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是清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摊丁入亩政策的实行，废除了汉以来的“人头税”，此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农民的人身自由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地主的赋税负担相对加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兼并；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总之，摊丁入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的经济特征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经济方面，刺激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农民手工业者大量破产；西方列强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进行早期资本输出；沿海和长江流域直接受到列强经济入侵，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鸦片战争在粉碎中国自然经济的同时，也斩断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造成中国民族工商业长期发展缓慢。
商战论
商战论是以郑观应为代表的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革派提出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思想。郑观应将外国资本主义对外侵略的方式和手段归结为“兵战”、“商战”、“传教”，他认为商战因其隐秘性而更具威胁性与危害性。“商能灭人之国”。因此，为了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商战应与兵战同时进行。在具体做法上，郑观应主张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应该在政策上支持和配合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商战思想是经济方面抵抗外国经济侵略的体现，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影响很大。
实业救国论
实业救国论是以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以发展实业作为救国救民为主要手段的经济思想。实业泛指农、工、商、交通等业。实业救国论主张通过改革走上资本主义社会，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有影响。但是否定采用革命手段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根本行不通。
棉铁主义
棉铁主义是张謇实业救国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以发展棉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来振兴实业。张謇认为，优先发展这两种工业能“操经济界之全权”，可以大大减少中国对外贸易逆差。棉铁主义并不仅仅是创办实业的指导思想，而是一种超越重商主义统揽全局的中国工业化宏伟发展战略，对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中国工业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储蓄溯源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有“储蓄”一说，《盐铁论？力耕》中记载：“丰年岁登，则蓄积以备缺乏。”由此可见，当时的储蓄指的是积存谷物、畜生之类的实物。西汉时期，储蓄逐渐由实物转为金银和钱币，民间出现一种叫做“扑满”的储蓄工具，存满钱的瓦罐要扑破后方能取出钱，相当于今天儿童的存钱罐。当时另外一种储蓄方式是“窖藏”，就是将金银、钱币放在坛罐内，封好后藏起来，这种储蓄方式一直流行至解放前。唐代经济空前繁荣，大城市里出现了商人开办的“柜坊”，这是我国最早的专门办理储蓄的机构。它经营的业务主要是：保管客人金钱财务，收取手续费，客户需要时要凭券或约好的信物。宋元之后，“柜坊”扩大为钱庄、银号、票号等，成为大型的信用机构。光绪年间，我国开设了第一家商业性质的银行，名为“中国通商银行”，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成为我国第一家以储蓄为主要业务的国家银行。
徽商
有句民谚说：“无徽不成商”，意思是安徽商人会做生意。历史上的徽商，指的是明清时代徽州府籍尤其是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6个县的商帮集团。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纪载，唐宋时期出现了有巨资的徽商，明代中叶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明成化、弘治年间还形成商帮集团，至清乾隆、嘉庆时期达到极盛，营业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经营行业与资本至盛，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之首，徽商的足迹甚至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主，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而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在长期的商业经营中，徽商逐渐形成“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商业理念。
