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股细小的水流，在错综复杂的道路面前，要有多少坚强和幸运才能汇入河流？我是幸运的，后来的日子，我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但我的信念一直没有变，我的躯壳中始终有一个最真实的自我。我保持着她的纯洁，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背叛她。她只为慰藉心灵，只侍奉需要拯救的灵魂，同时尽可能地清除雾瘴。
当代课教师的时候，我开始热衷阅读，没有人告诉我该读些什么，也无处询问，我只有借到什么就读什么。我知道自己先天营养不良，需要付出比一般人多几倍的努力。1985年，我写下的文字开始在市里的报刊发表。从那时起，我把名字中的“玲”改为“凌”，希望少一些玲珑之气，多一些自然风骨。
诗歌向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断断续续写着或许没有任何意义的句子，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一个诗人，但没有任何人回答我。全凭对诗歌的美好向往，我一路跌跌撞撞走了下来。但我深知文学对于心灵的拯救能力，对于一颗经历过小小创伤的心灵，仅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有了这些经历，家乡使我有说不出的伤感。1985年，我离开北堡，只身到瑞安县城近郊的一家企业工作。那时候，唯一让我兴奋的事情是参加县城里的“瑞兴文学社”活动。文学社有二十多人，都是年纪相近的小青年，有写诗歌小说的，也有写影评的，大家朗诵自己的诗歌，谈一些所谓的文学话题。我一般都会带着新写的诗稿去。他们说：若干年后，我们这里如果能有一个人写成了，搞这文学社也就值了。当然，这“写成了”，是指冲出温州，能冲出浙江就更好了。他们喜欢用“冲出”，好像有一个实际的笼子正笼罩着我们。说话间，好几个人眼睛会发光，为可能实现的梦想激动起来。文学社出了好几期油印的刊物，我的诗歌几次都被放在头条。后来，文学社的活动终于没有维持下去，有几次讨论过文学之后，大家开始学习跳交谊舞，再后来，就是去某一位成员家里聚餐了。现在，不知道他们之中谁还记得“搞文学”这回事。
没有人告诉我诗歌该怎么写，我读到的只是一些现在看来并不适合当做指导的文学杂志，我浪费了太多时间在没有多大价值的书刊上。但真正的辨认总是不会太迟。当我每天做着生活的学徒时，文学也接受我成为它的学徒。我乐于辨认文字中的奇妙纹理与伟大心灵的活动，生命的庄重感，这些让我增加了在黑暗中寻找光的勇气。
那些年，每当夜晚来临，我就在女工集体宿舍最里面拉上一道布帘，开始我的梦想之旅。我把诗歌写在不同颜色的练习册上，最后一本的标号是“七”，后来我只留下这最后一本。90年代初，我陆续在《江南》、《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报》、《人民文学》、《绿风》等刊物发表作品。在一次诗会上我认识了诗刊社的王燕生老师，他对我非常鼓励，送给我一本迪金森的诗集，还为我那些不成熟的习作专门写了评论。
92年，我去省里参加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开始认识一些本省的诗人，当时我因孤陋寡闻而羞涩，几乎不敢开口说话。也就是那一次，我与荣荣、千叶、汪怡冰相识。几年后，在荣荣的提议下，我们合出了一本四人诗集《光线》。那时候我们不用邮件，四个人在汪怡冰家住了几个晚上，把稿子整理好，还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照。千叶瘦，为了看起来圆润一点，特意穿上了汪怡冰的T恤。
回想我的诗歌创作经历，只有河流般无声的记忆，一些关爱和鼓励将随着时间而来，润泽我的生活。我写下了苦难和幸福之间的秘密。我相信，一个小人物的梦自有它的真实和价值，因为她承担的需要更多的勇敢和代价。但我依然不具备对某一件事下结论的权利，就像我在一首诗中所写：
总有一场大雪能让我捏着它
却不能长久地活下来。
我不再需要去辨认
落叶之下的淤泥
被各种声音掩埋的悲泣。
假如我无法知道所有雪的名单
我也将顺从于对我的掩埋。
——《雪的掩埋》
而美好的愿望总是大于结果。艾略特早就讲过，凡是诚实的诗人，对自己作品的永恒价值都不太有把握。对于我更是如此。我一直以为写作的能力其实就是爱的能力，一个人爱的能力有多大，她所写出的文字就会有多少光芒，在具备了基本的文字技巧之后，一个人爱的能力和精神境界决定了作品的高度。我很喜欢薇依的这句话：“若无辛劳，若无源于辛劳的饥和渴，任何同民众相关的诗歌都不是真实的。”我相信朴素的情感和诚实的力量，对于我来说，写作不是负担，而是饱满生命的自然流露。从心灵出发，抵达心灵，在我这里，诗歌一直承担着抚慰心灵的重任。只有这样，我的作品，才能铸成支撑我不完美人生的另一副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