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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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离离“原上草”(13)

“阿弥陀佛,你上有老下有小,多亏没有出啥意外;不然,我夜里睡觉都要做噩梦了。”张师傅笑了起来,“我听你的口音是北京人,怎么到山西去工作了;听你们这些人谈吐,都不像是半大老粗……怎么……”

我赶紧打断了他的话:“真是要感谢张师傅了,不然的话,连带队的车间头头,回去都没法交账。”

我必须以谎言取代真诚,尽管这是使我内心痛苦的事情,我还是得那么做。有那个瞬间,我的良知曾叩打我的心灵,想在救我一命的老师傅面前,说出其中的真情--但是,那后果比我被烧伤还要严重,我只好把两面人的角色扮演到底了。

夜已很深,我催张师傅回家。因为他进屋时曾说他的家离这儿很远,他是骑着自行车特意来看我的,此时我正好用这一点劝老师傅早点回家。他对我笑笑,并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走出了病房。他一出屋,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我觉得我对不住这位张师傅的心--在那个谎言成灾的年代,我也是一个不得不说谎的人。因而,在我们临离开张家口之前,我拆去脸上的绷带,面颊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张师傅来我们的住所为我送行时,我有意回避了张师傅。

“同类”们说:“你得去见见张师傅。”

我说我不能去见他。

“为什么?”

我说:“我怕功亏一篑,露出咱们的马脚来;对他撒谎,我的灵魂实在不得安宁!”

但是张师傅还是在一间空房里找到了我。他用那铁钳一般的手掌,紧紧攥住我的手说:“哎呀,你成了没毛的和尚了。不要紧,头发和睫毛都长得很快--三个月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在临登上归途的火车之前,他再一次向我祝福:“记住,大难不死,必有后贵。”

我是带着张师傅的吉利祝福,坐上返程的火车的。白白来了一趟张家口,什么化工技术也没有学成,我心情之灰暗,可想而知。再加上我的头发和眉毛,都已荡然无存,我在火车上只好拉低了棉帽帽檐,以遮挡我的丑陋--人没有眉毛的形象,是非常难看的,这只有自己最有体会。该怎么说呢?那样子比太监还要难看十倍。带队的队长告诉我,他在临离开张家口时,已经请示了场部:鉴于我的情况,允许我在北京养病两周;待面部伤好之后,再返回农场。“同类”们对此都面露喜色,我则没有一丝快慰之感,因为老母亲和我的儿子,见我的脸烧成了这副模样,一定会悲伤至极;与其三个人难过,还不如我一个人背起这个十字架为好。

“你不该这么想,化工车间一开工,你想回家怕是都没有时间了。”

“在家里养病,怎么也比在农场要好;我们想回家看看,还没有条件呢,这也算是因祸得福。”

我说:“我愿意把这个福分,让给你们享受。一句话,我不想让老人和孩子,为我心里难过。”

“你真是一根筋,你怎么不想想,你母亲现在是多么想你,你的儿子是多么想你。”其中的一个“同类”提示我说,“能在家里休息两周,与母子相聚一段日子,那是多大的乐事。至于面部难看,怕街邻白眼相待,那也非常好办,现在正是冬天,鲁迅先生昔日曾写过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一句:‘破帽遮颜过闹市’,你把两扇棉帽耳朵往下一拉,便一丑遮百丑了;咱们都到了这个份上,还怕人家的白眼?!”

