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方法就在中国文坛重演了一遍，形成了令人惊异的文论景观。这些批评方法是不是都适合于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实际呢？每一种文学批评方法都有其产生的具体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都有自己特定的适用范围，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能够包罗与适用所有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
聂珍钊教授近年来提倡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并以此进行自己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他为什么要在许多批评方法之外又来提倡这样一种批评方法呢？我认为主要是有感于中国或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也有感于西方或中国文学批评所存在的问题。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一方面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理论自恋”（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16—24页。）现象，并由此导致了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空洞化”倾向，更导致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玄学化”和外国文学研究的“专家缺乏症”；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与批评没有自己的标准，社会的、审美的、历史的、现实的，表面上看来是有，其实是没有，或者说不完善。由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学艺术现象的丰富与复杂，真正产生实际效用的批评方法还是很少；同时，一些作家和批评家不讲自己的道德责任，面对一部作品好像只作纯粹的形式与艺术批评，完全不关乎世道人心，于是整个文学界就处于一种失范、失衡的不正常形态。因此，聂珍钊教授于2004年6月底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和8月底在宜昌举行的“剑桥学术传统与批评方法”两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上，都将“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作为大会主题发言的内容，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定义、对象和内容、思想基础与文学基础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在出席会议的中青年学者中间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反响（参见“‘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167页。）。
“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其要点主要见于《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和《文艺理论前沿》2004年第2辑上发表的长篇论文。（参见聂珍钊教授：“作为方法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理论前沿》2004年第2辑。）我认为这是文学批评史上我国学者第一次对外国文学史上与伦理道德有关的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论文对外国作家作品的伦理学内涵，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历史前提、理论基础、方法论意义和批评方式作了独到的论述，建构起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框架。论文以外国文学中揭示的大量伦理道德现象构筑起自己的理论前提，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体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实价值。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要求作家、批评家在创作与批评时负有更多的道德与社会责任，并由此建立起人类高洁的精神空间，显然这是文学应该追求的崇高理想。他提倡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现实文学批评的需要，有其现实的针对性又有理论的历史基础。这就构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一是指向历史，一是指向现实，一是指向理论与方法本身。文学的伦理学批评的指向之一是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西方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学遗产，其中蕴藏的伦理学内涵构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学理基础。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从布瓦洛与柯勒律治，再到尼采、弗洛伊德和拉康，往往都比较注重对文学伦理学内涵的发掘，形成了一条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历史线索。所以，文学的伦理学批评的实践活动并不是从今日才开始。而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伦理学批评，前提是许多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往往注重从伦理学角度对社会与人生进行观察与思考，无论是但丁的《神曲》还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无论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还是易卜生的《娜拉》，都充分地体现了作家在特定时代的伦理思想与道德观念。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也莫不如此。从孔孟开始的儒家文学传统特别讲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思无邪”说，朱熹的“文以载道”说，周廉溪的《爱莲说》等都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有不解之缘。聂珍钊教授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种种生动而丰富的伦理学现象，这正是伦理学和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存在的基本前提。伦理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伦理事实，而文学的伦理批评对象则是文学作品在创作、传播和接受中的伦理道德事实，这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有本质不同的学术范畴。从本质上讲，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既然人类生活中存在各种道德伦理现象，那文学作品中就一定会存在伦理道德的问题。分析与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问题，这就是文学的伦理学批评的任务，只不过一个是现实的世界，一个是艺术的世界。
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外早已存在，聂珍钊教授把它同文学批评结合在一起提出一种新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论，这是我国学术研究与探索不断深入的结果。学术研究是靠一辈又一辈人的努力才得以推进的，并不是只要有一种现象存在，就一定会及时地产生一种方法或者说学科。聂珍钊教授针对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基于自己长期从事英国小说研究的学术体验，在现实基点、历史要求和自我学术经历的有机结合中意识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我认为他提倡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社会与历史基础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方法。
