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当年的中国南部居民移民到东南亚各国甚至美国等，既不是中国当局开拓殖民地的结果，也不是当时政府的计划性移民，因此就不带有某种强制性；中国向世界各地的移民往往是由于巨大的天灾人祸而造成的。这种移民方式也带去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文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事件是令人忧伤与扼腕的，秋天的忧郁与秋风的吹拂，也许正是这种情形的一种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流传到北美洲，《三字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百家姓》这样的通俗文化版本，自然而然地传到了那里；中国人移民到美国，也有发财致富的，但多数都沦落成为了穷人。为什么会如此呢？我想，一是因为中国人过于传统而保守，总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根；二是因为美国在20世纪前期，总是采取一种歧视华人的政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许多人生与历史悲剧，因而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交流与文学流传的实现，就是一种典型的“秋风秋雨式”的。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犹太民族的文化与文学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与民族的流传，也是“秋风秋雨式”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犹太民族的文化与文学对于世界各地、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以“圣经”为核心的文化与文学的流传，多半是靠这种世界性的大移民来实现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在那个过程中所发生的，往往是一些非常凄惨的事件；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其文化与文学才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并产生了一种世界性的影响。在美国，犹太裔文学与非洲裔文学一样，已经汇入美国主流文化，成为美国文学的重要方面（刘海平、王守仁主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页。）。这样一种流传方式，往往是波浪式的；文学作品一波一波地，就被涌流到了新的国度，并发生影响。这种方式的实现，往往并不是由于传播者的侵入，也不是由于接受者的主动性，而是一种民族命运的变动，一种生活方式的不得不改变而产生的文化交流；在更大的程度上，这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流浪”。
第五种是“全球环形气流式”的流传方式。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与文学的汇流倾向，往往就属于这种情况。由于人类交通与通讯工具的改变，特别是电话、电视、电子邮件得到普及，地球变成一个小小的村庄，世界变成一个大气场。在这样一个时代，各种信息的全方位交换之快，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也许正因为如此，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批评潮流与文学理论运动，才终于形成了；西方文学史上花样众多的批评派别，才从欧洲到美洲，又从美洲到亚洲，复从亚洲到美洲，再到欧洲与非洲，如此等等，形成了有别于从前各个世纪的、令人欣喜的文论景观。在20世纪，单纯在一个民族之内形成文学思潮，而与其它民族不发生关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种文化与文学流传，就像地球上东西南北所生成的各种气流，总是要变成太平洋的潮流、北冰洋的寒流、南极大陆的风暴等自然气候，形成台风、海流、低气亚，其影响的范围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而是全球性的、世界性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得到加强，东方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与文学流传也得到加强；不仅相邻国家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各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学流传也相当频繁。当今世界，人们要到达地球的另一边，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只要有钱，靠旅游方式就可以到世界各地进行考察。在这种情况下，相伴而生的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与文学的无穷无尽的、自由的交流。
这样一种文学流传的方式与过去相比，也许发生了本质上的不同，也许只是从前的多种方式的相加。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这种文学流传不再是局部性的，也不再是轻描淡写的，而是在全球大气候之下形成的一种双向的、全方位的交流，甚至是多向的、多重多边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与文学流传产生的结果，现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这些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与文化思潮的产生，正是这种气候形成并产生作用的直接说明。（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二、文学流传得以实现的深层动因
上述文学流传的五种方式，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实现，既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根本动因与形成基因：有的时候，其动因在于传播者，有的时候，其动因在于接受者；有的时候，只是由一些偶然事件所促成；有的时候，却是单方面力量或双方面力量共同策划的结果。
而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之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的流传，大概有如下几种动因：
一是由于接受者自己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已经自行枯萎与自我消失。
“五四”时期之所以有大量西方文化与文学传入中国，原因当然很多，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传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需要一种外来力量的冲击，同时中国文学也需要吸收更多的外来营养。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到了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没有自我新生的力量呢？首先是由于国家的长期停滞不前与民族的严重危机所造成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不是从“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应当从近代就开始算起；近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它们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动因，是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寻求力量，出于接受者有根本的需要。也许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才开启了中国的新文学，并使中国文学发展到了一个现代化的阶段，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现代特征。日本历史上发生的明治维新，西方国家的文化与文学在日本的流传并产生巨大影响，也是由于同样的动因。在唐宋时期，日本曾经向中国派遣大量的留学生，从而向日本输入了许多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并对日本文化与文学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可以这样说，日本古代的文化与文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近代的文化与文学是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与文学和日本文化与文学在接受他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方面具有相似之处，最为主要的动因都是由于接受者，都是由于接受者的文化与文学处于一种变动与转型的时期，作家与学者们处于忧心与焦虑的心理形态，情感上、心灵上、思想上甚至哲学上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化与文学很快就会形成自己的力量，并与接受国的文化与文学汇流，发生新的文学运动，形成新的文学思潮，创作新的文学作品而产生一种新质，文学流传就能够得到充分与全面的实现。
二是由于强制性的文化输出与文化侵略，体现了征服者的主观意志。文化与文学的传播者是出于主动，而文化与文学的接受者是出于被动，与上述第一种情况正好相反。一些西方国家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殖民时期，总是将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强行地传输到自己的殖民地，让那里的人民大众接受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表达方式，如英国对美洲、澳洲、亚洲的一些国家与地区的文化输出，就构成了许多典型个案。同时，对被征服国的土著文化则往往采取一种文化歧视与文化压制，至少是想让被殖民地的本土文化自行消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以政治、经济、军事为手段，强行推行自我民族的文化、文学以至生活方式。比如，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地区实行侵略文化政策，要求人们穿日本和服、讲日本话、以日语写作；现在，台湾的文化与文学并不是单一的中国文化传统，而是融合了一些日本文化与文学的因素。印度的文化与文学、澳洲的文化与文学、加拿大的文化与文学、香港的文化与文学等，其形成与发展的动因，基本上都是对方加强在自己身上的，并不是出于自我方面文化与文学发展的需要。这种动因往往是伴随着侵略扩张而产生的，从动机上来说当然是可耻的；不能因为在客观上实现了文化与文学的流传与交融，就可以认为文化侵略与输入本身是有功的。当然，我们这里谈的是文学流传中动因的产生，并不是评价历史事件本身。
三是自由性的文化输出与文化交流。明清时代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及东方国家的传教活动，并相伴而来的文学流传的实现，属于这种情况；当今中国在世界各国开办的孔子学院，向外国朋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让其学习汉语，并在此基础上振兴海外汉学，也出于这样的动因。对于明清时期西方各教派向东方中国的传教，我们要有辩证的认识：首先，我们对宗教要有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宗教并不都是封建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也并不都是帝国主义性质与殖民主义性质的，虽然与其相关，但往往不是一回事。宗教其实是一种文化，是人类社会所积累起来的重要的文化财富，是一种与人们的精神领域、世界观相联系的特殊文化形式，并且是同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密切相关的。我国政策也是提倡宗教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的，认为那是人的自由与生存的重要部分；因此，出于宗教目标而实现的文化与文学传播，就是一种正常的、自由的人文活动。这样的动因，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因为它是世界范围内文化与文学流传之所以能够实现的重要动因。当然，宗教问题是复杂的，而我们的愿望是善良的；无论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做了多少不明智的事，也要相信宗教都是追求真、善、美的，其出发点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也是让每一个人能够更好地生存与实现自己的自由。宗教的传播作为文学流传的动因，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上，往往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并且由于这种动因而进行的文学流传，可能是更有广度与深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