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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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离离“原上草”(14)

他说得很认真,虽然我还想冲淡一下这种忧伤的气氛,但是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之所以把葆琛的话,记得如此清楚,实因后来他对他自己的命运分析,大体贴近事实--当然,他没有死在劳改队,而是活到了平反之后。说来也巧,他在平反之后的80年代,就与我在北京的团结湖为邻,他的工作单位在轻工业部设计院,我工作在北京和全国作协;由于昔日患难的友情极为深厚,往来颇多。在1993年的夏天,他终因心脏病两次开膛破腹,病故于协和医院,年仅58岁。十分巧合的是,他与我的母亲葬于同一公墓之内,因而每年清明,我去为母亲扫墓时,必去葆琛的墓前献花--这是他在劳改队时就说过了的事,我牢牢记于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预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倾吐忧伤之情不久,山西作协的杏绵大姐,便又有书信飞来。她说,作协评论家李国涛,与劳改局的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近几天内将去询及有关这方面的政策问题。信中叫我不要怀有希望,但他们是会为此事尽力的--因为各地文联,都需要有创作实力的人才云云。当时,全场全力以赴地筹办化工生产的机器设备,我每天加班加点地干着“除锈”工作(因其设备大都是从其他化工厂运来的陈旧机器),化工车间的未来人员,每人手持一把铁锤,击落着管道上的斑斑锈迹,因而丁丁当当震耳欲聋的声响,从早上响到天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烦的活儿,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由于从绝望中看到一点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杂音交响乐”于乌有。

我沉浸在反刍生活的快乐之中--十几年内多少生活场景,像画面一样从我眼前流过。当然其中多是悲怆的乐章,但是回忆悲怆既是一种精神折磨,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因为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嚣世界,于一片肃穆之中。我想的问题很多很多,从自身的囚徒生涯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文人的流放--历史总是进步了不少,当今的劳役犯脸上不再刺字,虽然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株连,但没有昔日的满门抄斩(《折梦“桃花源”》中北京郊区公实社,一夜之间一百多口五类分子的血光之灾,发生在“文革”乍起之时,它虽然极其野蛮残酷,但毕竟在全国范围内,属于个别事件),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这个大辛庄农场的生灵,则不会存在至今--那么,谁去大轮窑烧砖?谁去张家口学习化工?谁去生产机器零件?谁去设计化工车间的厂房?在丁丁当当的击打声中,我的思绪又从中国飞出了国界,想那沙俄时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被拉到刑场上之后,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吗……我自知这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平衡,因为只有找到这个法宝,才能有一点点自我安慰。

但是,阿Q平衡法也有失灵的时候。那就是当我的思想坐标,移位到当今世界。比如,突然想起了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飞上了月球(偶然在报纸上见到),便立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始自建国后的1957年人斗人的开始,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文革”后停产闹革命,全国都进人斗人的黑网之中。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开始了探索宇宙,我们却津津有味、没完没了地斗来斗去,不知何时何日方能休止。我们中华民族,将来在地球上如何生存?

不管想东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聋的“除锈”锤声之故。但是那种喧嚣的音乐,没有能听多久,不知从哪儿又吹来一股风,我们这些“双料货”,奉命迁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张家口学习化工,烧焦了头发和眉毛,等于是玩闹一场--我们带家属的全部调往晋南的伍姓湖劳改农场。这是一次十分蹊跷的调动,可能农场出于甩包袱之故(带家属的有的生了第二代,生活上难于管理)。我们于1975年早春,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途经陕西跨过黄河,拐到晋南。记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说其有趣,实因没有任何一个劳改干部押送。我们身着厚厚的冬装,背着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倒车,与乘车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于对我们的调动十分突然,我们又都住在场外的小村里,因而无法与众多友好话别。但是临上火车的前夕,姜葆琛还是跑到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来。他说,人挪窝活,树挪窝死。我们离开这青烟缭绕的化工厂是个喜事,他恨不得跟着我们一块走呢--但是人的命,天注定,他想走没有路条,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们与他惜别。来大辛庄后,他是与我们来往最多的朋友。

“这回,你们也可以见到黄河了。”他说,“我往南逃的时候,过的是郑州黄河桥,你们要过的是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风陵渡黄河桥。好好看上两眼中国的祖母河吧,她会赐给你们好运气的。”

我心里挺难过的。姜葆琛之所以不忘黄河,还是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时的幽灵没死。逃跑时他见黄河落泪,此时此刻我们即将分手的前夜,他心中没有死的幽灵,又出来显圣了--因而我对他的生命独白,无言以答。张沪忙着收拾杂什,顾不上跟他多说什么“黄河”之类的话;她只有祝愿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当这个历史的黑夜破晓时,他的身体也像东升的太阳--她在曲沃的那场生死之劫,使她的身体大不如前,所以这可以算是病号对病号的祝福。