晋商
晋商首创中国历史上的票号，“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清末民初衰败。中国古文献多有晋商的记载，至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初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许多商人甚至能说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等多种语言。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晋商在长期的商业贸易中，对中国金融贸易史作出很大的贡献。晋商资本的发展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晋商还注重提高职工业务素质，举办商人职业教育，开创我国职工学院先河。另外，晋商还首创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表现了晋商敢于开拓创新的风姿。
富商巨贾
康百万、沈万山、阮子兰因富可敌国而被民间称为“三大活财神”。康百万是清末的中原首富，土地商铺遍及山东、陕西、河南三省八县，真正做到“良田千顷”，有“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近是康家田”来形容他的财富。康百万原名康应魁，慈禧太后逃难时节路过康百万庄园，康家花费几百万两银子捐赠朝廷，慈禧特封“康百万”。沈万山是元末明初南京富翁，拥有的财富之多惊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富甲天东南”、“后湖中地，乃其花园”，《明史》中的马皇后传、王行传和纪纲传中都提到了他。关于他的轶事和传闻的笔记就更多了，连朱元璋扩建城廓都要求他共同分担，由于财力的作用，比明政府还提前三天完工。阮子兰则来历不明，只知道他同康应魁同属道光年间的“活财神”。
“老板”的由来
从现有资料看，“老板一词”最早出现于京剧界，第一位被称作老板的是程长庚称大老板。之所以称为“老板”，据推测，“老板”的本意指的是最初的版本，“大老板”可引申为“最权威的样本”，京剧鼻祖程长庚被称作“大老板”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演变为管理者，是因为京剧班的体制是名角挑班制，这样名角老板就成为班主，自然就有了管理和经营的权利。这样，“老板”一词就扩展到各行业的首脑。最早使用现代意义上的老板出自于《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四回：“一家鼠货店的老板来了……”也有人认为，工商业中的“老板”与京剧里的“老板”毫不相干。“老”代表着敬意；“板”即“闆”，从门从品，而品直到品物、器物，会商店意，店也总是有门的；“老板”一词就成为商业中的权威和管理者。
“钞票”的由来
我国是最早发明是使用纸币的国家，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但古称一般是交子、会子、宝钞等。至于“钞票”则是近代以来的叫法，关于该词的起源，学术界尚有政论，较有影响的是以下三种：“钞票”因历史上纸币称“钞”而得名，千家驹、郭彦岗合著的《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等经济学著作认同此观点。“钞票”是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合称，这种见解影响颇广。修订本的《辞海》中对“钞票”辞条解释就是如此。“钞票”源于户部官票，这是近年出现的见解。主要根据是咸丰三年三月刑部尚书德兴等人的奏述，里面将户部官票称为“今新行钞票”。而且此种说法认为，户部官票发行早于大清宝钞，否定了“钞票”是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合称的说法。
钱庄小史
钱庄是古代金融机构，类似于现代的银行。“钱庄”一词首见于《清高宗实录》，福建巡抚周学键奏称：“但铺户奸良不易，应饬各州县查明该处钱庄若干，钱铺若干，造册。”自清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钱庄和钱铺并没有明确说明有何不同，一般来说钱庄的规模要大于钱铺。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始对钱庄下定义，1931年版的施伯珩著《钱庄学》里对“钱庄”一词作这样的解释：“钱庄者，有无限公司之性质，以独资或合伙组织，均依自己之信用，吸收社会一方之资金而贷诸他方，以调剂金融界之需要与供给，及以货币为交易之企业也。”钱庄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大城市，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的银号与钱庄性质相同。
最早的地方海关志
《粤海关志》是我国第一部地方关志。早在1685年清政府就设置了粤、闽、江、浙四大海关，其中以粤海关地位最重要。随着广州外贸的发展、洋人活动的频繁，编著海关志势在必行。1836年，粤海关设立了“粤海关志局”专门编撰粤海关志，历经三年终得完成。该书共30卷，提供了系统而全面的中外通商史料，数据详实。记载了西方殖民者尤其是英国侵略者的大量侵略活动，也反映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体现了荟萃严禁派的奏章和道光帝的禁烟言论，对研究鸦片战争前中外关系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公认。
最早的商法
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商律”是我国最早的商法。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强迫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并要求颁布商业法令予以保护和限制。直到1903年3月，光绪帝才下旨订商律，此事由载振、袁世凯、伍廷芳主持。三人立即组织人力，将各国商法择要译录。7月商部成立后，伍廷芳任商部侍郎，12月，“大清商律”正式由商部颁布。大清商律共1008条，包括总则、商行为、公司法、票据法、海船法等。由于这部商法是在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协助下采用日本法制而完成的，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各地商会提出“商法调查案”，尚未给出结果，清朝灭亡，这部法律就胎死腹中。
