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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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离离“原上草”(10)

“付出”这两个字眼,对我很有启迪。我所以有如此的感受,实因英木兰后来在生活中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释放。她回到了故园北京时,年仅十九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受父亲的株连和宗教的关系,而被五花大绑入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弟),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部队;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被捕,被判处七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她的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恬静,对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二十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她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工作。那个简陋的医务室,并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的屋子,为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医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但更令人起敬的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要求英木兰帮助她调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波,劳动成员们对此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一个人如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以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了别人付出:在1966年的“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来说,等于步入了谷底深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众生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遍又一遍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命血浆,献给那素昧平生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代,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是她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包括劳改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在没有满月的第二十八天,突然得了肺炎。这位头头之家急得要命。英木兰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被保了下来。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可。英木兰推辞不了,拿回去当众打开--里面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舍的鸡。她说,我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为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无其他;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我也没有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并把付出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认同了我的分析,她说她之所以迟迟到三十八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这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所在,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错;但是女方家长是反对这门婚事的,原因则因为王继昆是个右派。后来因为王的妻妹,要嫁给一个解放军的军官--而在当时政治择偶不仅是一种时尚,且发展为社会不成文的条例。王妻家中,为了完成这门大好婚事,便迫使其姐与王继昆离异--否则在填写档案的社会关系这一栏里,便有了一个右派姐夫。王继昆与其前妻分手后,精神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偏偏此时此刻,王在化工车间劳动时,又被火碱烫伤,英木兰为他医治烫伤时,便对王产生了强烈的同情。英木兰对我说道:“我是首先对他产生了人类共有的同情,才渐渐彼此相知相敬相爱的--假如,他没有前面的命运坎坷,他当时就是一个单身汉,我就是与他有共同的语言,怕是也不会走出与他结婚这一步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独处;可以这么说,是王继昆的生活不幸,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

至此,我好像已然对英木兰那天爬四十米的大高烟筒,有了从一个切入点,到全面的理解了。一个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对困境会产生博大的情怀;一连串为别人着想,而一次又一次舍弃自我的人,便会产生惊人的坚毅。她说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烟筒时,没有恐惧,但她每每攀上一格铁梯,都要告诫自己镇静,并自我激励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成功,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无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询及她这一问题:“这里面有没有宗教精神因素,起着作用?”

她沉默了许久,没有作答。当时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烂了,我如此提问不是给她出了一道难题吗?我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问及是否“活学活用”之成效,她亦没有作答。正是这两个没有回答,我才对她肃然起敬,致使我这部回忆录动笔之前,升腾起必须能见她一面的愿望。好不容易从昔日难友处,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她的地址。这个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在我意料之中--她的问题得到平反后,便很快皈依了她从小信奉的天主,此时她住在修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若瑟修女会副会长。我去看了已分别十五年的她,她身着黑色修女的圣装,神态与在劳改队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非要寻找一点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她脱掉了医生的白衫,穿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么沉静,那么安然。让我感伤的是,她的先生--我的同类王继昆得了膀胱癌,已在1989年离她而去。曾记得,王继昆在1988年前后,曾给来过一封信,谈及对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说,我的小说《风泪眼》、《阴阳界》都写了落难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他希望我能以纪实的文体,比较系统地写下我们这一代热爱民族的人(当时《走向混沌》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去了天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对昔日的生活回忆中,英木兰是书中必不可缺的一颗闪光的星斗。

前两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英木兰是作为中国宗教界中的修女,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想,那些来自地球不同经纬、不同肤色的女性,无论她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想象不到那神态安然的修女英木兰,曾经留下一个中国女性所独有的生命传奇--其中最为令人震撼的一笔,是她曾在极其困顿的劳改生活中,如长虹出世,压倒过全体须眉。那些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女性,她们对中国曲里拐弯的历史了解只是隔靴搔痒,从而无法对从这个历史溶洞中走出来的女人,从今天的形态上去还原她的过去……

谁能破译她躯体内的生命密码?大概只有曾与她有过共同受难的经历,并以人学为研究对象的作家了……

逃犯姜葆琛的驿路风尘

由于在看病时,与同类姜葆琛邂逅,在劳动之余,便常常到他那儿闲坐。之所以在众多的同类中,我对姜葆琛情有独钟,不仅仅因为他曾带着我去见过吕荧,那一面之缘的深情使我难忘,更大的诱惑是他一个人独占一间屋子。当时扩建化工厂房在即,他担任着厂房的画图工作,与他谈话周围没有耳朵,更便于彼此谈心。我每次走进他那间屋子时,他都立刻放下划图的圆规和纸笔,与我东拉西扯地谈起“文革”中的种种问题。他长得虽然清瘦,但很健谈;脑门很大,脸又向里凹进去不少,由于反差极大之故,那外突的前额与他的凹脸,仿佛他的面部既有高山,又有盆地;他那“高山”中,像是藏着无尽的矿藏--我每每到他那儿,似都能受到启迪。

他已经带我结识了王继昆和英木兰,在那些接触中,他扮演的只是旁听的角色,我在当时还不知道他的个人经历。待我职业病的寻觅得到满足之后,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是不是有朝一日,想写写这个20世纪的‘花木兰’?”