我没有美好的语言与他话别,便把在煤矿翻黑了的一本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赠给了他。我说:“小说中的那只狗,在生活中磨炼成了狼群的首领;你没那两下子,但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你这个病号,比我更为重要。”

他并没有翻动我赠他的那本书,却石破天惊地说道:“维熙,我没有什么可赠你留念的;有一句话,就算是代替礼物的圣经吧:你有责任和义务,写下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底层生活记录。在我接触的同类中,你是最有条件留下这一宝贵档案的人。你们忙着收拾行装,我就不打搅了。”

他很感伤地匆匆离开小屋,我想他是流出了眼泪。

我送他出了村口。在村口他再次停下脚步,一字一板地对我说:

“还有两句必须说的话,如果你一旦调离劳改单位,记住,不要讲条件,在哪儿工作,都比当劳役犯强。”他说,“当然能去文联工作最好,到了那儿你有可能实现你的最大愿望。”

我说:“就目前的气氛看,要表现我们这一段生活历程,怕是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八个样板’一浩然,不知要延续到哪个时辰呢!”

“你可以先写一些应时小卖的东西,这只是一个过程--但是你不要忘记最终的极致,是表现真实的历史。鲁迅先生怎么说:‘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们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握别。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维熙,我坚信天快亮了!”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墨染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斗--第二天我们就登上了火车。

伍姓湖--我的最后一个劳改驿站

在一路的行程中,我仿佛是个流民的头儿,带着一群男男女女以及一两个娃儿,穿越河南西部,陕西北部;并跨越过陕西与山西分界的风陵渡黄河大桥--拐了个大大的弯子,到了晋南。

对于风陵渡,我虽然与它初次见面,但是对这个名字却并不陌生。昔读唐宋诗词,曾有不少的文人墨客,在华章中提及到文津渡、浦津渡和风陵渡,在几百年前这些名字都还是黄河古渡。盛唐时期,曾经有过一座万吨重的四只铁牛当做基石的浦津渡浮桥--但是随着黄河水患的频繁,那浮桥早已不在;改道后的黄河,连浦津渡的名字也消失了。在其周围及黄色的波涛里,埋藏着无数的人文历史故事。

我很喜欢到这儿来。我的生命如同一个黄河纤夫,在十分古老的河谷中,已然背纤而行近二十个年头了。作为一个黄河子孙,我渴望着看一看“老祖母”的身影,反刍一下它的历史,并用它的过去,想一想今天和明天,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第一个愿意来这儿的原因。其二,我的一个姑姑在浦州教中学已经数载,地图上告诉我,伍姓湖与浦州都属永济县界之内,有时间我可以寻觅一下亲人,以解忧愁,以悦身心。其三,化工生产总是与有毒的物体气体相伴,不仅伤人身心,还远离开自然--地图上的人文景观,还告诉我,它西有《西厢记》中的莺莺塔,北挨着《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关帝庙;因而,我把这次调动,看成是“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喜庆之事。

当列车穿越黄河的时候,已是落日西沉的时刻,我把全部的视力,都投向中华民族这条祖母河;但是让我感伤的是,不仅没有看到古诗中“长河落日圆”的雄浑风景,连黄河的滚滚波涛,也没有看见。两岸的黄沙延伸得很宽,中间那几条被黄沙分割开的水流,有的上面还覆盖着一层薄冰;即使是没有被冰层覆盖着的河面,水流小得也像是条条溪流,这真是让寻觅黄河的后代子孙为之心颤。

我对坐在身旁的张沪耳语道:“真想不到……竟是这副模样!”

她说:“山有老,水有老,流了五千年她累了,像个活着的木乃伊了。”

“可能正是枯水季节的缘故吧?”

“反正它已过了青春期。记得唐太宗游黄河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碧原开雾湿/绮岭峻霞城/烟峰高下翠/日朗浅深明……’你就从最后一句,来推断当时的黄河,水是清的,现在可倒好,一片浊流,要是把全国大武斗的精力,放在治理黄河上,该有多好!”

