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在2005年10月由中国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安徽马鞍山市举办的首届中国诗歌艺术节“诗的民族性与当代性相统一”论坛上所作的主题发言。原文发表于《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1辑。）
中国首届诗歌节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一百多位著名诗人与诗歌理论家齐聚一堂，在马鞍山这样一个具有悠久而深厚的诗歌传统的城市，在这样一个有着诗情画意的山水风景的城市，主办这样的活动，其影响一定会超出诗歌本身。因此，我愿意出席这次诗歌节，并在诗歌论坛上发表自己对诗歌民族性和当代性的意见。
一、诗的民族性问题
什么是诗的民族性？我认为所谓诗的民族性，就是指诗歌作品中所生存并发展着的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个性、文化传统及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它既具有一种稳定性的结构，也具有一种流动性的性质；也就是说民族性是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发展才形成的，并且还处于不断地运动与变化之中。中华民族在伦理道德观上的尊老爱幼、父严母慈、夫唱妇随，女人的正道是讲贞洁与专一，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行为规范，男人的正道是走仕途科举而追求功名利禄，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当然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一面；中华民族在哲学观方面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人有恶行必遭报应，在审美理想上的和谐与静穆，在思维上讲究以直觉与直观的方式、善于从整体上把握一个事物，以形象的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等富于美学特征的方式而非逻辑的方式呈现世界等，在艺术风格上讲究含蓄与蕴藏、品位与境界等。在上述的这些方面，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是并不相同的。这就是民族性的一种具体化，或者说所谓的民族性就体现在这样一些现象上，从这样一些现象上可以得到生动而形象的说明。
当然我们要探讨的是诗歌的民族性，但诗歌的民族性不可能离开整体上的民族性而生存和发展。诗歌的民族性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一时好像也无法讲清楚。
在此，我主要想从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个性来谈。
具体到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个性，我认为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讲究格律，即平仄与韵律。唐诗、宋词、元曲等是中国格律诗的高峰，唐诗里的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宋词和元曲里为数众多的词牌和曲牌，都要求诗人的抒情写意应当在一定的规则之内来进行，以造成曲曲折折、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什么是诗歌中的“格”？所谓“格”就是诗歌中行与行、节与节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形成一首诗在总体上的艺术格局。唐诗中的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好像是不分节的；而到了宋词和元曲的时代就分节了，大都有上片与下片之分。什么是“律”？所谓“律”即韵律，包括句中之韵和句尾之韵，还有行与行之间的平仄相协，并讲究对称性的结构之美。有人笼统地说中国古诗都讲究对称之美，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讲对称之美的只是诗中的主体部分，中国古诗中也有富于参差之美的作品，如李白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长长短短、高高低低，似乎是没有对称性的艺术形式的存在；《诗经》和《楚辞》
中的多数诗，都是一种自由体，那个时代还没有形成诗歌的某种特定的格律，因而有其错落之美。中国古典诗词在主体上是讲究整齐与对称之美，这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但无论如何，格律是中国古诗最讲究的一个要素，中国人的才情和智慧，在这一点上是得到公认的。中国古典律诗的形式，是在沈约“四声八病”之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形式到唐朝达到顶峰，到宋、元又有新的发展。
这是一种基本的艺术事实，也是构成中国诗歌艺术民族个性的首要因素。西方诗歌虽然也有许多格律体形式，如众人皆知的十四行体，在格与律方面都是十分讲究的，但西方诗歌还是以自由体为主体，当然，在各个国家与民族，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
