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第十九次党代会后，我们几个搞工业的同志，由我带队到斯大林格勒（后改名为伏尔加格勒）参观。从12月19日到23日，我们对该市的红十月钢厂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前在乌拉尔参观时，几乎一天参观一个甚至几个企业，总有一种走马观花的感觉。而这次在红十月钢厂参观，我们对他们的生产、管理等都进行非常详细的了解。例如，同厂长谈工厂的管理，同计划科长谈工厂的计划工作和车间工作，参观工厂的技术馆和职工住宅。当时印象很深的是战后苏联的工人流动性很大，各个工厂都缺少劳动力，许多工厂都用改善职工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来吸引别的工厂的职工“跳槽”。我曾问厂长：“你觉得主要的困难是什么？”他说：“主要的困难是工人留不住。”我问他：“你采取什么办法留住工人？”他说：“我们尽量多盖住宅，鼓励工人结婚。他们结婚以后，我们马上分给他们房子，他们一生孩子，就不愿走了，就会在这里长期干下去。”
在苏联召开第十九次党代会前后，我们几乎马不停蹄，每天出去参观。由于工厂里油泥很多，我们每次参观都不免使鞋底粘满油泥，一回旅馆，就把新铺的地毯罩子踩得很脏，旅馆服务员就得重新换地毯罩子。这段时间虽说准备谈判资料，参观工矿企业，没有别的事情，但也过得很紧张。对我们来说，所看到的东西都是新的。学习和讨论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草案，使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苏联五年计划的制定方针和内容，有益于我们充实和完善我们的五年计划。参观工矿企业，使我们对现代化的大工业有了切身感受，并学习了他们管理企业的经验。虽然时间不长，确实增长了不少知识。尤其是跟着沈鸿同志更是学了不少知识。他经验比较丰富，搞了很长时间工业，在参观时遇到我们搞不懂的东西，他就给我们讲一讲。有时，钱之道同志也给我们讲讲。他们两位在抗战开始后，相继到延安，一直在军工部门工作，对解放区的工业发展在技术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是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毛主席曾接见过他们。在苏联期间，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其他同志都是半路出家，只有他们俩是科班出身。
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同志逝世
1952年10月5日，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了他们的大会。东欧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也参加了他们的会议，都下榻在莫斯科苏维埃旅馆，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哥特瓦尔德、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席贝鲁特、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威廉·皮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罗马尼亚工人党总书记乔治乌一德治等。少奇同志在10月8日的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高度颂扬了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并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而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三年来的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证明了：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运用苏联共产党关于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利的。
苏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特别是苏联制定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同时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我们请苏联援助项目的提出，也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工业方面，他们确定工业生产水平在五年期间大约提高70%，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2%。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速度为13%，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速度为11%。计划规定到1955年，主要工业产品要比1950年增长情况是：生铁增长76%，钢增长62%，钢材增长64%，煤炭增长43%，石油增长85%，电力增长80%。苏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这个五年计划，对我们更好地制定一五计划并坚定实现一五计划的信心，的确是一个极大地鼓舞。
从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结束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同志逝世的四个月，是我们紧张准备谈判的四个月。由于每天都要研究和讨论我们提出的项目，所以大家几乎把要谈的项目都背下来了。我主要负责冶金工业方面的项目。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除了准备谈判、准备项目之外，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一是接受国内的任务，与苏联外贸部进行有关业务谈判，谈判内容主要涉及我们赴苏联谈判之前所确定的项目，这些都是我们在去苏联之前就已经提出来的项目、我们要继续和苏联谈判。这些项目后来都加进了中苏双方共同确定的156个项目之中。二是了解和听取东北工业部派到苏联学习的实习生的汇报，当时从东北工业部派去的实习生有八九十人，他们分布在各个行业和企业。通过他们，我们知道了不少苏联企业的生产情况和管理办法。三是参观一些厂矿企业，这在前面已经谈了。
