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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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离离“原上草”(11)

“我想去云南。其实当时的红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着坐车不要钱的机会,到各个地方去观光的。与我同车的几个中学生,就是去云南大理。我们一路同行,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头儿,竟没有一个人,怀疑我是个异类;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明车站,我与他们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临景洪县的西双版纳森林,从地图上显示,那儿靠近中缅边境。我当时想的是偷越国界,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道理就不用说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国,突然在几个月之间,变成了人鬼难分的阴阳界。我虽然有病,可是我宁愿死在与命运抗争之中,也不愿意在囚笼里受罪。

“我不知道你去过云南没有,那儿土地的色泽都是红的--从昆明通往景洪的公共汽车,每一辆都是超载运行。为了不必要的麻烦,我有意识地爬在车篷顶上,以减少与红卫兵的接触。因为快到敏感的边界地带了,我必须小心翼翼;不然的话,一路上的艰辛,都将付之东流。命运之神,还算可怜我这个逃亡者,在历经两天的行程后,我终于到了西双版纳的边缘。在景洪小镇,我买了些防止虫叮蚊咬的药品,并涂抹在了身上,然后在一天的晚上,闯进了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真也怪了,我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病号,竟然有那么大的勇气,敢于走进这原始森林中来。为了逃亡,我事先阅读了一些有关这个地方的书,其中最使我害怕的是一种名叫‘见血封喉’的毒树,只要被这种树叶碰坏了皮肤,是任何药品也解救不了的。在茫茫黑夜之中,到处都是树,又不能在穿行之中,打开电筒对每一棵树都细细察看--因而,我只有撞大运了,碰上这种毒树算我命短。压缩饼干很快就吃完了,好在西双版纳的野林中,有叫不出名字来的浆果充饥,一时之内,还没有饿死的危险。最可怕的是那些四条腿的动物,在白天穿越森林时,我常常见到它们的身影,因而当夜幕来临时,是我最为害怕的时候--为了躲避可能发生的袭击,我不得不像长臂猿那般,睡在古藤织成的‘树床’上。

“无论怎么说,那几天的时间内,我生活在一种希望之中,希望是战胜恐惧的力量,我是在恐惧与希望并存中活着的。森林中尽多倒木和葛藤,我的衣服被树枝割得褴褛不堪,但是指南针在告诉我,我一直在向着南方行进--这么走下去,总是会走出莽林,而抵达中缅边界的。问题出在一次夜宿树藤之上,第二天早上,我用手去掏我的指南针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为我引路的指南针,不知道丢在了什么地方。我在树下找来找去,不见它的踪影,这就是说,我把它丢在了原路上的什么地方--这里说的‘原路’,根本不是路,除了我之外,大概只有野猪、野牛走过,没有任何道路的痕迹--这叫我到哪儿去找?

“指南针的遗失,对我的一生太重要了。应该怎么对你说呢,它等于断送了我的所有构想。莽莽森林,白天都难以看见太阳,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绿色,我如何去觅寻我的去路呢!退又退不出去,向前走又没了方向--我坐在一棵倒木上,几乎要急疯了。说来说去,人是一个精神动物,自从丢了指南针,我觉得我全身的病都来了,心脏病的胸闷伴随着心颤,使我一下子像个瘫子一般,再没了向前走下去的勇气。但是停在这儿是等待死亡,我只好咬紧牙关,开始了向自认为是‘南’的方向,东倒西歪地踉跄。古代的民谚中有‘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一说,那天我爬行饿了,便像往常一样采摘林间的浆果充饥,我不知道我误食了毒果--我倒下了,在迷迷糊糊中,我认为我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待我清醒过来时,我已躺在一个傣族姑娘的竹楼里--我如同返祖那般的原始人的生活,到此结束。当然,我苦心为自己设计的逃跑计划,也彻底流产……”

英木兰与姜葆琛--这两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两个角度,在苦难年代里,演绎了各自不同的苦涩故事……不过,姜葆琛在苦涩中,还留下了使他终生难以忘却的竹楼情韵。他住进的那个竹楼,是一个离边塞村寨有几里路远、看守橡木林的小楼,而救他一命的姑娘,是橡木林的看守员。她不仅把他背到了小楼上,还为他更衣擦伤,把他视若一个汉族的大哥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西双版纳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植物,还懂得闻风而舞呢!在那只有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的世界中,一个逃跑的囚徒与一个傣族少女,很快就从相知到相爱。当然,即使姜葆琛激动到了忘我的程度,他也不会把他到西双版纳来的目的,告知她的--在那个年代,他如果吐露真情会把小姑娘吓死。他谎称是大学里的红卫兵,特意借大串联的时候,来考察林中稀有植物的--他又有着,一张知识分子的脸,和文明的谈吐,因而很快获得了姑娘的信任。

