的技法和审美追求，碑派书法应运而生。清代出色的诗人兼书法家更少了，文字学兴起，有回到先秦的味道。学术和艺术、诗歌的发展往往是不同步的，清人重视学术，学术风气的转变深深蕴含着汉族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恨与文化忧患意识。有清一代作为“中国古代诗史集大成的总结时期”严迪昌：《清诗史》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页。，诗歌创作依旧很发达。诗人在社会巨变中、生死波谷间思考着社会、人生，内心激荡与外在环境压抑的冲突时有展现，使清代文化体现出一种多元的、复杂的面貌。
明清时期才子很多，能书善画、善诗者甚众，形成十分发达的文化现象。龚鼎孳书法属于明末帖学一路，同钱谦益、吴伟业称“江左三大家”，是诗、书俱佳之人物。翁方纲是清代诗人和书法家集于一身的代表人物，他的审美标准是当时占主流的帖学眼光，但同时他又是碑学研究的主将，在帖学与碑学的转换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郑燮是清代书坛最有个性和真情的书法家。书法越来越走向学术，个性也就越来越少，清代碑学走向完善，也就掩盖了书家的个性。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清代唯一的以碑学观点为指导思想、对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论述的书法理论著作。但遗憾的是，明清时期号称“才子”之人甚众，但再也没能出现像苏轼、黄庭坚这样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