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难以收煞，耳边仿佛听到了杨潜斋教授讲《语言学概论》的声音。这位颇具特色的教授，每次来上课必带提包，拐杖，香烟，打火机。头发梳得锃亮，衣服穿得整洁，步履走得从容，讲义用毛笔书写，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字字端庄。他上课时不断地抽烟，讲得入神时香烟熄灭，又不断地按打火机。火机常常出故障，有时要停下来按半分钟。宁静的教室只听见火机发出的咔嚓咔嚓声。香烟又终于点燃了，他猛吸一口气，似乎过足了瘾，再接着大讲起来。什么语言不同于言语；什么声音与符号；什么索胥尔，王国维，高明凯，把一个个古今中外著名语言学家搬上讲台，让初入大学门槛的新生，听起来像他吐出的烟雾那样云遮雾罩，但大家听此不疲，乐在其中。不嫌老师讲的听不懂，只怪自己水平差。杨老师有时讲到得意处，乐不自禁，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们更加感到他吐出的烟圈里飘散着知识，他发出的笑声中浸润着学问。出于对老师的崇敬，当年上写作课时，我写了一篇命题作文，题为《我们尊敬的杨老师》。教《阅读与写作》的朱源滔老师评讲习作时，当场朗诵了我的这篇习作全文，把它当作范文向全班同学推介。我想，朱老师如此看重我的拙文，显然是对学生尊师态度的赞许，给学生敬畏学问的虔诚予以肯定。
由资深教授杨潜斋先生而忆及当时的年青助教邢福义老师。他教我们《现代汉语》时，也就二十多岁，正值盛年。他的刻苦好学精神在师生中很有影响。他讲课从来不看教材和教案，却讲得清晰流畅，生动活泼；声音柔和有着磁性的魅力，耐听而让人乐听。他板书速度极快，且字迹工整，美观漂亮，一个语言例子口述完毕，板书就完成了。他还会画几笔素描，例句中描绘的人物情景，经他在黑板上几笔勾勒，就活灵活现地翩然而出。邢老师讲课所引用的例句很多出自《红楼梦》。对这部名著，他似乎能烂熟于心，由此也可见其勤奋刻苦的一斑。如今，他已是语言学大师，国内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能够有如此成就，跟他一贯尊师重道是分不开的。记得1962年的某天，中国语言学大师，中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先生到华师讲学。在昙华林大礼堂舞台上，高庆赐教授带领其弟子邢福义向吕先生引荐，在台下上千双眼睛的注视下，邢老师毕恭毕敬地向吕先生作90度三鞠躬，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老师的人品和学品是影响学生人生和学术的重要因素。在母校，尊师重教，教学相长，是代代华师学子的精神资源。
可以说，昙华林里生美景，华师校园出精英。虽然教过我们的大多数前辈恩师因时光流逝而离开了人间，但今天的母校，人才辈出，硕果累累，薪火相传，兴盛不衰。由师范学院而师范大学，由师范大学而进入“211”行列；由“211”大学正在向“985”工程攀登。根深才能叶茂，树大源于根深。百年华师于1903年滥觞在昙华林，是昙华林这块风水宝地孕育造化了母校和一代又一代学人。母校给了我们知识和智慧；母校给了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重访故地，并非游山玩景，而是在寻求我们的学“根”，是在向学问“朝圣”，也是在向母校致敬。
然而昙华林里昔日的许多美景已不复存在了，我们只有到尚存的遗迹中去挖掘，到残存的记忆中去搜索，比如看到未拆掉的图书馆，想到了当年的读书生活；看到已经废弃的体育馆，回忆起了当年的周末娱乐活动。
三年困难时期，食难果腹，衣难御寒，大家营养严重不足，健康状况普遍较差。国家对大学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除周六一小时卫生大扫除之外，不安排其他体力劳动，甚至一度取消体育课。这是因为物质生活极为贫困所取的下策。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却较为充实。如饥似渴地读书，是寻求精神富有的共同途径。每天除上课，作业外，就是读书。教室里，树荫下，操场上，石凳前都有读书、背书声。图书馆借阅处排起长龙，等待办理还书借书手续；阅览室座无虚席，不得不提前占座位。必读书，参考书，工具书要读，新华书店最新售书也要买要读。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和报纸期刊读物都在阅读范围。读书时，做摘录，制卡片，写读书笔记。老师指导如何选题，如何科研，培养学生学术意识；同学们每有新书，都相互介绍，交流传看，茶余饭后，热烈讨论，以致争论不休。此时已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乏，似乎每一天都过得很平和，很实在。