这个“同类”的话使我悖然心动,我想母亲和孩子,可能是会为此而难过的,但是也有劫后相聚的快乐。因而,在火车快要驶进北京站的时候,我向队长提出,感谢场部的照顾,我不用两周时间养伤,十天内一定返场。

魂去来兮

母亲和孩子都不知道我会从天而落--当我帽檐低垂,走进我家那阴山背后、终日不见阳光的十米小屋时,正是个残冬的夜晚。母亲戴着老花镜,正在为孙儿缝补衣裳,孙儿伏案于一张木桌上,在做作业。

我拉开那扇吱吱乱叫的木门,走了进去。母亲愣住了,儿子回头看见是我回来了,高声叫了一声:“爸爸--”母亲赶快捅开蜂窝煤的炉子,让炉火更旺一些。她见我帽子捂得严严实实,一定是认为我很冷很冷。屋里的灯光很暗,一老一小还没看见我是面部带着伤回家来的。

“快烤烤火,我说这两天我总是左眼跳个不停呢!”母亲一边端详着我,一边绽露出笑容,“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我告诉母亲,我是灾后来探家的。因为我在家中不能永远戴着那顶棉帽,索性把它摘了下来:“妈,您看--”不等这一老一小询问,我就把发生在张家口的事情,一股脑儿抖落给母亲和孩子听--当然,我尽量说得像小病小灾那般轻松。

母亲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已经十六岁、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身高已超过了我半头,他平视着我说:“奶奶,爸爸连眉毛都烧没了!”

母亲颤巍巍地站起了身子,我忙把老母亲按坐在床上,尽量装出欢快的样子,安慰这一老一小说:“大夫说了,眉毛还会再长出来的,脸上也不会留任何的疤痕,您可以一百个放心。”我弯曲下身子,让坐在床沿的母亲看个清楚,并冲淡着小屋内的沉郁气氛。“大难没有倒下,将来必有后福。您说对吧?!”

母亲用她的手心,抚摸了我的脸好一会儿,才放下了手掌--我闯过了这个感伤的关口,就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俗话说“母子十指连心”,老母亲能不为此而过度悲戚,我也就松了一口气。母亲在为我深夜做饭的时刻,儿子为我脸上涂抹着我带来的止痛药水,本来这一老一小都该是受我照顾的,而我一个汉子,此时却只能被这一老一小关照,悲情不禁油然而生。我怎么了?1957年的那些往事,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些直言国是的人的话,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怎么历史已过去了十几年,只不过说了一点点真话的我,依然是这副模样?不!我比过去还不如了,过去我还有梦,而今连梦境也没有了--这不是一具会出气的活尸了吗?!

回眸我养伤的那几天,在我的改造史上虽然十分短暂,但可以说对我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疗程。那十七岁就历经了五花大绑的英木兰,还有攀登四十米高大烟筒的巾帼之勇,我在生活的重轭之下,就没了一点任何突围的勇气--尽管现实是一块铁,但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一书中,不就是描写在死亡线上,勇敢地面对铁的现实,而自我突围,并获得了生命的故事吗?!当然,每到孩子去了学校的时候,母亲总是用宿命论的观念,叫我安于现状活下来就行了。可是每到夜晚,我与母亲和儿子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的时候(当时我家只剩下一张木桌和一张木床了),一个非我和一个真我,就展开灵魂上的对话:

“你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对待生活的。你为了磨炼意志,曾经舍弃坐火车,而从二百多里之外的茶淀农场,以自行车的轮子,代替火车的轮子,进行自我磨炼的‘马拉松’!”

“我累了,我不想再自我折磨了。”非我回答说,“人是在希望中生活的,去了山西我更看不见这种希望了。”

“希望常常孕生于失望之中。从1957年起,你的生活占有是个富翁--尽管你现在没有表现这一底层生活的机会,你要去争取这一机缘。”

非我说道:“我只想随遇而安了,因为这个历史的暗夜太长太长了。”

“你大概早把雪莱的诗忘光了吧?他在诗里写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你也学过几天辩证法,古语中说的‘物极必反’,‘文革’走得相当远了,是不是快到了它寿命的边缘?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

当真我把非我问得哑口无言的时刻,我就会从梦境中醒来。在这一刻,我听到母亲的轻微呼噜声。她说过,只有我睡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她才能睡得安心,她才能有鼾声。我从她的鼾声中得到了认证,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她的身边来呢!为了母亲和儿子,我再不能自甘随波逐流,我应该为改变命运而付出努力。

