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村庄。小时候，当我写下出生日期和名字时，心里没有丝毫波澜：1966年冬天，出生在浙江省瑞安县塘下镇南山公社北堡村，父亲池仁秀，民办教师；母亲颜碎竹，家务。那时候，我对自己的出生背景和乡村习俗还没什么认识，这种懵懂直到15岁时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我七岁之前，我家一直租房住。那是一座老房子，在村子的最北边。夜晚，窗外无边无际的黑夜就在我幼小的脑袋里变幻出各种可怖的形状。后来听说了关于这所老房子和屋后少有人迹的小路一些怪异的故事，我和姐姐、两个弟弟天黑后就不敢出门了。我的童年大概与所有在乡村成长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贫穷让大人忽略一个孩子的成长，生命很容易被毁灭，但也从中学会了自救。5岁那年，我与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女伴在河边玩，被她推到河里，她自己逃回家去。幸好有大人经过，把我救上来。而我母亲只是去那个女孩家告诉了一下，叫她下次不要再这样了。我至今仍不明白她为什么那样做，那从背后推我下河的力量，来自一只很小的手，力气并不是很大，没有预兆，也没有缘由。后来，父母告借于许多亲戚，我家终于建了全村最矮的一座新房子，搬到了小河的对岸。
关于生活，我最早了解到的一个词是“贫穷”。那时候，家里一共八口人吃饭，父亲在学校的薪水按工分计算，家里的日常开支全靠母亲。母亲虽不识字，但在我眼里就是英雄。她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农忙季节，干完了自家田里的农活，就到别的村帮忙，农村里能赚钱的活计，差不多都干过。那时候，母亲就是我生活的导师。即使是农闲时节，她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做，绣花、纺麻或织塑料编织袋，拼命去赚少得可怜的工钱。小学头几年，我放学回家后的主要任务是打猪草，后来我开始给母亲的绣花活儿缝边，据说那些绣花布要出口到国外当餐桌上的台布，一般每一套绣花活计都包含了比桌子大的一幅白棉布，还有十幅小方巾。给花儿填补花蕊、给花布缝边都是我的事情。母亲老是夸我聪明，因为同样长的线，我在引线时用小指把线往外一勾，这样就大大缩短了引线长度，节省了好多时间，比别人缝得都快。
我可以当一个干活的好帮手了，父母就不想让我继续念书了。我说什么也不肯，急得几天不吃饭。母亲看我躺在床上流泪，就答应了我，但条件是学费要我自己赚。那个暑假，我拼命绣花，终于凑足了读高中的学费。而村里能读上高中的女孩，已经算非常幸运了。
我最早品尝到谋生艰难的滋味是在当插秧客的时候。那时我十二、三岁，母亲和几个邻居忙完自家的农活以后，就到十公里外的一个村里干活。母亲带着我去。我们摸黑就出门，到那个村，天才刚刚亮。我和另一个人负责在空荡荡的田里“打隔”，每隔一米距离插一溜秧，形成一道道绿线，其他人便可以在线内插秧。不一会儿，腰背便又酸又痛，想直起身来歇一歇，但有监工的人在看着，只得咬牙坚持。晚上结账的时候，雇主总是要说几句：小姑娘不值三元钱。那时，我便努力挺高身子，装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母亲和邻居们帮着说了好多话后，才如数拿到工钱。
贫穷的故事大同小异，但给予人的滋养却各不相同。由于前边有一个姐姐，我的衣服都是她穿剩下留给我的。记得母亲一次带我去供销社买东西，我看到了非常鲜艳的玫红色的毛线，就站在那里不走。我太想要一件新毛衣了。母亲坚决不给我买，我站在那里哭了。后来爷爷去集镇不知卖了多少担柴，还卖了好多鸡蛋，我才得到第一件毛衣。第二年，红毛衣因为与我舍不得吃的年糕放在一起，被老鼠咬了几个大洞，至今想起来仍痛惜不已。这些记忆给我对过去时光的眷念增加了不少温情。原来小小年纪，喉咙口的干渴早就等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