紧张的读书生活也有调节一下的放松方式，那就是看电影，开舞会。每周星期三，星期六可各看一场电影。但每张电影票价需要五分钱，而我们农村来的穷小子没有这笔开销，也就免去了那种令人欣羡的艺术享受。唯一引人快乐的是在体育馆或饭厅举办的周末交际舞晚会。每到周六夜幕降临之时，闪烁跳跃的红绿灯分外吸引眼球，篷嚓嚓的音乐声十分具有召唤的魅力。男女舞者蜂拥而至，不放过一周一次的良机。舞盲也踊跃参加，图个新奇，看个热闹。我读中学时从来未看过舞会更不会跳舞，一种好奇心的驱使来到舞厅围观，寻找快乐。只见许多长于此道的男女同学，伴随音乐节奏翩翩起舞，有的舞步婀娜多姿，有的旋转热烈奔放，跳得如痴如醉，大汗淋漓。没有舞伴的同学，禁不住篷嚓之声的诱惑，怦然心动，跃跃欲试，脚下情不自禁地打起节奏来。而我只是一名快乐的旁观者，下不了舞池，常常被热心的同学生拉硬拽拖下水，却因缺乏舞蹈细胞不得不爬上岸来。后来学生会号召扫舞盲，并给积极分子分配了扫舞盲的任务。我自然是重点扫盲对象，毛艾伦同学是我的交际舞启蒙导师。不论她如何拖着，拽着，鼓励，打气，我就是学不会。不是自己走歪了步，就是踩了她的脚。天资愚钝，孺子不可教也。交际舞终究没有学会，但收获了围观的快乐，也体验了同学的友善与真诚。
昙华林给了我们一生受用不尽的知识，也给了我们在困难年代的苦中之乐。
昙华林以生长珍稀的昙花而得名。据植物志记载：昙花是一种常绿灌木，主枝圆筒形，分枝扁平呈叶状，没有叶片，花大，多为白色，亦有红色，可供观赏。但开花的时间极短，且多在夜间开放。故有“昙花一现”的成语。《辞海》解释：据宗教传说，转轮王出世，昙花才生，本来是说昙花难得出现。一般则用“昙花一现”比喻事物一出现就很快消失。《现代汉语词典》释为：比喻稀有的事物和显赫一时的人物出现不久就消逝。显然，这些解释都对运用对象有贬谪成分，无疑是对的。照我的理解，“昙花一现”还有瞬间的精彩的意思。能够存留下来的美好记忆不是瞬间精彩么？我们的大学四年在漫漫人生中难道不也是“瞬间精彩”么？任何人物和事物只要有精彩，它就会有价值。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给社会留下一点精彩，哪怕稍纵即逝，世界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汪昌松，1961年入中文系。黄冈师范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党总支书记）
昙华林轶事
【薛晴】
初识教授
那是秋高气爽的一个上午，盼来了在文华楼一楼阶梯教室第一次上课，不少同学比我到得还早，前头的座位已坐满，只好往后头走。刚一落座，只听得教室里“哄”的笑声响起来。抬头一看，我也乐了：只见一位不修边幅的、身架高高、面容清癯的长者，穿着一件灰色长衫走进来低声问了前排同学什么话，然后直起腰，摇摇头，笑着说：“错了错了，走错了！”边说着边挥挥手摇晃着转身走出了门。教室里笑声更大了，真逗！我们还以为来了个说相声的！后来才知道他叫石声淮，是上课走错了门，他是教另两个班的教授。教我们这两班的是王凌云教授。随着铃响王老师走了进来，此王教授可是仪表堂堂：方正的脸上目光灼灼，衣冠楚楚端庄利落。王老师走上讲台，放下皮包，从包里往外掏书本教案时却带出来一把小梳子，一下子掉在了讲台上，教室里又发出一阵窃笑声。教授原来也是风格各异啊！
王老师上课不苟言笑，娓娓道来有条不紊。印象最深的是讲到屈原的《离骚》，快接近收尾了，他问同学们：“要不要听我吟唱两段？”“要！”大家异口同声回应。待教室里静下来，他用浓重的湖北乡音抑扬顿挫地吟唱起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一边吟唱，一边在教室讲台前踱来踱去，眼光望望课本又不时地扫视着同学们。那吟唱声低沉婉转，回环往复。直到下课铃响停止了唱诵，我们才从屈子激昂的情感中苏醒过来。几年后，我在一个小县城里听说王凌云老师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他竟然割腕自杀了！在那个红色恐怖笼罩的岁月里，他是深感人生理想遭遇毁灭，对世道彻底绝望或不堪忍受人格的屈辱而追随屈原去的吗？我无法想像那是怎样一个惨烈的情景。得知那消息，我只是默然呆坐了好久好久。