“首先是我感情失控的,有了一次,就难以再勒住马缰了。”姜说,“这姑娘相貌平常,但是心地特别善良。比如,我提出我不能见到生人,每次护林小楼来人时,或割胶的傣族乡亲来闲坐,她都会把我藏起来。她在深夜里对我发誓,永远不让村寨的人知道我的存在。按情理而言,我在那儿有性爱,又有温饱,安身立命待在那儿也就行了;但是我是抗拒‘文革’的暴政,而逃到这里来的,总是像做贼一般东躲西藏,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当时中缅边界地区越界逃跑的人,时不时有被击毙或被生俘的消息,我再想越界,由于边界巡逻盘查很严,已然丧失了机会。该怎么活下去?这是体力恢复了以后,盘在我心中的问题。终于有一天,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是因为红卫兵串联到了她们的村寨,一种惶惶不安的心绪,使我产生了决心要离开这儿的意念。可是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该把我的想法告诉她,但是又怕她不让我走。几经考虑,我还是认为不辞而别是上策。当然这种行为,是十分不道德的,也正是因为其有失道德,使我一直都觉得有愧于她--将来你有一天如果写回忆录之类的书,不要宽恕我,要写下我这笔良心债。在一天早晨,她还在睡梦中时,我不辞而别地溜走了。南逃的愿望已然破灭,我的路线是北返家乡……”

之后,姜葆琛历经了种种困难,终于回到了北京,为了逃避追捕,他只在朋友家中过了一夜,就奔向了生养他的准葛尔草原。在逃亡的路途中,他听来自草原的流浪客说,那儿“文革”的手段,比北京还要残忍,便在途中改变了计划,更名换姓地混进了雁北吕梁山下的一支打井队。那儿人烟稀少,水源尤其匮乏,找水打井就成了当地的大问题。每天与打井工人天天见面的,就是长城上的古烽火台。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按说可以发挥其专长。怎奈当地不仅是山峦叠起,而且地下水位极低,找水打井是个难上加难的活儿。但无论怎么说,他在工人队伍里,是羊群里的骆驼。在没有文化的筑路工人中间,他很快成了工人中间的技术力量。比如:在雪地里他看见哪儿的雪融化得最快,就证明那儿下面藏有水源--在那儿开砸打开,比盲目乱找水源工效要快得多。所以,尽管姜葆琛不想出头露面,他还是很快成了筑路队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擀面和面的技术,就是在那儿练就的)。俗话说,树大招风。在一群没有文化的工人当中,有人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在一天夜里的大清查中,他被身穿警服的武警,戴上手铐带走了--姜到了此时,认知了再以假乱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便向武警言明了自己的身份是个“强劳”分子--当然,他没有言及到出逃西双版纳的问题,那将涉及到叛国,在当时“文革”的高潮中,是要掉脑袋的。

武警当夜将他驮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并将他的手铐用铁环套在车座上,以防止他逃跑。当天晚上,姜被带到一个四面环水,中间是一座监狱的水上囚牢。监管人员先让他面对着牢墙蹲了几个小时(中间不许起立),到了残阳西下的时候,才把他带进一排牢房中的一间。就是在那一间牢房度夜时,他才最为深刻地理解了远离皇城的监狱,竟然原始到几百年前的宋朝。姜葆琛十分感伤地对我说:“说起来,你这个在大墙中度过了近二十年的人,都不一定相信,那里的牢房里的犯人,每夜还要互相叫号。那排牢房之间,上边都有一个方洞相通,一号牢房中的值班的犯人,过了一定的时间后,就要高喊:‘太平无事哟--’二号牢房值班的犯人,马上要接着唱合:‘太平无事哟--’接下去是三号牢房,四号牢房,五号牢房……依此类推,一直到全部唱完为止。过上一个时辰,这叫号声又重新周而复始。我躺在牢房里的大炕上,静听着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号声,当真地掉泪了--这不是为我个人的命运而流泪,是为中国狱法的返祖而流下的泪水。我读的书虽然不多,但我记得远在宋代,狱吏们为了让犯人自监以防止逃跑,在史书中留下犯人们互相唱合的记载--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多少革命的志士仁人,为了反封建主义,抛头颅洒热血,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但那块封闭的土地,还停留在远古时代--作为一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能不为之涕零吗?!”

