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出于人的求生存、求发展的动因。文学是由人创造的；离开了人，文学本身也就不会生存与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是人学”。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交流中，人类自身的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本能，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学与其它民族的文学交流得以实现的根本动因之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历史时期，犹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流浪到世界各地；那么，以《圣经》为代表的古代犹太文化与文学就随着犹太人的迁移流传到了世界各地，并对当地的文化与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吉卜赛人的文化与文学的流传也是这样，能歌善舞的民族特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创立的文学，也随着他们的流浪而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现象。其实，最初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国的水手对于东方印度的寻找，后来对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也是出于自我民族求生存与求发展的一种动力；随着海外贸易的开拓而流传到世界各地的文化与文学，与后来的文化侵略是有区别的；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文学流传也是由政府资助才得以实现的。
随着美洲淘金热的出现，中国南部人民有大量移民来到北美，在多个城市形成“唐人街”；据统计，现今华人及其后代在美国已有百万之众。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学，包括南方各地的民间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学，也就随着中国人求生存与求发展的行为，流传到了北美各地，并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人的生存意志的强大，也许是其它因素所不可比拟的；在考察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学的流传得以实现的种种动因的时候，这是不能不考虑的。当然，世界性的移民现象是复杂的，其发生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求生存与求发展，追求更良好的生存环境、求得更加宽广的生存空间，则是最为基本的；这种动力对于文学流传而言，其实现的深度、广度与力度，也许是其它任何动力所不可代替的。
五是出于科技与经济的动因。所谓在文学流传中的科技与经济的动因，主要是指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而产生的文化与文学流传现象。经济的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关系，不用细说；经济的发展为科技的进步提供助力，而科技的进步也为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活力。由于这两者的共同促进，人类的交通与通讯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世界各国之间的高速公路网与高速铁路网的建成、民用航空事业突飞猛进、人造卫星与卫星电视大幅度改善通讯条件、因特网的全球化与在各国的高度普及，所有这些，都促使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与文学流传得以全方位地、不间断地进行，并对各民族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产生影响，从而有可能改变世界各国的文学生态与文学特质。正因为如此，也许歌德与马克思、恩格斯在早年所期待的“世界文学”时代就要到来了。科技与经济的动因，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流传中所起的作用，正发生着有史以来的巨大转变，使世界文学史上文学流传中曾经发生的种种动因都相形见绌，并且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20世纪后期出现的这种情况，使文学流传的规模与速度、宽度与厚度，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当今世界，科技与经济的巨大动力成为文学与文化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经济与科技的动力，文学流传的方式与过程，也许还是处于原始时代，许多新的文学体式、文学手法与文学风格也许不可能产生与形成。文学流传中的科技与经济的动因，的确已经成为值得我们研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五个方面的动因是造成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与文学流传并完整实现的最基本因素，可以称之为影响文学流传的五种力量。找到了这五种力量，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解读民族文学的特质，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要素，理解文学发展前景的基因体系与动力系统。我们所说的“人文风雨”，如果没有基本的动力，那就不可能出现那种“风雨”。如果人间没有“风”与“雨”，那我们的人类就不可能生存与发展；如果没有以风雨而构成的文化与文学环境，那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与文化，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健康的、长足的发展。
三、文学流传：文学丰富与发展的前提
根据以上对于世界各民族文学流传及其所发生的变异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文学流传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得以丰富与发展的前提。在有的人看来，这也许有点绝对化；其实，真理在具有相对性的同时，也具有绝对性；从最为根本的意义上说，文学以及相应的文化之发展，如果没有由于文化流传而产生的种种人文风雨，就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可能完全而充分地实现。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一般而言，文化与文学自身是缺少动力系统的，而正是在文化与文学交流之中产生的碰撞与落差，才产生了其发生变化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长江之形成是由于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与怒江、澜沧江的三江并流，到了现在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湾”的石鼓镇的时候，由于前面一个巨型山峰阻挡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弯，本来向南流的河流急速地向东流去，才形成了现在的长江。正如我在一首诗里所描述的那样：“长江文明由此生”（我的原诗是：“三江相约往南行，太阳高照朗乾坤。彩云飘遥伴浪波，美女如柳云端生。