二是讲究意象艺术。中国诗人由于汉字思维的特殊性，善于以直观、直接的方式把握世界与表现世界，因而特别讲究在一首诗中创造新颖独特的意象，并以此来抒情达意，并且往往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东坡的《赤壁怀古》、陆游的《钗头凤》等都是如此。什么是意象？意象即诗人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融洽，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生命体，是诗歌艺术表现中的一个基本的元素，是诗歌艺术建构中的一个最小的单元。（关于意象的本质，请参见拙著《现代诗的意象结构·本体篇》“意象的本质”一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我们从许多诗作中意象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可以发现意象的表现力是非常之强的。
一首诗，往往可能因一两个意象而生气盎然、诗意叠出；一首诗，也可能因为缺少一两个意象而生气消散、毫无诗意。正是因此，20世纪初美国有一批意象派的诗人如庞德、王红公等人，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象艺术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写了《在地铁车站》等一系列诗作，推动了英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展开。中国诗歌作品含蓄深致的艺术风味的产生，与这种艺术之维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
三是语言的准确、简洁、精粹、典雅。汉字是目前世界上还在使用的一种象形文字，表现了中国文化具有一种相当顽强的生命力，而其它象形文字都消失了，无影无踪了；与此相应的汉语言也是世界最优美的语言之一，这可能还没有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同，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东方语言的重大价值与意义的。
法国人说他的法语之美为世界之最，英国人说他的英语之美为世界上之最，其实都有点自夸之嫌；法语是以音韵之美著称，英语是以表述严密著称，而汉语特别是古汉语兼有这两种优势，既有音韵之美又能充分地表情达意，兼具准确、简洁、精粹和典雅的特点。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讲究对动词的选用，讲究对色彩词的构建，讲究词组的灵活机动，前后左右是可以调换的；同时，中国古典诗词讲究用词的书面化与文化气味，用典、夸饰都讲究法度；从表面上看，中国古典诗词之语言表意是模糊的，其实对于诗意的表达来说是相当准确的、富于表现力的。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确有一字不差之功，比如对动词的讲究，“空里流霜不觉飞”之“流”，“愿逐月华流照君”之“逐”；也特别讲究色彩词，比如“滟滟随波千万里”之“滟滟”，“汀上白沙看不见”之“白沙”。可惜中国古典诗词所拥有的这种美的语言，在我们的新诗中却基本消失了。
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个性也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理解，根据我读中国古典诗词的感受，我认为最主要的就表现在以上三个方面，并且在这三个方面往往是统一在一首诗歌作品中的。以“意象”艺术为核心、以“格”与“律”为限制、以“语言”的选择与经营为手段，使中国古典诗词立于世界诗歌之林而不败。
这也许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东方不败”的神话。
二、诗的当代性问题
什么是诗的当代性？所谓诗的当代性，是指诗歌作品中存在的一种现代倾向，即反映出当代人的精神风貌和心理形态，同时也体现出诗人在艺术上的一种新探索以及这种探索所产生的新的因素。我认为当代性是一种没有终点和稳定性的东西，并且没有自己的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它总是处于一种发展与变动的形态之中。这种当代性，按一般人的理解，是从本民族的文化对外来文化思潮的吸收与演化中来，其实我认为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中，也可以自觉地产生一些当代性。当然，从中国新诗来说，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潮的影响，给郭沫若的诗带来了一种“20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对李金发、沈宝基、王独清等诗人诗作产生影响，使李金发的诗中存在着一种对于“丑”的发现，以及以一种凄凉的人生情态对于现实进行批判；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艾青的诗产生了影响，使其诗有一种广阔的忧郁感和鲜明的色彩感。这些东西我想主要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从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产生出来的。
然而，从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中也可以产生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当代性，如余光中的一些诗歌中在“格”与“律”的建构方面，就广泛地采用了唐诗与宋词所建构起来的艺术要素，如《民歌》、《乡愁四韵》等；而戴望舒的《雨巷》中对“丁香空结雨中愁”的化用，也尽可能地表达出了一种现代人的忧思。这些诗里生成的当代性是从古典诗词中产生出来的，但它和古典诗词已经完全不同，已经具有一种新质，只不过这种新质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可以得到说明的，它与在外国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当代性有很大的区别。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所谓诗的当代性，主体部分还是来源于外来诗潮及文化思潮之先锋精神，来自外来文化及思想之前沿探索。20世纪西方文化中那种探索的精神、反叛的气度和前倾的艺术姿态，传进中国来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激相荡，于是产生了种种变异，使我们的诗歌得到了改造，能够从容自如地表现当代人的生活和情感。当然，由自我的变异而产生新质，也需要外来文化的滋润。因此，诗的当代性要求诗人敞开自己的胸怀，不拒绝和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不拒绝和排斥人类共同的文化财产，不排斥外民族诗歌在艺术表达上的种种智慧。文化本无优秀和粗劣之分，却有强势和弱势的差异，只要勇敢地面对当代世界文化大潮，与欧美的诗人平等地对话和交流，我们就会自然地对诗歌以及所有的文化艺术有一种现代的理解和当代的眼光，那我们所创作出来的诗歌作品，自然就会有浓厚的当代性。