她的记忆力极好,思维又十分敏捷,一下把黄河浊流与“文革”的浑浊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火车通过繁衍了五千年文化的黄河时,留给我的记忆。当时,我还联想起毛泽东曾经考察过黄河,并留下“河清有日”的孟浪之词--多少年过去了,黄河一年比一年浑浊;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已然年迈体衰,忙于收拾“文革”的残局,还收拾不过来呢;怕是早已把当年的豪言壮语,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当时我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曾久久为毛泽东站在黄河岸边,深情地凝视黄河的目光所感动。此时,我真有了姜葆琛君路过黄河时的满腹悲怆之感--我的祖国--我的黄河--在内心独自呼喊之际,我潸然泪下……

车过黄河后的第一站,就是永济县城。一辆卡车等候在车站上,没有武警,只有一名司机和一名劳改干部。

“死门”与“生门”

伍姓湖顾名思义,至少可以有两个意思:一、这儿姓伍的人家特别多;二、旁边还有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个含义很快得到了验证,因为我们的卡车经过的一个村子,村名就叫伍姓村--至于那片应该有的水,我们却没看见。拉我们的卡车,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农场的边缘,才停在一处只有几排房的空场。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熟悉了那块土地之后,才知道从我们的监舍向北走,原是一片芦草茂密的水泊;那儿曾栖息着大雁和许多候鸟。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么人来这儿看了一回,那块原属于自然的浅浅水泊,便在年把的时间内变成了旱田。候鸟不见了,大雁飞走了--我们到那儿不久,还吃过一回雁肉。一只重二十斤的死雁,只卖两块钱--那是来寻觅旧巢的孤雁,被农民捕获卖给我们这些“二劳改”的。这个劳改中队,一共百十口人,但大多数来自北京;原本是个男儿国,加上我们这些双料货,就成了一个“鸡叫狗吠娃儿哭”的世界。

劳改队的陈大琪指导员和袁中队长,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很体谅我们这些拉家带口的新户,让我们搬进新窑洞去住(这儿的窑洞也和曲沃一样,外表看上去是平房,进门才知道是拱形的窑洞);而那些男号--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机手,都住在破旧的窑洞和平房里,这使刚刚到了新址的我们,感到“人挪窝活”的愉悦。

这儿被称为劳改三中队。进窑不久,就认知了一个定律:凡是有劳役人员的地方,都有右派。我能记下来名字的有:来自公安系统的周月明,在某大学教《西洋史》的吴土俄,地质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记住了其号为石山,因他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还有昔日在铁路系统的劳模李绵章,曾在京剧名伶尚小云剧团反串青衣的演员朱效梅--剩下的一个,则是在1957年“反右”刚刚开始时,大名就上了《人民日报》的王臻--他原是民政部的干部,“大鸣大放”时期在四川考察民政;出于帮助党整风之心,匆匆从四川回到北京。他坦诚地向党提出整改意见,几天之后就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在劳改队中,尽管五毒俱全,又在一起生活劳动;但是知识分子与其他“四毒”,仍然如同泾水渭水,色泽完全不同--所以很快,我和张沪就与“同类”中的几个,熟悉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最初与我和张沪接触的是魏石山,他不仅长于字画,还会中医。他见张沪体态虚弱,知其在曲沃的遭遇后,出于同情之心,建议她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

我和张沪对此都感到突然。当然能够离开劳改地盘,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们各种办法都想过,唯独没有想到过走这一步棋。他说,这里的队干部及其家属,都常常找他看病--他与总场医院也很熟悉,根据张沪的情况,被批准的可能性极大。特别是这里的管教干部,对知识分子都挺富有同情心;他在几个劳改单位改造过,这里的指导员陈大琪,是个很有见地的人。

经过我和张沪的观察,老魏所谈皆非虚言。因为从我们到这儿的第一天,陈大琪已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在对我们这些刚刚到达的新号,例行完了点名和分配窑洞之后,他突然对我招了招手,让我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当时我的猜想是,这支“双劳改”的队伍是我带队来的,他找我不过是询及一下每个成员的情况。意想不到的是,他让我在椅子上坐定后,却扯开了闲篇:

“你这个姓氏真少见,我生平只见过一回。”

我沉默地听着,不便随意答话。

“那还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读到语文课本上的辅导材料,有一篇写一个农村女娃卖苇席的故事。作者的姓氏是从,名字叫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你这个‘从’是不是……跟他一个姓?”陈大琪两只眼睛审视着我,“你们还没有来,副档已经先到了这儿,知道你过去是搞文学的,那篇东西是不是你写的?”

真是恍如隔世,在十多年的劳改生活中,我早就把我青年时代写的一篇千字文忘光了。经他一提,我倒是当真回忆起来了--它发表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后被纳入高小语文教学的辅助教材之中。想不到事隔多年,在这个黄河之畔的劳改队,被主管我的劳改队长提起。我只好点点头,回答他说:“是,那是我当年写的;您如果不提起它,我都忘了。”

“那文章我一直记得。”他说,“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娃,爱读写农村的书。”

我点点头,心里也挺高兴--因为让指导员知道我的过去,并不是什么坏事。

“从明天起,你出任中队的统计员工作。魏石山是搞宣传的,你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他就行了。”他说,“你可以走了,有大事可以直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