我沉默地听着姜葆琛感慨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腾起一片苦涩。当然,那是一个监狱中最为原始的角落,但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们深思的了。不是吗?!姜葆琛君后边的经历,就没有什么曲线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队人马开往茶淀,他便到了那儿的老残队--他是一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又经过了这么一场天南地北的折腾,当然只有进老残队的份儿(虽然当时他只有三十四岁)。不久,他们又从茶淀调到山西大辛庄农场--我和他便有了在老残队见面之后的又一次重逢。

一个有着严重疾病的人,在那个非人的年代,能够置自身病躯于不顾,像茧蛹变成飞蛾那般,勇敢地突破丝网欲飞(尽管他没能成功)--这里不能不忠实地记录下,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一种类型。

不知道自己被判为死囚犯的朱希

在大辛庄农场的几百名劳役人员中间,只有朱希是革命资历最深,对马列理论接触最早的一个。他的行政级别为十三级,比长治市一把手的级别还高出一截。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却在大辛庄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他是我进劳改队以来,见到的一桩最大的奇特冤案。也是知识分子中,以忠诚叛逆忠诚的另一种的典型。

朱希,1916年生于浙江宁波,1938年入党于武汉。此前,他在上海从事进步书店的经营工作,是一个博览群书,有着丰富学识的人。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在30年代的上海,接触到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使其成为了一个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至1948年4月党中央已经移师河北西柏坡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与朱希等几个人,也从石家庄到了西柏坡,他们在中央的旨意下,筹划了进京后的宣传出版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2月6日,朱希是随中央宣传部进入北京的。他先后出任国际书店经理和文化部出版局图书审读处处长。是从青年时代起,积极投身革命,并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过血与汗的人。

50年代初期,他的工作一帆风顺。在1956年的大鸣大放期间,他感到共产党在领导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为此他虽然极受鼓舞,但因当时的工作繁忙,他为没有鸣放的时机感到遗憾--到了“反右”开始以后,他的思想开始不能适应形势要求了,他认为这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一大批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入反动资产阶级的范畴,是完全错误之举。特别是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引起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国际书店经理时,储安平当时是新华书店经理;两人接触极多,他觉得储安平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派?朱希是个敢于进言的人,仅仅为储安平鸣不平,就够打成右派的了,更何况他对“反右”本身就持有异议,被划成右派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了。可是,朱希从一开始就拒绝扣在他头上的这顶桂冠--能不能这么说,此举成了他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之源!

偏偏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开始了与最高领导人的争辩--“文革”开始后,朱希虽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进了天堂河强劳农场,仍以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不改初衷地不断上书中央。他不仅对“反右”运动表示异议,对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也直言不讳。后来,他经茶淀转移到长治大辛庄,对“文革”中的种种有悖人道的行为,依然连连奋笔疾书。他上书的范围,不仅仅有与毛润之先生商讨的,还写下了有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纪事》一文--此时正逢“一打三反”、严惩反革命分子的时期,朱希终于撞在枪口上了。

与毛润之先生不断商榷,在当时已是无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抛出与林副统帅针锋相对的《纪事》,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恶攻”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先是在农场里被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中的积极分子们,先用力揪起朱希的头发,使其双脚离地;然后由五大三粗的汉子,没头没脸地抽打他的全身。直到打得朱希高声嚎叫,使在场的会议参加者心灵战栗为止。打过之后,打手们用绳子从背后反吊其双手(在劳改队称之为“吊鸡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一声惨叫,似乎已经死了过去。然后,打手们把他往卡车上一扔,像是扔一头死猪似的--下一个节目,是武警押着他,在整个长治市游街。

多少年后,朱希在对我回叙当时的情景时,还感到毛骨悚然。他说:“不知道那绳子是怎么捆的,我只感到两只胳膊以及双手,疼痛得失去了知觉。大汗珠子顿时从身体的每个部位流了下来。说是汗如雨下,没有什么过分,因为我的脚边,被汗水洇湿了一片。这么一吊,我的头立刻像葫芦一般垂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垂着头,坐着卡车穿过整个长治市的大街的。但是卡车没有拉我回来,把我拉到一个有大墙、电网和岗楼的大门里,我坐了牢。”

那儿是一座昔日阎锡山开创的模范监狱,是专门以关押共产党人出了名的铁牢。朱希这个老共产党员,没有尝到阎锡山关押他的滋味,却尝到了共产党关押他的味道。那是窑洞形的牢房,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通气孔。每到冬天,里边生火取暖,是没有烟筒的火炉--因为其不通风之故,有一次差一点把牢里的犯人全部熏死。多亏有人感到了头晕,请求监管干部放风--所有的犯人都到了院子里来,才算喘过那一口气。

与他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厂的厂长,也是一个老革命。他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兵器的流失,从而演化成长治的大武斗。但是朱希的上书材料,是通过农场革委会转呈中央的;即使是观点错误,怎么就成了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了呢--朱希生性刚直不阿,对此他一直思想不通。因而,他拒绝检查,他认为1957年反右就错了,现在是错上加错。按着这位老革命的观念,共产党会自我修正错误的--因而他一直等待着农场来车接他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