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具有支柱性质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一项工作，我们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就不可能完整地建立起来，文学伦理学批评也只能停留在初级阶段。因为，对中外文学史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研究的梳理，与自己的批评实践相比，总是隔了一层。对普通伦理学的借用，也只是一种借用而已。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自己尝一尝；如果你没有从事过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践，那你的理论观念可能就没有坚实的基础，那你的理论方法可能就没有实用性；没有实用性那就没有有效性。
就像你虽然知道放大镜的制造工艺，但如果你总是不会制造，那你不可能以此从事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工作。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只是讨论一些一般原理的问题，而不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践。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只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践而反对别人讨论一些理论性的问题，因为学理性的问题最终也是不可能回避的。一种新的批评方法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学理性的问题，而不是实践性的问题；但一切学理性的问题只有从实践中提出来的，才具有其实用性；一切学理性的问题的回答也只有从实践中得出来的，才会有其有效性。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问题的理论基础之最具有核心地位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践，并且是长期的、大量的实践活动。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问题，就是由上述三个层面所构成的：中外文学史上已经存在的大量批评实践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与教训；普通伦理学的观念与方法的借鉴与化用；更多的中外学者即将进行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践。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的自觉探索，有了理论上的自觉性，才有进行批评实践的动力，我们的实践也才更能够为我们提供有价值、有意义的理论信息与理论资源。
对于中外文学史上已经存在的大量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现象，我们所做的清理工作是远远不够的。聂珍钊在他的一系列论文和即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中对西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历史情形作了一定程度的清理，虽然比较系统并且具有开拓性，但毕竟篇幅有限；而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伦理学批评的情况，则很少有人进行过同类的清理。因此，我们需要众多的中国文学史和理论批评史的学者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学者多半是外国文学研究者，而我们要从一般伦理学方面有较多的借鉴，非有长期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参加不可。近代以来，伦理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并且发展得比较充分的学科，著作丰富，学者众多，如果有一些伦理学学者能够关注文学伦理学批评，那对文学伦理学的建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更多的中外学者共同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践，这是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因为从事任何方向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工作者都可以从事此类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不拒绝任何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参与讨论，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以上所有的学者包括学术新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我们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是相当厚实的，但需要人们做更多的基础性的工作，更多地关注历史资料、更多地关注其它学科、更多地关注当下作家作品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且将三个方面以立体的方式综合起来。但如何才能综合起来，则就要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用性为中轴。
三、以实践为价值取向：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用性
文学伦理学批评不纯粹是一门理论性质的学科，而主要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的初衷，首先就是为了纠正当下文学批评的“理论自恋”现象，如果将文学伦理学批评仅仅当作一种理论，那就又重蹈了一些空头理论家们的覆辙。因此，有必要从性质上进行鉴定，即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方法：它注重于文学批评的实践、立足于文学批评的实践、着眼于文学批评的实践。
所谓“注重于文学批评的实践”，是指文学伦理学批评工作者要将文学伦理学的有关理论观念放到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可以从伦理学的角度来批评文学，也可以以伦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更可以以伦理学的观念来理解文学。从本质上说，文学是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的产物，虽然它往往不是对于社会与时代的直接的、客观的反映，但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进行的，从总体上来说的确是一种客观的反映。而在人类社会之中，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总是这个社会与时代的主体，而人与人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伦理的关系。如果说在原始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也许还存在一种自然形态，而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也就进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伦理阶段。我们总是想保持人的本性，想将人与人的关系保持在自然的形态之下，其实是不可能的。自从文学现象产生以来，就存在着种种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描写，也就是存在着对人类社会中的种种伦理关系的描写。因此，探讨作家的伦理思想、解读作品的伦理内涵、揭示文学现象产生的伦理背景不仅成为可能，也是一种必要。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伦理问题，而是文学现象中存在的伦理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关注文学伦理学的理论问题，但那不会构成最为主要的方面；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关注文学批评史上的伦理现象，但那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学伦理学批评最主要的关注对象还是中外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并以此为对象和根本，一切的理论、规则、原理、方法都主要从这里得出来。
所谓“立足于文学批评的实践”，就是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建立主要不是立足于伦理学的发展，也不是立足于文学伦理学的观念，而是立足于我们今后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与实践经验。过去的经验我们当然可以吸收，但那毕竟是别人的，其中的甘苦我们不是特别能够体味；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我们也可以借鉴，但既然是两种不同的学科，其间的差别我们要有清楚地认知。我们在强调二者的相通性的时候，一定要更加强调其间的差异性，学科的特点往往就建立在这种差异性的基础之上。观念也好，方法也好，材料也好，文学伦理学批评肯定与其它批评方法有许多的不同之处。而所有这些不同，就会构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建立的一种基础，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自己的多种维度，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自己的特点与规则。我们也许可以在历史上找到许多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例，这只是我们在开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初期所做的一种梳理性的工作，不能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本体。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伦理学批评都是有其局限性的，中外文学史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往往都不是一种自觉性的行为，而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有的文学批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关，其实从本质上说还不是一回事。像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道德批评，而道德批评只能构成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某一个侧面。因此，我们所提倡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无论是作为一个流派，还是作为一种方法，抑或是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方向，我们的立足点都应在当代学者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践上。从伦理学的角度对作家作品研究得越充分，对文学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探讨得越深刻，对文学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得越细致，那文学伦理学批评就可能建设得更完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建立，只能立足于自己的批评实践，当然包括众多学者的自觉批评与不自觉的批评，以及在这种批评实践基础之上的强大的理论抽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