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桢（？—公元217年）字公干，东平宁阳人。曾任曹操丞相橡属，其后曹丕立世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甄女幼时喜欢读书，视字辄识，常用诸兄笔现，貌美亦能诗。坐中众人咸伏，而刘桢独平视，可见桢之傲气。刘桢的诗流传下来的不多，其中写得最好的是《赠从弟》：“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表现了诗人的真骨凌霜，高风脱俗的品格。
介绍完“七子”的身世后，曹丕接着评价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说他们七个人学习都很全面，写作时不借助已有的文辞，都以为自己能驰骋良马，日行千里，且“齐足并驰”。像他们这样相互佩服、文人相敬，是很难得的。而后述说“七子”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王粲长于辞赋，徐干的作品舒缓，足以和王粲相匹。曹丕例举两人的作品，则后说：虽然张衡、蔡邕那样的高手，也不过如此。可谓对粲、干评价之高。对陈琳、阮瑀，说二人的章、表和书信，公文，堪称是第一流的，算得上是杰作。应玚的文章平和不雄壮刘桢的文章雄壮但不严密。最后谈到孔融。孔融因触犯曹操被杀，而曹丕并未埋没孔融的才气，说“孔融体气高妙”，文章的气韵。风格有过人的地方，但是他不善于立论，以至于有时出现嘲笑戏谑的东西。此处曹丕不宜点明孔融“嘲笑戏谑东西”指的什么，为使读者明白曹操为何杀孔融做以下简述。
曹操杀死孔融后，颁布了一道《宣示孔融罪状令》：“太中大夫孔融即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弥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遇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孔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曹操杀孔融可以说用尽心机，无论是罪状，还是曹操下达的宣令，只字未提两人不同政见和书信辩论，而紧紧抓住孔融诽谤朝廷“违天反道，败伦乱理”的言行，告知天下，吾杀孔融不是私人之争，这就使圣人后代，公然在父子的伦理上大反儒家学说的罪恶公之于世，使孔融威信扫地。
气质（个性）决定风格
才干决定表现能力
《论文》第三部分是说作家的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同样是作家，而表现能力不同？
原文如下：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前两句是说远近距离、时代早晚应以时代为重。“向声”指声高不要虚名，要实事求是。“书论”指文书、公文体的文章，要富于理论逻辑性。“铭谏”，铭指碑铭一类，刻写在物体上的字迹、标志；谏指衰祭文，记述死者德行的文体，表示对人生前事迹的表述和悼念、这类文体应当不虚假。“诗赋欲丽”诗词歌赋一类的文章，应当清新秀丽。这四类文章因文体不同，都能写好的人不多，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无所不通的人才能把它们都写得比较好。
文章的风格，主要是由作家的气质决定的，也就是作家的个性，清扬上升或浑浊下沉。情绪表现出高潮和低潮、不同的个性表现出不同的风格。至于表现能力，则由作家的才干为主要因素，“不可力强而致。”也即是说才干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表现能力。
这就比如音乐，“巧拙有素”。“曲度”、“节奏”指一首曲谱所规定的音调高低、快慢，引申为弹奏音乐的优劣，是由音乐规律技巧决定的。至于吹奏乐器、歌唱家、戏剧小演员，则由引发的中气，也就是丹田之气决定的，这完全取决于平时的素质修养。这种素质技巧，虽然有的在父兄身上具备，却不能“遗子弟”，也就是说无法强加在子弟身上。是说这种素质技巧是无法遗传的。正如汉人桓谭在《新论》中所说：“唯人心之独晓，父不能以禅子、兄不能以傲弟也。”
人才培养不决于先天
决于后天的艰苦努力
在曹丕的《典论》中，对前代帝王的论述重要的至少有三篇，其中《周成汉昭论》就是他评论帝王的系列文章之一。
古之帝王妻妾众，生子女亦多，曹操亦妻妾成群，已知姓氏者就有十五人。为其生儿子二十五人，女儿知名者有七八人。在曹操的儿子中，能够有资格立为世子的，只有被立为正室的卞夫人所生的曹丕、曹彰、曹植，和他们同父异母小弟曹冲，曹丕为争夺魏王世子，他与众兄弟明争暗斗，费尽心机，从他的评论帝王典论文章中，可以窥视他的内心世界和成功的秘密。
《周成汉昭论》原文如下：