一个民族的未来系于当代性，一个民族的诗歌的命运也系于当代性，这也许就是此次会议提出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的真正理由。其实，就像诗的民族性一样，作为一个诗人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对此有多么深刻的理解，然后才去从事诗歌写作。只要有这种意识，能够认识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民族性，也认识到西方诗歌的民族性，并且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进行思考与选择，就会让自己的诗歌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当代性。民族性与当代性的统一正是我们杰出的诗人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标。
三、民族性与当代性统一的形态
能够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将民族性与当代性统一融合者，乃有可能成为一代大家。作为学者，我们也许对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上的作家作品中所存在的民族性和当代性更感兴趣。我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诗史，就是一部民族性与当代性既矛盾又统一的进化的历史。从20年代诗的新旧之争，到30年代诗的格律与自由之争，再到40年代诗的传统与现代之争；从50—60年代诗的古典与民歌之争，到80年代朦胧诗的讨论，再到90年代以来关于诗的先锋之争，其实质都是诗的民族性与当代性之争。民族性与当代性也许是一对天然的天敌，它们往往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一方面认为诗的民族性是诗的根本，好像诗写出来不像本民族的东西就没有任何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诗的当代性是诗的命脉，好像诗写出来没有当代性就没有任何创新。两个方面的意见都是对对方的一种否定，并且往往总是采取一种决然的态度。而我认为这样的争论虽然可以引起人们对新诗命运与前途的关注，而其实针锋相对的争论是没有必要的。诗人有没有必要关注那些空头的理论家的意见？诗人有没有必要参与其间？诗人应当以自己的诗歌作品说话，而不是以理论说话；就像有的人认为自己是诗坛的领军人物，可是他靠什么东西来领军呢？难道是靠自吹自擂吗？在诗人的诗歌写作中，民族性与当代性的确也是难以处理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就只能是小家小气；处理好了，则可能是大家气魄、大家手笔。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观看20世纪的中国诗史，我们可能会赫然发现凡是没有将民族性与当代性处理好的诗人，其作品都是有缺陷的，其艺术生命力的永恒性会都是受到影响的。像田间、李季、阮章竟等所谓从前的著名诗人，像黄声笑、王老久、习久兰等工人与农民诗人，虽然他们的作品可能具有一种时代性与社会性的意义，在当时可能引起过一些批评家的关注，但在他们的一生中由于很少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作品往往都一致地缺少一种现代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现在来读他们为数不多的作品，就是包括他们的代表作，往往都过于简略、单一和平面，因而其生命力是相当有限的。如果一个诗人没有当代意识，没有与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愿望，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外国作家与作品，那他的创作就很难进入当今人们的阅读视野。这种狭小的艺术选择就预示着诗人艺术生命力的缺失。
另一方面，像台湾诗人洛夫的早期诗作，20年代李金发、王独清等早期的诗，由于对本民族的东西缺少关注，而又过于欧化和虚空化，无论其精神与形式都比较单一，时空意识也不够强烈。这一批诗人诗作的艺术资源完全来自国外，对于自己民族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那么诗的民族性就自然地成了问题。
如果你的诗完全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相隔绝，如果你完全不关注自己民族的生存境况，并且也不关注自己的同伴与朋友，那可能就会让你的诗歌写作失去了生命之根。我不同意鲁迅先生所讲的文学艺术越是民族便越是世界的说法，好像只要自己的特点越鲜明，就越为外国人所注意，就有了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但民族性却是我们的作品之所以存在的最根本的因由，因为民族文学的竞争就是靠自己气质与个性，也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