可能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声音,摇撼了当前的非我,我在那几天除了去医院看病换药之外,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走访昔日的朋友当中。燕祥家我去过,厚明家我去过,绍棠家我当然更是跑了几趟。但是非常不巧,三个人中间,我只见到刘厚明(记得燕祥当时在搞个什么剧本,人未在京;好友绍棠,那几天正在老家通县。绍棠爱人曾彩美,想叫绍棠回来与我一聚,因我归程在即,没有应下彩美之意。她说,绍棠已经给我往大辛庄农场发出了信件)。之所以能够破帽遮颜在北京城内穿行,大概是得益于真我的苏醒--因而我把这次回京,看成我生命中一次不凡的思想变化历程。

重新回到大辛庄农场,张沪除询及我的烧伤经过,当然也非常关心家中的情况。之后,她拿出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绍棠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维熙:

你有了想重新进入文化圈子的念头,是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不管你能不能进入长治文坛,已然在思想上是个升腾。因为它证明,你的文名,你的创作能力,在主导你恢复自信。只要政策幅度再宽一些,长治想要你,恐怕还求之不得呢!

我寄希望于未来。中国的发展与繁荣,要靠现今四五十岁的人才;北京文苑的百花盛开,也要靠咱们这些“二度梅”的开放。浩然一个人,太寂寞了。万紫千红才是春。近日我写了一首诗,摘以下四句给你:

恶竹根除尽

雨后发春笋

请君拭目待

新苑花似锦

你的处境已大大改变,小众(我儿子)即将自立,更无后顾之忧。一定要趁年富力强,写作和储蓄一些作品。今日无用,将来未必无用。书到用时方恨少!……跟你这封信同时来到的,是我二弟自武汉寄来的贺年信。前些日子,武汉流行着我的小说,李冰和吉学霈向我二弟打听我的情况,深表惋惜之情。我也惋惜李冰和吉学霈,他们不是也没有新作问世吗!我妹夫与周立波住在同一个居民楼,每天都看见他,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矣!跟他相比,我们有年纪的优势。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

我昔日与绍棠有约,他给我写信是不留名的(其实这是自欺,劳改单位要想查写信人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那笔十分漂亮的钢笔字,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因为我在北京没能与他见面,这真称得上是见字如面了。另一封信是山西省作家协会段杏绵大姐来的,由于这封信已丢失,无法在这里引其原文;但信中的大意,因其与我的文学生命关系甚大,我至今还记得其内容。信的大意如下:她说她接到我的信十分惊喜,她不知道我已在山西多年。关于我能否离开劳改农场,去文化单位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她已与有关同志商量,看看能不能想些办法--但是无论如何,组织部门也要了解你的档案的,不知山西劳改局是否存有你的材料。她让我接到信后,把我被劳改的“原罪”,简单扼要地写一份寄给她。信尾只署了她一个人的名字,马烽同志并未署名。

我与张沪仔细地研究了杏绵大姐的来信,得出结论是:道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上去,杏绵谈了一些困难,但是在字里行间,闪烁着人间难觅的真情。马烽同志没有署名,应是情理当中的事情,不久前在报纸上似乎看见他曾随江青去过大寨,政治上是属于炉火纯青的类型--但我们也分析到,杏绵这封回信,绝对是经过马烽同志过目的--除非他当时不在杏绵身边。

两封来信,都给我带来了希望。绍棠给了我力量,杏绵的信则让我看见了一丝曙光。是的!从1957年到1975年,时间已然流逝了17个年头,要是以日为单位计算,17年365天乘在一起,我已经劳动改造了6215天--人的一生有多少个6215天?而在这庞大的数字里,我修理地球中的感受自然不少,但是丧失了我多少可贵的写作时间?似乎我的文学梦醒于这两封来信之后,这是张家口的一场大火烧出来的觉醒,是在北京养伤期间自我拷问后的心灵独白--我要写--我要写,我是生活占有的富翁,尽管我当时穷得买不起稿纸。