金沙水拍鹰飞翔，水到石鼓起潮声。三江从此各南东，长江文明由此生！”《大理丽江诗草》（组诗），《美华文学》2005年冬季号，第72页。）。长江之所以成为长江，是因为自其源头开始的与其它江河的汇流，形成一个庞大的水系；每一条江河，不论大小，在与长江主干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都产生了种种碰撞，发生着种种演变；到了中游，汉江与长江在汉口龙王庙相遇，还形成了清浊有别的奇特景观。长江之所以波涛起伏，就是由于不同江河的水从各自不同的方向流入到它的怀抱里，并与其充分地交流，形成种种气候，产生庞大水系，产生自己的生命。在中外文学史上，印度佛经故事的传入对于宋明以后的白话小说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没有印度的佛经故事，也许就没有宋明白话小说中的“离魂式”、“死而复生式”等叙事模式。如果没有伴随印度佛经故事传入的“声明论”，也就没有沈约的“四声八病”说的提出，那就没有中国古典律诗所讲究的声律与平仄等艺术要素。因此我们说，如果没有外来的不同文化的交流以及所形成的冲击力，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小说与诗歌也许会走着与现在并不相同的道路。“五四”时期，与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完全不同的西方小说传入中国，中国现代小说才得以而生；自由体的新诗传入中国，自由体的诗歌才得以产生。外来文化与文学，往往与本民族文化与文学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动力的产生。没有动力的产生，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学能够产生并得到大的发展吗？
其次，不同的文化正如不同的基因，当它们汇流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新的因素；这种种不同基因的合成，正是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动力。我们可以用人类自身的交融而得到发展为例的事实来加以说明。在一个小小的比较封闭的环境里，人们如果长时间没有与外族通婚，那人种的进化就会受到影响；那些残疾的人、不健全的人、心理不正常的人，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与此相反，如果人们能够实现远距离通婚，比如说中国人与外国人的通婚、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的通婚、中国各民族人们之间的通婚，就会极大地有利于各自人种的改进。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人类的各种基因，通过相互渗透与交流，就会得到滋长与激荡，优生优育就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得到实现。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之途，也与此相同。
如果在一个民族之内，作家与作家之间不能交流，对于文学自身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一个民族内从事各种文体写作的作家，如诗人与小说家、戏剧家与散文作家、影视剧作家与小说作家、戏剧作家与影视作家之间能够交流，那对于各体文学的发展，肯定会有较大的推动；如果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作家之间、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作家之间、一种语种与另一个语种的作家之间，可以最大限度地进行交流，能够形成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层面上的交流，文学思潮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流传，那不同民族文学的基因也许就会充分地成为发展动力，那发展出来的当然就是具有新鲜活力的文学。历史已经证明，具有相同基因的文化汇流在一起，其发展的程度是有限的；具有相异基因的文化汇流在一起，其发展的动力是巨大的。我们引进生物学上的“基因”概念来说明不同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之动力系统的产生，是具有说服力的。
再次，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是需要环境的。自我封闭，有的时候当然也可以形成一种气候，但那样的气候同文化与文学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在温室里开不出灿烂的花朵，只有在辽阔的山野与风雨交加的自然环境里，大树才有可能挺立起来；只有在辽阔的大海所形成的巨大的海洋世界里，鱼类才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繁殖。只有当各种具有不同来源的文化与文学在进行交流的时候，特别是不同质与不同素的文化与文学进行交流的时候，真正为文化与文学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环境，才有可能形成。当然，文学的发展有特殊的规律，作家需要在比较安定的时间里进行写作，杰出作品才有可能诞生；但是，从中外文学史的事实来看，凡是产生杰作的时候，往往正是各民族文化实现大交流与大汇流的时候，或者在这样的交流形成了气候之后。我们平常所说的“鲁、郭、茅、巴、老、曹、沈、艾、张”等九大作家与诗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认识，从前人们用“鲁、郭、茅、巴、老、曹”来加以概说，是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六位杰出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九十年代以后，随着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兴起，又加上了沈从文、艾青与张爱玲三位作家与诗人。）就产生于“五四”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大交流时期及其稍后年代。台湾当代杰出诗人覃子豪、余光中、洛夫、向明等，也产生于当时西方文化与台湾文化交流通畅及其稍后的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交流没有中断、非常活跃所形成的大的气候及其良好的环境，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学得以繁荣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不过我想说明的是，“人文风雨”与“文学流传”实现之间的种种关系，虽然是比较复杂的，但其基本的关系及动因，不外乎如上所述的五种情况。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概括，而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明，是对一个有关文学发展及其动力问题的探索。问题的提出及其讨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文学流传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如果文学不能得以流传，那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与各语种的文学之间，也许就不会发生什么关系；没有文学与文化关系的发生，世界文学将得不到进一步发展，比较文学要研究的文学关系就不存在；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所谓的比较文学学科也许就只能是空中楼阁。由此可见，这样的文学流传以及文学流传得以实现的种种方式的研究，将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