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六”工程是新生共和国极为重要的奠定重工业基本规模的一揽子援助项目，尤在东北地区，对人民政权初期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项工程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两巨头时期，中间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争取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支援
随周恩来总理、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到莫斯科，参与商谈和确定苏联援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征求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对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在苏联前后生活了10个月。回忆起在苏联参加谈判的日日夜夜，许多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繁重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发展的任务。一方面，要治理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一方面，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支援前线。经过短短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我们恢复经济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时，根据中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中财委于1951年2月开始试编五年计划，并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其中包括拟请苏联援助和帮设计的一批项目。
在当时，竭尽全力开始进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争取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援助，是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对新中国的成立，苏联开始还有疑虑。毛主席第一次到苏联访问，苏联报纸一开始称“毛泽东先生”，等到签定了互助同盟条约后，才改称“毛泽东同志”。尤其是抗美援朝，他们看得很清楚，虽然苏联没有直接参与，但看到抗美援朝，我们做出了很大牺牲，最后把社会主义朝鲜保存了下来，中国党的国际主义是真的而不是假的。因此，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愿意帮助我们设计和建设一批工业项目。
东北的许多工业建设项目，也都是在这时期开始设计和建设的。1951年2～3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业会议，会上确定了一批建设项目，并已开始设计了。像富拉尔基的北满钢厂的建设，不是到苏联谈判时提出的，而是到苏联以前就提出来了，1951年做了初步设计，并做了部分技术设计，该钢厂的规模当时准备搞到15万吨。还提出了富拉尔基电站的建设，电站的第二台机组建设要求1952年交货。佳木斯铜网厂的设计合同已在莫斯科签定了，该铜网厂最初是一个单独的项目，苏联谈判回来后，将铜网厂和佳木斯造纸厂合并在一起了。沈阳风动工具厂，是在莫斯科审核设计的。沈阳第一机床厂，1951年时已提出请苏联帮助作初步设计。此外，还有阜新电站、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铁合金厂、201厂（炭素电极厂）等等。上述这些建设项目都是去苏联之前我们就已确定的，并已向苏联方面提出，请他们帮助我们设计。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心工业基地，在拟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东北的计划建设规模也是十分庞大的。一五期间，要向国外订购成套设备约35万吨，总价值为17万亿旧人民币（每l万旧人民币合1元新人民币），折合卢布为1。7.56亿。平均每吨设备约为5000卢布。能源工业是当时最紧缺的工业部门，而电力尤为紧张。东北电业局计划火力发电站达到52.5万千瓦，水力发电站达到85.2万千瓦。当时计划火力发电五年达到52.5万千瓦，还不及现在一台发电机组的发电量。一般设备五年为13万一14万吨，约合8万亿元旧人民币。此外还有国内设备。建筑安装力量五年计划安排是，技术人员420人，工人1万人，安装设备81万吨。其中非必需安装设备为10.5万吨，需要安装设备为70万吨。安装工人平均安装一吨设备需要25个工。五年内土建任务是24万平方米，土建工程技术人员最高达到5400人，工人达到9万～10万人。土建的定额是每平方米6个工，留用苏联专家36人，1953年需聘请专家95人，1954～1957年需聘请专家150人，基本建设顾问需聘请330人，要派出实习生1600人。另外，还要聘请设计方面的专家72人，基本建设顾问需聘请330人，要派出实习生1600人。另外，还要聘请设计方面的专家72人，教育方面的专家59人。
上述这些都是我们去苏联之前，东北工业建设的五年计划安排。这些计划都是分年度安排的，很具体。
在决定去苏联谈判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52年7月25日，我从东北赶到北京，立即同即将前往苏联谈判的同志们一起投入紧张的工作，对将要请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一批项目进行准备。在临行前的20来天中，夜以继日地讨论设计项目，搞设计项目表，写设计项目说明，并推敲我们提出的重工业计划。要准备好总说明，包括总的情况估计、五年计划方针、五年计划概要。准备工作的总要求，是要搞好设计项目和设计清单，地质勘查资料和清单，专家与设备要求，技术资料等。对我们所准备的材料，要求统一、准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经过紧张的工作，我们已做好了赴苏谈判的准备。