心仪“闰土”
我们除了上课，经常有一些政治学习，就得往男生宿舍跑。要是平时，誰会去那地方！男生住文华楼二楼一个大教室，一、二十张高低床由蚊帐隔开一个个的小单元，看上去很是凌乱。班上的男生特爱给人起外号，大概是我这人大大咧咧、蛮里蛮气地搞惯了，没多久我的“蛮子”外号就叫得山响。一上楼就听见有人数落：“小蛮子，炸丸子……”我听了，一点也不在意。
男生多数来自专县，我觉得有个郧阳山区来的穿草鞋的同学显得格外扎眼：他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脸，脸膛红红的，眼泡似像有点肿，眼睛细眯成一条线，黝黑的上身穿一件月白色土布小马甲。看到他，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鲁迅先生《故乡》中所描述的在金黄的月夜，一望无际碧绿的西瓜地里，手执一柄钢叉刺向猹的闰土，他就只是缺了颈上的银项圈和手上的钢叉罢了，他叫孙天富。我心仪他的憨厚拙朴，就在心里叫他“闰土哥”。这也算我给男生起的唯一一个外号了。
一日，又逢政治学习，走进男生宿舍，见闰土哥正盘腿坐在下铺缝补衣服。做针线，这哪是男生干的事！我就立马凑上前去说：“让我来给你缝吧！”原来是条蓝褂子上挂了一个三角口子。他一声没吭，把衣服递给我。我坐在床边很细心地飞针走线，不一会就缝好了。递给他，他还是没吭声，只是眼睑抬起了一些，朝我略微笑了一下。我发现他的细眯眼睁大时，眼仁还是蛮亮的。
几天后有同寝室的女生取笑我给男生补衣服。我说：“这算什么！帮忙是应该的！”她说：“你以为你很行啊，你一走人，他就把你缝的拆掉了！”
噢，原来如此，呜呼哀哉！这真是：蛮子妹多情献殷勤，闰土哥冷意毁针线。笑料一桩。
墨水炸弹
张庭芳，湖北蕲春人氏，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人也长得矮小，貌不出众，大家本该叫他“小老弟”，可不知怎的却得了“小老大”的雅号。他人小鬼大雄心在，时而也会闹出些笑话。
进校不久，小老大想看看武汉三镇面貌，从学校徒步走到汉口最繁华热闹的江汉路一带，在交通路口古旧书店旁，看到有一家正在推销大约两斤装一瓶的减价墨水，五毛钱一大瓶。看这价码着实划算，他掏出二元，买了四瓶。心中喜滋滋的：习练书法，来日方长，且不必操心再研墨了。
小老大舍不得花钱乘车、坐船，用两只手各挟持两个大墨水瓶，匆匆往回赶路。走了一程又一程，从汉口到汉阳再走上长江大桥。岂知远路无轻担，早就累得大汗淋漓，手指酸疼，忍无可忍。站在大桥之上，望滚滚长江东逝水，感天地之苍茫浩瀚，念个人之力微无助，那就减轻负担扔掉一些吧！他于是举起一瓶墨水朝江中扔去，看着它自由落体没入了黄浊的波涛，然后提着三瓶墨水继续走，走了上十米，无奈地又举起一瓶扔下去。正在目送那墨水之际，忽然听到背后一声大喝：“干什么的？不许动！”转过身来，原来是个荷枪实弹的守桥战士地从桥头跑过来，正拿着枪，比着他。
“你在扔什么？搞破坏啊！”
“扔墨水呀！怎么了？”小老大指了指脚下那两瓶剩下的东西：“就是这一样的。”
“你还不老实！跟我走！”
“真是闖了鬼！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小老大自己嘟囔着，他心中十分镇定，自己是被人误会了，眼下也只有自认倒霉，跟着那个大兵朝龟山下的守桥部队驻地走去。
一到驻地，那大兵就报告一个尉官说：“这家伙在桥上扔炸弹。”
“你胡说，我扔的明明是墨水瓶！我是华师中文系的学生，哪来的炸弹！你这不是冤枉人！”
那尉官问明了原委说：“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守桥驻军决定派一潜水员潜入江下，去打捞起那两枚疑似炸弹，以辨明真伪。
小老大在武汉三镇转悠了几十里路，正好在一间小房里坐等结果，歇歇脚。过了一、两个小时，疑似炸弹被捞起，经验明正身为“过期墨水”。小老大终得放还。小老大笃志高远、勤学不怠，孜孜以求，不谋官职，几十年弹指过去，成为当今戏剧家、书法家、收藏家之集大成者，是我们班上成就最高、最有出息之人，此是后话。
（薛晴，1964年入中文系。武汉铁路技术学院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