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生的临时中央政府在巩固苏维埃政权上做了不懈努力，加强了苏区干部的行为规范和作风养成，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纯洁队伍势头上最为强劲。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大多数志士都怀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但也有极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者，难免投机取巧，或因对某人某事不满而对立叛变，尤其给中央政府驻地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
从1958年《访问叶坪公社老同志记录》来看，中央政府迁驻沙洲坝的原因是叛徒告密。“一边河来一边山，中央政府在中间。”敌机按图索骥，频繁轰炸叶坪。毛主席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人讲出去的，我们在这儿久住不下去了，不然敌机会常来轰炸的。”特别是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邮电总局局长杨岳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孔荷宠先后叛变投敌，“把中央所在地绘成地图”。这些对中央政府驻地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敌特的不断渗透
为刺探中央苏区情报，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出谍报人员潜入中央苏区，一是收买意志不坚定者，窃取机密；二是以商贩、郎中、算命先生等方式接近中央政府所在地，伺机了解红军或政府的有关情况。此外，中央政府“地主不分田，地主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使一些地主、富农与敌特势力相互勾结，特别是地处偏远的地方，甚至出现“反攻倒算”现象，对中央政府驻地的安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战争失利后转移
从中央苏区的历史看，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西南、闽西根据地才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为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奠定了基础。中央苏区的形成、巩固与发展，乃至丧失，也与反“围剿”战争密切相关。从中央政府成立后看，反“围剿”仍然是苏维埃政权的难点和重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对中央政府的变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不过，中央政府定都瑞金后，从叶坪到沙洲坝、从沙洲坝到云石山的变迁，更多的是受前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从云石山北上长征，真正的动因还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由下也可以看出中央政府驻地不同时期变迁的显着差异。
中央政府变迁的具体时间和驻地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史学界已经达成了这样一种认识，认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红一方面军总部从1931年9月迁入瑞金叶坪开始，瑞金已经成为赣西南、闽西苏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事实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光辉成果之一，也是毛泽东领导临时中央政府理论与实践产生、发展的标志。临时中央政府驻地的变迁经历了从叶坪到沙洲坝，从沙洲坝到云石山，再从云石山北上长征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驻地叶坪阶段，即从1931年11月到1933年4月期间。
时任叶坪乡政府文书、赤卫军连长、耕田队长的谢成彬，在1958年12月15日《访问叶坪公社老同志记录》中回忆道：“农历1931年8月17日（即公历1931年9月28日）上午，毛主席同朱德来到叶坪。”当时，只想作短暂停留，“在这里住3-5天就要离开”。谢成彬协助毛主席联系了在叶坪村谢深兰的房子里居住。该房占地200平方米，周围古樟参天，环境幽雅。由于条件简陋，朱德总司令还借了一块门板当作床板使用。后来，毛泽东称赞说，这里的群众革命基础好，环境又好，便长久住了下来。谢成彬的回忆，表明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迁入叶坪的具体时间，同时也是了解中央政府当年选择瑞金叶坪作为驻地的合理途径。
在叶坪期间，相继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世界革命史上写下新的伟大一页”。1931年11月7日起，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
第二阶段是驻地沙洲坝阶段，即从1933年4月到1934年7月期间。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藏1958年《访问沙洲坝公社老同志记录》中，提到了临时中央政府迁入沙洲坝的时间：“从1933年4月至1934年7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及毛主席在这里办公、开会、吃饭和休息。”“毛主席在这里的时候，写出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着作，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给了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巨大的力量……”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局等领导机关从上海迁驻瑞金。在沙洲坝期间，中共临时中央局与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与苏区中央局，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合署办公。1933年1月至1934年10月，毫无疑问，瑞金是中共中央局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指挥中枢。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恢复了中共中央局。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更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虽然只是去除了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两个字，但中国的红色政权建设已日臻完善。
第三阶段是云石山驻地阶段，即从1934年7月至1934年10月期间。
曾任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在回忆中说到：“1934年割了早稻，毛主席去会昌文武坝参加会议时就离开了沙洲坝，开完会就直接到云石山住，尔后没有回到沙洲坝住。”沙洲坝乡第四大队的杨耀南，原任苏区少先队队长也回忆说：“1934年10月红军北上抗日，白军（国民党军）很快地占领了瑞金城，区、乡、村的干部都组织了起来参加游击队，上山去打游击，在后方打游击，总的中央领导是项英、邓子恢、毛泽覃及贺昌等同志。”在这个阶段，党和苏维埃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粉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上。这里是长征决策地和出发地，中央领导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了战略大转移，成立了党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坚持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政府驻地的特征及分布特点
由于中央政府驻地的三次变迁，赋予了叶坪、沙洲坝、云石山不同的内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历史遗存，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纵观瑞金中央政府驻地的革命文物资源，基本上受控于当年的社会经济条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旧址多为公共祠堂、庙宇，部分为没收地主庭院，罕于新建。
因陋就简是中央政府倡导的一项基本的工作方法，在整个红色都城的体系中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是中央政府正常运行和赢得民心的基础。在叶坪，召开“一苏大”会后改为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场所的谢氏宗祠，毛泽东养病的东华山古寺，云石山“云山古寺”中央政府驻地，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所在地梁氏宗祠，沙洲坝六届五中全会会址“福主庙”，均为公共祠堂、庙宇。其中，中共中央局下肖旧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旧址元太屋等均为地主的庭院。调查发现，在100多处革命旧居旧址中，仅有6处为中央政府设计兴建的，5处为纪念性建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位于沙洲坝，其他分布在叶坪红军广场的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这些难得的建筑被誉为新中国建筑事业的萌芽。这些现象，不仅反映了当时根据地经济的困难，更多的是体现了苏维埃政府最大限度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树立了苏维埃政府的威信。
二、旧址虽几经变更，但大致相邻，有的仍为中央政府所使用。
中央政府驻地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叶坪、沙洲坝、云石山，都是适合做中央政府驻地的地区，近的相距6公里，最远的也只有19公里，各具特点，这一切都增添了红都的神秘色彩。
以姓聚居是中央政府驻地分布的基本特色。以谢姓聚居的叶坪村，以杨姓聚居的沙洲坝村，以梁姓聚居的云石山。经过革命洗礼的瑞金客家人，不仅勤劳勇敢，团结互助，而且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加上“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优越的生存环境，这些都是中央政府定都瑞金的可靠保证。
中央政府驻地在叶坪、沙洲坝、云石山的三个阶段的变迁，都是联系红都历程的一条纽带，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调查材料表明，中央政府在充分挖掘新的驻地资源优势时，比较注重原有驻地资源的利用，充分调动各地群众参与苏维埃建设的积极性，成为中央政府变迁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例如1933年4月，迁驻沙洲坝后的中央政府，同年6月，先后在叶坪谢氏宗祠召开中央苏区八县以上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负责人的查田运动大会、八县贫农团代表查田运动大会。作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献礼工程的五大建筑，也都选择建在了叶坪红军广场，共同构成了第一个红色都城的有机部分。调查材料也表明，中央政府所在地在某种程度上，集中体现了民众的拥护与鱼水情深。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干群关系的重要性，随着中央政府驻地的变迁，得到进一步的认同和强化。
三、旧址点多面广，文物众多，地位独特，史料翔实，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