从大辛庄的供销社里,我买了最为便宜的窗纸,开始了在上面勾勾画画。那些类似远古象形文字的符号,只有我自己清楚它们的含意是些什么--它们都是我十七年中悟性最深的东西。当时化工车间,已建筑起外形,时间不允许我写出成型的作品。但是我庆幸,我死去多年的梦,于一朝苏醒……

随风飘逝--蒲公英飞过了黄河

感谢1974年夏天的骄阳,天上那一轮火球,不仅给自然界的万物以生机,还给了我生命的原色。那一年春天,我的脸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烧伤烙痕;夏日的炎阳一照,我的面部完全恢复了原来的肤色。眉毛长出来了,头上又是一头黑白间杂的头发了。在春天参加劳动时,化工车间的同号,还常拿我取笑:和尚,尼姑,修女……不一而足,到了盛夏,我又是一个男子汉了。

截至到该年,我在劳改生涯中,已经经受过四次生死大劫:在北京郊区开山的年代,我差一点成为独眼龙;在矿山井下挖煤时,一次透水事故和另一次煤块塌落,都因我命大而幸免;最后一次就是被烈火包围,我又从死神的怀抱中逃了出来。好友姜葆琛学过《易经》,他说人的一生,都有两次以上的劫难;能大难三次而不倒者,当真会有后福。“你算是受过四次大劫了,当然晚年福缘更厚。”

我笑笑说:“这么说,你也该属于有后福之人,你受的折磨也不少。比如在云南……”

“所谓劫难者,是指外力而言。”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的出逃差点送命,是咎由自取;这与外力形成的灾难,不能同日而语。”

“你可以当个算命先生了。”我开他的玩笑说,“我想听听你对你自己的命相分析。”

“不,还是先谈你。”他煞有其事地说,“比如,你最近接到山西文联的来信,把内容跟我说说。”

“你的戏法露了馅了。你所以知道山西给我来了信,我听张沪说过了,那信寄到了化工车间,是你收转给她的。”尽管我知道,葆琛君是凭借着他的聪明,在我的所谓命相问题上胡说八道;但是我还是把两封来信的内容,一块儿告诉了他--他是我可以信赖的朋友。

他听得十分认真,并时不时提出他没听懂的问题。之后,他沉默了好半天,对我表示祝贺道:“你我可能要分手了,信不信由你。你的事情惊动了山西文艺界元老的夫人,文曲星归位当不会久远。”

我俩当天是在他的设计室聊天的,室内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因而说起话来百无禁忌。我笑笑说:“行,假的我也当真的听。那么你说说你自己的命相,让我长点见识。”

他的脸色顿时沉郁下来。本来他的脸就瘦削,再消失了刚才的欢快神色,病态的苍白立刻爬满了整个面部。我甚至有点后悔跟他开这样的玩笑,但是话已出口,无法收回;在他没有作出反应之际,我站起身来说:“葆琛,我回去还要擀面条儿去呢,咱俩改日再聊吧!”

他也匆匆站了起来,拦着我说:“你别走,我谈谈我。人总有一天要死的,我的命相中劫难还没有到头。说了你别害怕,我有着血光之灾。被杀头?看起来是不会了!我的风湿性心脏病,早早晚晚是会开膛破肚动大手术的--怕是我难过那一关。”

我忙安慰他说:“西双版纳你都闯荡过来了,上帝还能把你怎么样?”

“上帝分配健康与死亡是不公平的,反正我会走在你的前边。”他说,“你记住,要是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看在我们患难之交的份儿上,你到我的坟头前常转转来。还记得茶淀的坟场吗,埋死人的地方是在大芦花荡里;这儿也不会比那儿强到哪儿去,要是坟前的木牌倒了,你把它扶扶正;要是看着黄土少了,你给上边加点土--省得黄鼠狼之类的野物,把我的尸骨给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