我国政府代表团是1952年8月15日晨5时离开北京的。
我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共5人：周恩来总理任团长，陈云副总理和李富春同志（当时任中财委副主任）任副团长，成员是张闻天同志（我国驻苏大使）和粟裕同志（当时任副总参谋长，代表军队方面）。
代表团还带了一批顾问，主要包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和军队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这些顾问包括：宋劭文同志，他是中财委秘书长兼财经计划局局长；陈郁同志，他是燃料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他原任东北工业部部长，东北工业部撤销后，任重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同志，原任华东工业部部长，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由于需要从上海抽出技术力量支援一五计划建设，所以他参加了谈判；王诤同志，任军委通讯部部长兼邮电部副部长；刘亚楼同志，他是空军司令员；罗舜初同志，他是海军副司令员；邱创成同志，他是炮兵副司令员；雷英夫同志，他是军委作战局局长，30多岁，是军事顾问中最年轻的，曾当过总理的军事秘书；师哲同志，他是外交部政治秘书等等。
代表团还有一批随员，包括：吕东、柴树藩、沈鸿、白杨、齐明、陈平、王世光、钱之道、李苏和我，等等。另外，代表团还带有一批翻译。
由于我们许多人是第一次出国，所以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在出国之前，我们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8月13日，陈云同志把我们召集起来，对我们提出了有关纪律要求：一是不讲越过职权的话，不该讲的不要讲，该讲的也要先请示了以后再答复对方；二是在行动上，外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后才可行动。如果要找人会客，必须有正式手续；三是在风俗习惯上，要入国问俗，按规矩办事；四是不能乱敬酒，不准喝醉酒，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人爱喝酒，而且一喝酒就要喝醉为止；五是外出坐车要听从苏联方面的安排，刘亚楼同志在苏联住的时间比较长、情况比较熟悉，我们的生活和一切活动都由他来安排，经常给我们讲些注意事项。在准备出国时，国家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套衣服，还做了夹大衣，发了皮帽子。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却没有做夹大衣，仍然穿着那件旧的、蓝色的夹大衣。
整个代表团共乘坐三架飞机。由于那时的飞机很小，一架飞机只能坐10～20人。当时张闻天同志已在莫斯科，周总理、陈云、李富春、粟裕四人分乘两架飞机，与其他顾问、随员坐在一起。
飞机从北京起飞后，途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机场，于17日下午6时半（莫斯科时间是刚过中午）到达莫斯科。在我们代表团经过的各个机场，苏联方面都做了精心地安排。为了保证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安全和顺利航行，他们要求每个机场在我政府代表团的飞机没有起飞前，其他客机不得起飞。在我们到达伊尔库茨克时，我们飞机停飞，我们看到有不少苏联旅客在机场休息，我们代表团中会俄语的同志就热情的同这些旅客打招呼，问他们：“你们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他们答道：“周恩来的飞机飞起以后，我们的飞机再起飞。”
到达莫斯科后，周恩来总理在机场发表了热情的谈话，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奉毛泽东主席之命，来到莫斯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人们能够从事实上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同盟，对于保障远东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三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经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业已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周总理感谢苏联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所作的兄弟般的大公无私的援助。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到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
周恩来总理没有同我们住在一起，张闻天同志是驻苏大使，住在大使馆。陈云副总理、李富春主任和粟裕副总参谋长同我们大家一起，都下榻在莫斯科着名的苏维埃旅馆。在这里.我们一住就是10科仍住在这个旅馆，一晃35年了，感触很深。
