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不仅在变迁驻地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而且针对当时村落分散、部门难以相对集中的现象，领导开展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所以在瑞金，数以百计的中央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旧址，经过80多年的风雨侵蚀，得以完好保存的因素中，一方面来源于苏维埃干部甘于奉献、执政为民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和瑞金人民珍惜与苏维埃政府结下的深厚革命感情有关瑞金人民意识到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自觉支持和参与革命旧址的保护，尽可能多地保护周边的一草一木。在叶坪乡，除叶坪村外，在庙背、洋溪、朱坊、中石、坪山岗、新院等村庄中，都有重要的革命遗存。
另外，据瑞金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叶坪乡有36处，沙洲坝有29处，云石山有16处，象湖镇有17处，武阳有3处，大柏地有3处，九堡还有2处。从1929年2月至1934年10月，持续5年零8个月之久的革命斗争中，留下了116处革命遗址，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达33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全国也是少有的。
四、旧址是珍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是缅怀历史、传承精神的生动课堂。
瑞金的革命遗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多得的文物资源。保护、利用好这些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革命史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的奋斗历史。“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回顾了党艰苦创业的历程，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必须强调的是，瑞金革命旧址的保护与利用，创造了“瑞金模式”。通过与40多个国家部委联合开展“寻共和国之根，续修红色家谱”活动，以史育人，光大传统，不仅修复了一大批濒临倒塌的苏区部委旧址，同时建立了部门或系统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伴随红色旅游的发展，旧址保护“修旧如旧”，开发利用则更加全面，反映了民众的需求和社会的期待，成为传播先进文化、愉悦身心的精神家园。
（原载《红广角》，2011年12月）
对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变迁问题的探讨
1．思想品德（10分）
红旗飘，军号响，
子弟兵，别故乡。
王明路线滔天罪，
战略转移去远方。
当人们听到这首悲壮的长征组歌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朱德、毛泽东式……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探索、总结的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
然而1931年1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依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取得了中央领导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逐渐遭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
1931年3月1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宁都青塘召开，王明“左”倾错误开始通过党的会议传达到了中央苏区。接着，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催逼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史称“赣南会议”。这次大会，不点名地批评、指责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使苏区党的领导机关，在政治、军事、土地和党的建设等问题上开始接受并贯彻王明“左”倾错误。
“赣南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便受到排挤，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一苏大会”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原任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的职务，也自然落空了。
1933年初，由于“左”倾错误的危害，党在白区的组织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中共临时的中央政治局被迫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随即，就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股反“罗明路线”的浪潮。
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冬，毛泽东被解除红一方面军领导职务后，赋闲到汀州福音医院养病，恰逢罗明也在该院治伤。毛泽东在与罗明的交谈中，对闽西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目前，福建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开展地方游击战争，尤其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苏区，以配合红军主力的运动战。罗明病愈出院后，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这样一来，闽西苏区的革命形势大有好转。
博古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经过闽西，他下车伊始，发现闽西的工作没有认真执行“左”的那一套，满脸不高兴，气急败坏地指责罗明“身为省委书记，不呆在省委领导全省工作，跑到杭、永、岩来干什么！”便拂袖而去。之后，罗明结合实际，根据当时的形势，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把发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供给其他苏区参考，引起了轩然大波。
博古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取消主义、逃跑主义路线，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威胁，不可容忍，遂从组织上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1933年2月，继福建反“罗明路线”后，又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错误的斗争危害十分严重，使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中得以全面推行。
当“左”倾之风愈刮愈烈时，蒋介石也乘机再次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1933年7月，在江西庐山设立“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培训“围剿”骨干，厉行封锁政策。1933年9月，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这一次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图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堡，逐步推进”的新战术，要与红军打一场持久战，以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竭泽而渔”，消灭红军。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和指导，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是中国“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在反“围剿”中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红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而采用正规战和阵地战；实行“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六路分兵”“短促突击”等错误战法。
1933年10月初，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他曾参加苏联红军，后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学习。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积极支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深得博古重用，委任他“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直接指挥红军，实际成了红军的总司令。
9月28日，敌军重兵先侵占了黎川。黎川，是当时闽赣省委、省政府以及军区司令部的驻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闽浙赣苏区联系的桥梁。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及时提出“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效方法。但“左”倾领导者惧怕丧失土地，震惊于一城一地的丢失，急于调兵收复黎川，失去机动的余地，使红军辗转于敌人的堡垒之间，开脚的第一步即丧失了主动权。
战争进行了两个月，11月20日，福建事变发生了。国民党19路军在福州举旗反蒋抗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给战情带来了重大变化。蒋介石一怕红军同19路军联合行动，二急于“解决”19路军。毛泽东抓住敌人的要害，一再提出：“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建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左”倾错误领导人不懂得利用国民党营垒内部矛盾，不但没有采纳正确的意见，还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错失战机。
1934年1月，党的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左”倾错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红军冒险进攻受挫后，面对步步进逼的国民党“围剿”军，一筹莫展，转而采取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战略，命令红军在重要城镇、交通要隘，修筑工事，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摆开架式与敌人拼消耗。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做“乞丐与龙王比宝”，结果可想而知，红军遭受惨重损失。
第五次反“围剿”局势日趋恶化。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败局已定。李德、博古等人惊慌失措，预感再不突围，眼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便仓促决定将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中央第一野战纵队（亦称“红星”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总工会、团中央等机关和卫生部门、后勤部门、担架队组成中央第二野战纵队，与红一方面军主力编成野战军，10月10日下午，分别从瑞金云石山、九堡等地出发，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闻讯的乡亲，从四面八方涌来，挤在路旁，难分难舍，心情越来越沉重，双手一次又一次地擦拭着泪水。人们怎么也不会相信，第五次反“围剿”竟然会失败，要撤离苏区。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全苏区人民竭尽全力，支援革命战争，要人有人，要粮给粮……
然而，事实终是事实。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酿下的严重后果，使中央红军陷于山穷水尽的绝境，不突围转移又有什么出路呢？
此刻，人们想得更多的是红军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红旗飘，军号响，
子弟兵，别故乡。
男女老少来相送，
热泪沾衣叙情长。
……
到1934年12月1日，红军一路血战，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兵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7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
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进攻的敌军除薛岳、周浑元纵队尾追红军外，樊嵩甫和李延年纵队从北、东两路加紧向中央苏区推进。11月1日，侵占长汀。随后，敌第10师、36师、24师、39师，兵分三路，从长汀、石城、宁都挥师急进，意欲一举攻取瑞金，遭到红军余部和地方游击队的顽强阻挡。11月10日，敌东路军第10师抢先占领了瑞金城。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左”倾错误葬送了。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在瑞金云石山马道口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党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在南方继续领导各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他们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原载《红色故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