我告诉他我的文学之梦,早已死了多年,并对他说起《折梦“桃花源”》里的一个个苦涩故事。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说:“干哪行,都有哪行的职业病。比如,我在生理上有‘风湿性心脏病’,按医生的要求,就该少划图,多休息。可是我过去学的是水利专业,从大的范围仍然属理工科的圈子。所以我一走进这间屋子,就像钻进了一个怪圈一般,不动纸笔心里就难受。你又何尝不是这个怪圈里的动物。你刚才说你的梦早已死了,我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你也别忘了古诗中的几句话:‘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不觉得这里面藏有人生和社会的哲理吗?!”

在泥河一样流着的生活中,我麻木了的神经,在葆琛的屋子里,第一次受到强烈的震动。是啊!我为什么总是想对英木兰的事情探源呢?我说:“也许你的目光入木三分,但是重新孕梦对我并非什么好事。”

“有什么不好?中国这一段大历史,自然用不着我们去勾勒,可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历史,谁能比你更有条件描述它?”他用画图的圆规,漫无目的地在纸上划来划去,“比如英木兰,正因为她不是花木兰,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历史的内涵量才更大。”

我理解他所谓的“内涵量”是指什么东西。他不说破,我也不说穿--因为我们毕竟是初识的朋友。在那种环境中,常常是隔墙有耳,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知道我们谈论的话题,已然切入了政治。所以,只要有人一进他这间画图室,我们都立刻变成哑巴,我还准会立刻告辞。这种出于自我保卫和彼此爱护的告辞,正说明我们的亲密无间。

他有时也到我和张沪住的农村小屋里来,张沪见他面色饥黄,有时也给他做点好吃的--在那个环境中,所谓好吃的不过是烙饼和面条之类的东西。山西人多爱面食,几乎一年到头也不吃一次米饭;我们这些实质上的贱民,当然没有择食的余地。无论是多高的厨艺,也只是在面食的范围中换来换去而已。我对葆琛的深刻了解,就是从面食上的话题开始的。有一次,他又到我住的小屋里来。正巧碰上张沪晚上加班,不能回来吃饭,他就挽起袖子,和起面来了。我知道他身体虚弱,便抢过面盆来--他一手推开我说:“吃你俩做的饭是挺有味的,就是不经饿。”

我觉得葆琛有点可笑,因为他对我讲这时,俨然是以一个面食专家的口吻。

“你比我来山西还晚,从哪儿学来做面食的技术?”在他和面的时候,我已看出他和出的面比我们的要硬--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于是,他便从和面的话题中,引出他痛苦的经历。我真是难以相信,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一个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一个连一辆小平车苇草都拉不动的人,却有力量去抗衡“文革”。如果说英木兰,表现的是一种安身立命恬淡中的刚毅,而姜葆琛则表现为抗命中的不屈。他告诉我,他早就来过山西了,吃了不少山西的面食,喝过不少山西的老陈醋了。

“文革”开始时,一天夜晚他拖着带病之躯,从天堂河农场逃跑了--不是逃往他的老家张家口,而是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红土地带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已然使他联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革”乍起时,反“四旧”反得火葬场人满为患,姜葆琛的理智已然崩溃。他无法理解他热爱的中国,何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人斗人、人杀人的场所。他与美学家吕荧先后被冠以不安定分子,以“强制劳动”收容进了天堂河农场。最初他体恤大学者吕荧之苦,为了照顾这位老人,他强使自己逆来顺受,后来他发现自己已无法为吕荧解除任何痛苦,便决心逃离这个劳改农场。

在逃跑之前,他用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偷偷买了一个指南针(这是怕逃到原始森林中迷路用的),并买了不少的压缩饼干,以减少逃亡时的携带负荷。当时红卫兵正在全国大串联,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他先冒充串联的红卫兵(当时非常方便,胳膊上套一块红箍,写上“红卫兵”三个字,再找上一身没有领章的绿军衣穿上,便算有了护身的符咒),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一路上心如揣铅般的沉重,自不必说。无论哪个真造反派发现他,他这辈子就算交代了--但凭着姜葆琛精密的脑袋,早就把可能出现的漏洞,堵得无一空隙。因而在南下的火车上,他一度还成了头面人物。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应付那些毛头小伙绰绰有余,因而一路平安,只是火车通过黄河大铁桥的时候,他险一些露了马脚。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而当初报考水利系的初衷,就是怀有治理黄河的宏大抱负的--结果在临近毕业的1957年,就被划成了阶级敌人,使他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而眼前他成了一个逃犯,正好路过这条祖母河。

“喂,你怎么掉泪了?”有一个同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质询他。

姜葆琛当真不知道自己眼睛湿了,只好随便胡说,他的母亲是河南边上的兰考县人,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母亲被大水给淹死了。他所以要拿他母亲堵着红卫兵的嘴,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没有人会亵渎母亲,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当然,这纯属胡说八道,但是正是这种胡说八道,使他南行一路平安。姜葆琛对我说:“火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我可能是对着黄河流泪了。一哭我们的民族,乱到了这个份上,那些为毛泽东打天下的勇将,也成了阶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你在当初为什么非要报考大学,还学的是水利--知识越多越反动,当一个工人进了工厂,就不会有当右派的事儿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时候家住在准葛尔草原,后来因为家境的变化,母亲改嫁到了张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难。我不但不能给她帮助,还要她为我担心。所以,当车过黄河时我的神经失控,不自觉地流出了几滴眼泪……”

“你想逃到哪儿?”我似乎感觉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