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只是限于对一些中外文学发展历史事实的叙述，而是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提出来的，这种批评方法的提出是有其具体的现实针对性的。这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精神指向的重要一维。如果说中外文学史上存在的有关伦理学的大量文学现象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提出提供了历史材料，那么，近些年来外国文学研究与批评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则是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提出的直接动机与动力。近些年来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从前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以会学、历史学与美学相结合的批评方法为主）的先在性基础上，引进了一系列的最新的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如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接受美学等，的确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但在引进与运用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一是生硬地照搬术语与概念，造成名词术语生硬堆砌的“大轰炸”现象，让读者根本无法接受与理解；二是一些论文的作者对新的名词与术语的理解不准确，像“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等，往往造成论文表述的混乱；三是将一些批评方法与中国作家作品生拉硬扯地联系在一起，像运用“女权主义”批评方法来解读古代诗人屈原的作品，运用“新批评”来解读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文学思想等。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某些所谓的理论家往往唯理论而理论，一篇文章往往从理论出发而又归结为理论，远离文学作品，甚至远离作家与文学现象本身，破坏了文学理论批评事业的正常生态。另一方面，批评家在西方形式主义等艺术批评方法的引领下重视文学的形式美感与审美的批评、文化学的批评、人类学的批评，而文学的教育功能与教化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有的时候甚至完全忽略不计，这就造成了文学批评某种标准的缺失。
如果文学批评家失去了道德的准绳和忘记了自己的道德责任，仅仅从自我的内心出发评判作品，甚至把宣扬邪恶思想的作品误读为创新的作品，把违背人伦道德的赤裸裸的性描写肯定为对人性的张扬，这肯定对我们的文学批评及其文学创作都是十分有害的。
中国的文学批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学风的浮躁所致，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方法论上缺少独立性，过分依赖从西方引进的文学理论。如果我们倡导一种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的、从文学的审美现实出发的、求真务实的批评方法，并把这种批评方法作为我们的一种学术信念和追求，就必然会在学术界形成一种务实的良好气氛，建立健康发展的、正常的学术批评生态。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要求重视与关注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大量存在的伦理道德现象，同时也要求建立起中西文论的对话机制，完成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的历史性任务。西方的伦理学研究也可以为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所借用，也可以用来批评中国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国自己的伦理学批评自古就有，像孔子针对《诗经》的“诗无邪”的说法，就直接地表现出一种伦理道德的批评倾向，一直到后来，陆机、刘勰、钟嵘、司空图等批评家，甚至像王国维、朱光潜、鲁迅、茅盾等近现代批评家，也没有忽略文学净化人心与重建社会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存在着一条明显线索的。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无论是就中国的文学理论或文学作品说，还是就西方的文学理论与作品说，它都有坚实的理论与文学基础。同时，它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既有理论创新的意义，也有文学批评的现实意义。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作为一种方法论提出来的，因此这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精神指向的重要一维。西方的伦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独到的方法论体系。文学伦理学批评借鉴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从伦理的角度研究文学中描写的种种关系，批评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文学的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特点或者作家创作文学的伦理学问题，更在于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种种问题”。除此而外，作家的道德责任、批评家的道德义务、学者研究文学的学术规范等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范畴”。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
5（2004），第20页。）伦理学作为研究方法有注重现实、注重材料、注重考证、注重整体、注重大众等特点。文学虽然来自现实社会生活，但真正的文学作品毕竟已经离开了现实的“形而下”世界，而达到了艺术的“形而上”世界，因此在方法论上是应当有所变异的。伦理学常用的研究方法能不能直接运用于文学研究呢？当然是可以的，像分类与概括、考证与考订、整体与联系等方法都是可以运用于文学批评的：既可以运用于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也可以运用于文学流派与文学风格的研究；既可以运用于作品与作家关系的研究，也可以运用于作品与读者关系的研究；既可以运用于作家与时代心理关系的研究，也可以运用于读者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最为重要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作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与文学批评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研究上，这为今后的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条通道，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
当然，文学批评虽然可以借鉴伦理学的方法，但文学毕竟有自己的独特性：
它是一种审美的现实，也是一种想象的艺术；它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它源于情感而又超越情感；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它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因此，只有将伦理学的方法与其它的方法相结合，将实际的现实生活与艺术真实相统一，才可能从伦理学的角度得到艺术的真谛，从而真正深入艺术的美妙之境。当然，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也许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于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与批评过程中得到真正的解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学伦理学批评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真要得到完整的建立，不仅要对西方文学史上的伦理学内涵进行更全面和更深刻的把握，对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伦理学批评实践经验进行梳理与总结，也要对中国乃至东方的文学伦理学种种现象进行研究，并在中西文学和文化的平等对话中得到实现。我个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虽然不像西方那样满含宗教情怀，却更富有伦理学意义上的探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注重人际关系、重视社会和谐发展的文化。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的选择、一种批评立场的建立和一种批评方法的建构，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其主体内容中既有法国学者注重文学事实关系、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影子，也有美国学者所倡导的一种开放的、跨学科研究的精神，从而实现文学研究与伦理学研究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内在的汇通。文学的伦理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批评模式，从本质上说是找到了伦理学与文学相通的地方，是伦理学对于文学的渗透与文学对于伦理学的拥抱的一种反映。因此，我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是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丰富与发展，并且是朝着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一种实证性与文学性方向的发展。它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和方法论启示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