到莫斯科后，代表团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第二天（18日），团里要求大家一律不准外出，在旅馆认真准备材料。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认真核对计划草案译文。接着，听取了1952年初派到莫斯科学习的丁丹等同志的汇报。20日，苏联报纸发表了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草案，准备提交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讨论通过。我们代表团此次去苏联的目的，就是要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请苏联帮助设计和援助的项目。所以，为了使我国的五年计划同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相衔接，我们开始学习和讨论苏联的五年计划大纲草案。
8月20日，斯大林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21日苏联报纸纷纷报道了周总理同斯大林会谈的消息。周总理、陈云同志在苏联逗留了一段时间，同斯大林举行了两次会谈，并发表了中苏双方谈判的公报。公报指出，在谈判过程中，讨论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谈判是在友好的互相谅解和诚恳之气氛中进行的。这次谈判证明了双方都决心努力使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同时用一切办法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在这两次会见中，双方达成协议，即苏联政府在1952年底以前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我国政府，并完全归我国所有。
由于我们到莫斯科时，正赶上苏联全力准备召开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我们到达时，距苏共十九次党代会召开仅有40多天，苏共十九次党代会是10月5日召开的），苏联方面顾不上研究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周总理、陈云、粟裕同志和一部分顾问、随员于9月22日离开莫斯科回国。富春同志和我们留下来继续做准备工作。
企业参观学习，继续做谈判准备
到苏联后。我们都急切地想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想参观他们的工矿企业，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到莫斯科后，由于他们准备召开党代会，所以就应我们要求，安排我们到企业参观学习。从9月7日到16日，我们在莫斯科参观了苏联工业技术展览及建筑展览馆、莫斯科大学、斯大林汽车工厂、红色无产者机床制造厂及第一滚珠轴承厂、电缆厂、变压器厂、卡里伯厂、莫斯科煤气厂、吉那摩电动机厂等。
周总理等人回国后，我们被安排到苏联一些地方参观，富春同志指定由我带队。我们一行约20人，都是搞工业的，包括柴树藩、沈鸿、钱之道、陈平、王世光、齐明等。苏联外交部专门派了两个懂汉语的官员陪同我们参观。
我们离开莫斯科首先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该州一位副州长和主管工业的负责人陪同下参观了乌拉尔基重机厂和基洛夫工业大学。这两个人，一个是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工人出身的干部，他在陪同我们时已40多岁了，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曾被派到美国学习过，对美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学习了一套美国企业管理的方法；另一个也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比较年轻。
乌拉尔基重机厂很有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生产坦克闻名，战后该厂把一辆坦克放置在厂门口的台基上作为纪念。该厂的厂长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参观这个工厂，大家赞叹不绝。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新东西，许多同志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这么先进的工厂，所以大家都很有感触。当时乌拉尔基重机厂已有万吨水压机了，沈鸿同志参观后感慨万分，激动地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工业，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设备，将来我们中国要自己制造一台万吨水压机。”的确是这样，想想日本人在东北经营了那么多年，沈阳重机厂也不过只是2500吨水压机。沈鸿同志的这个誓愿终于实现了，1962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成功1.2万吨水压机。沈鸿同志担任总设计师，林宗棠同志担任副总设计师。
离开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后，我们又到卡敏斯克乌拉尔加，参观乌拉尔铝厂。这里是苏联的一个铝工业基地，当时我国抚顺铝厂的年轻技术员孙瑞锷正在这里实习。卡敏斯克市苏维埃和市委的负责人接待了我们，并陪同我们参观，为我们讲解，还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9月28日，我们从卡敏斯克乌拉尔加出发到下塔吉尔市，参观位于该市的人造树脂厂征塔吉尔冶金工厂。下塔吉尔冶金工厂是苏联的老牌钢铁厂，沙皇时代就有。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里，该厂被改造。在战争期间，这个厂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几位由东北工业部派来的实习生，他们来自鞍钢，在轨梁厂实习。29日，又赶往第一乌拉尔城，参观第一乌拉尔钢管厂。从我们参观的上述工厂来看，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些工厂也确实为苏联赢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