苏联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许多工矿企业都被彻底破坏和摧毁了，苏联人民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战后苏联经济却恢复得很快。他们从战败国拿回了一些战利品。从东欧搬回了不少东西，如苏联的照像机，就是德国的采斯，把设备搬走，还带走一些技术人员；从中国东北搬去一些设备，马上安装就形成了生产力。所以恢复很快而且有很大发展。我们所到之处，看到和感受到的是苏联人民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夜以继日地干，很快就恢复了生产。许多工厂差不多都是提前一年完成他们的五年计划。当时他们有紧迫心情和危机感，感到美国张牙舞爪，一些战争贩子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人民经过战争，2亿多人口的国家牺牲了2000万。就苏联来说，一定要争取和平，再也经不起一个接一个的战争。
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当苏联报纸报道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访问的消息后，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我们刚到莫斯科的那些天，团长不让我们外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一旦外出，就引起许多苏联朋友的关注。譬如，我们去乘坐地铁，马上就有不少人站起来给你让座。我们去商店购物，服务员更是热情、周到地为你挑选。我们参观工矿企业，苏联同志总是热情地宴请我们，他们一个个都喝得醉醺醺的上前来给我们敬酒，和我们拥抱、亲吻。当时，苏联的同志之所以那么高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东方有个社会主义中国，他们的安全感大大增强。十月革命后，他们长期孤军奋战几十年，并遭受了法西斯德国的疯狂攻击，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才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能不能巩固住这个胜利，还是个未知数，加之当时苏联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紧张。所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使有4.5亿人口的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对苏联不只是一个极大的支援，而且是一个安全的屏障。二十世纪前半叶，一个是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一个是新中国的成立，这是又一个“十月革命”的胜利。所以，苏联需要中国。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同志逝世。这对苏联人民来讲是万万意想不到的，每一个苏联人都悲痛万分。在我们住的旅馆中，服务人员整天哭泣，眼睛都哭肿了。用苏联人的话说，斯大林去世了，我们怎么办？
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也使我们大家感到十分震惊。6日晚，我们聚集到我驻苏大使馆，举行追悼.仪式，富春同志发表了悼念讲话。7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向斯大林同志的遗体告别。斯大林的灵柩停放在四周摆满鲜花、花圈和棕榈的高高的灵台上，吊唁的人川流不息。在吊唁仪式上，按照通常的外交惯例，外交使团的团长应走在最前面。当时驻苏联外交使团的团长是瑞典大使，按说他应走在前面，苏联为了突出中国，他们安排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陪着瑞典大使走得很慢很慢，安排一位司长陪同中国代表团很快走到瑞典大使的前面，第一个进入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第二天苏联报纸报道：中国代表团第一个进入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向斯大林同志遗体告别。
在苏联期间，我只见到过斯大林同志两次。第一次是1952年11月6日，即苏联十月革命35周年前夕，苏联党和政府在莫斯科大戏院召开庆祝大会，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乌辛作报告，斯大林同志坐在主席台上，斯大林很谦虚，他没有坐在前排，也没有坐在中间，而是坐在后排。苏联党的政治局委员在主席台上坐了两排，他们所坐的位置是按他们的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的。我们代表团被邀请参加了庆祝大会，并被安排坐在大戏院的包厢里。我们看到的斯大林已经比较衰老了，他的头都秃了。第二次就是斯大林逝世后，向他的遗体告别。
由于毛泽东主席当时身体不好，3月8日下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斯大林同志的追悼大会。斯大林同志的追悼大会在莫斯科红场举行，苏联把周总理安排在最显着的位置，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站在一起。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党政组织进行了很大的改组。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政治局的召集人。并对政府部门实行大合并。原有的好几个交通部门，合并组建成立交通部，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兼任部长；内外贸各部门合并成立贸易部，由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兼任部长；机械工业的几个部门合并成立机械工业部，由别尔乌辛兼部长。其他部门也都进行了这样的调整，分别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直接兼任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