“或方周成王与汉昭帝，佥高成而下昭。余以为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禀贤妣之胎海，周召为保傅，吕尚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仁义之声，所谓沉渍玄流，而沐浴清风者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犹启诸《金滕》，稽诸国史，然后乃悟。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滕》之教言，岂不暗哉！”
曹丕是说有的人用周成王和汉昭帝做比较，“高成”赞美成王为高，“下昭”而是贬低昭帝为下。我并不这样认为，成王虽继承了其父武王，“上圣”的气质，“贤妣”禀承其母邑姜的胎教，但主要是有“周、召”马师傅、“吕尚”做太师的保护。周即武王之帝周公旦，召即为召康公亦为召伯、吕尚姓姜名望，通称为姜太公、兵书《六韬》传其所著。成王年幼，这几个人都辅佐他灭商、击败武庚、并建筑了洛邑（即洛阳），作为统治中原的中心。曹丕的意思说，成王从能开口说话，从能走路都是靠别人指导，等于是沉浸在帝王恩泽里，沐浴在王室的春风中。
而汉昭帝虽也年幼即位，在位11年，离世时才21岁，由霍光、桑弘羊辅佐，但他下令屯田，改善民生，派兵击败了匈奴乌桓。而不像成王，轻信谣言，诽谤周公，幸亏周公留下历史记载，装在“金滕”内，指盛金属的盒子中，成王下令开启了盒子，看述历史记载后，才消除了对周公旦的怀疑。“岂不暗哉”，这难道不够愚昧糊涂吗？
而后，曹丕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又进一步的说：汉昭帝幼年时的教养，由他姐姐盖长公主担任，身体不承继先人的气质，（他的前任戾房太子即武帝子，因兵败逃亡而自杀）出生也没有良好的胎教，师父也没有周公那样忠心的素质，而在霍光等人辅佐后，昭帝性格和品德逐渐一致，行为与礼节相符。在他14岁时，便早慧成熟，发觉燕王刘旦上书欺诈，保护了霍的忠诚，使他辅政西汉前后20年。
曹丕在与几个兄弟争夺继承人位置，之所以能终成大器，开一片国土，统一魏国江山，封建伦理的“立嫡以长”，固然是一个客观因素，而他自己的坚忍不拔意志，研究古代帝王的修养和自己德行的表现则起了主导的作用。
天地交而万物通
上下交而其志同
此回题目，乃是曹丕《交友论》中的两句。其原文为：
夫阴阳交，万物成；君臣交，邦国治；士庶交，德行光。同忧乐，共富贵，而友道备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此观之，交乃人伦之本务，王道之大义，非特士友之志也。
意思是：天地间阴阳交融，万物才能以生成；君王与辅臣交融国家才得以治理好；官员和百姓交融，才能避之贪腐。树立高尚的品德。“士庶”之间才能同呼吸，共命运。这样交友之道理就成立了。正如《易·泰卦》所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易”即周易，泰卦乃占卦之一种，在宗教迷信的外衣下，“周易”保存了古代人类朴素辩证法的观点。
“人伦”即人类。《荀子·富国》篇说：“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荀子名况，战国思想家，赵国人，存有荀子33篇，是孔子后最博学的学者，主张全面的看待事物，一隅不足以举之，只看到局部是不够的，不能以一叶障目。
曹丕为了阐述自己交友的理念，在此论中还写了一篇名为《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的论文。西汉有一宫殿，名曰白虎宫论名由此而来。汉章帝刘旦在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汇集学者于此，讨论了“五经”的同异。五经乃儒家学说的经典，指《书经》、《诗经》、《礼》、《易》、《春秋》五部书，是古代中国的历史资料，封建社会统治的教科书，宣传封建宪法理论的根据。
讨论会由典校秘书班固负责纪录，并命他撰集成书，实际上是对五经异同讨论的结果，其书多引古文、兼谦纬之论。
曹丕在他的论中说：交结朋友的道理有四个方面，亲近的就纠正他，疏远的就称赞他，快乐的时候想到他，患难的时候可与他共死。他引用扬雄的话说：不一条心的朋友只是表面的朋友。我因此知道了交结朋友的作用，交融确实是人类的根本事务。
曹植在文才上确实优于曹丕，但在政治斗争方面却不是曹丕的对手。因此朝廷里不少官吏早已有心依附于曹丕门下，曹丕看重的是那些明于政治韬略，而在朝掌握实权的人士，支持曹丕为世子的有贾诩、崔琰、吴质、桓楷、司马懿等。面对曹植争立的威胁、曹丕求教于深有谋略的太中大夫贾诩，如何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贾诩推心置腹的告诉他，待人要宽厚仁德，奉行简朴勤勉的精神，朝夕兢兢业业，不要违背做长子的规矩。曹丕听了他的话，时时注意修养，不断提高，使曹操对他的看法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