最早的海外金融机构
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获得了在华的更多权益，而中国却没有一家银行在海外有分号。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合生元经理人贺洪如带领合盛元票号积极与在东北的日商、俄商竞争，而且抓紧时机向国外发展。1907年，合生元在日本神户设立了合盛元神户支行，成为我国第一家海外金融机构。合盛元票号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不惧风险，远渡重洋，在国外设立支庄，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也为当地的留学生、海外侨胞予汇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军阀混战时期，合盛元宣告歇业。
中国第一商会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由商务大臣盛宣怀奏请政府获准，设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受商务大臣盛宣怀委任总理，周晋镳、毛祖模任副总理。公所制订六条章程，其宗旨为“通上下，联群情，除利弊，定规则，追捕员”，“内以处分华商之争端，外以对付洋商之交涉，联络商情，挽回利益”。地址设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五昌里。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国内首创，故称“第一商会”。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遵照商部颁行《禀定商会简明章程》的规定，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
四大药都
中药在长期的发展中产生了独特的医药文化，形成了著名的四大药都，分别是安徽亳州、河南禹州、辉县和河北安国，也有说成都荷花池中药专业市场也是我国四大药都之一，江西樟树也有“南国药都”之称。安徽省西北部的亳州素有“中华药都”之称。自3700多年前亳州建城，到汉代名医华佗的影响，明、清时期亳州就是全国四大药都之一，亳州城真是药商云集，药栈林立，药号巨头密布。河南禹州有“中华药城”之称，禹州以悠久的中药材种植、采集、加工历史，以加工精良、遵古炮制著称，有“药不到禹州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之说，明朝时期，禹州就是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历史上的神医扁鹊、医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邈等都曾在禹州行医采药、著书立说。
河南辉县有600年百泉药交会的历史传统，有“春暖花开到百泉，不到百泉药不全”的说法。辉县位于苏门山南麓，自隋代以来古庙会兴盛，明洪武八年（1375）借古庙会进行药材交易，正式形成了百泉药材大会。发展到清代已“商贾云集，南北药材具备”。河北安国古称祁州，历史上与河南禹州并称为“南禹州、北祁州”两大药市，因药业繁荣而闻名全国及东南亚，素有“药州”之称。安国药材交易始于北宋，千年历史造就“草到安国方成药，药到祁州始生香”的美誉。
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
1689年8月27日，俄罗斯全权代表陆军大将戈洛文和清王朝全权代表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国舅佟国纲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定《尼布楚议界条约》。
这是大清帝国同西方国家签订了第一份正式平等条约，主要内容有：1.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的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外兴安岭岭南属于中国，岭北属于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2.雅克萨属于中国，拆毁雅克萨城，俄人迁回俄境。两国猎户人等不得擅自越境，否则捕拿问罪。十数人以上集体越境须报闻两国皇帝，否者依罪处以死刑。3.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4.双方在对方国家的侨民“悉听如旧”。5.两国人带有往来文票（护照）的，允许其边境贸易。6.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尼布楚议界条约》有满文、俄文、拉丁文三种文本，以拉丁文为准，并勒石立碑。碑文用满、汉、俄、蒙、拉丁五种文字刻成。
中俄尼布楚条约遏制了俄国向东方的侵略扩张，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中方一般给予它正面的评价，而俄方一般认为后来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才是真正的平等条约。
《穿鼻草约》
1841年1月，英军突袭珠江口沙角、大角炮台。琦善一面下令撤退炮台守军，一面立即派鲍鹏去穿鼻洋向英军求和。1月25日，琦善擅自与英军首领义律签订《穿鼻草约》。《穿鼻草约》的主要内容由：1.割香港给英国，赔款六百万银元，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2.英军撤出沙角、大角炮台，归还定海。由于广东巡抚怡良向道光帝揭参琦善，清政府不承认此条约，琦善被逮，谈判停止。
中英《南京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