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画报创办于一九二九年，此时，TIME（《时代》）周刊已在美国获得成功，邵洵美将画刊取名为《时代》是否有意借鉴于此，不得而知，但《时代》画报贴近于新闻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尝试，这里也成为他最初议论时政的主要平台。由此而后，从《时代》画报，到《论语》杂志以及中、英文姊妹刊物《自由谭》（英文版名为CandidComment），邵洵美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新闻职责，他力图让一位诗人的敏感，帮助自己参与到时事的辨析之中，他的身上体现着一个文人的现实精神。《时代讲话》中的作品，首篇《容忍的罪恶》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之后；末篇《明朝浴》发表于一九四九年时代转换之际，写作时间跨度近二十年。二十年间，中国乃至世界发生的诸多事件，几乎都在邵洵美的观察与议论之列。在当年知识分子议政的潮流中，邵洵美虽不像邹韬奋、储安平等一些著名时论家那样耀眼，他却以自己的方式发出了个人的声音，这声音早已融进历史的交响。现在，邵绡红女士将这本时论集命名为《时代讲话》，表达的正是她对父亲另外一种声音的理解与尊重，她让读者得以有机会，听到半个多世纪之前一位诗人兼出版家的“时代讲话”。
感谢邵大姐邀我为《时代讲话》作序，使我可以先睹为快，看了历史远景中我们从不知道的另一个邵洵美。
六
关于时论的写作价值，邵洵美自己这样说过：
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政治及社会状况等，每每注意到那个时代所有发表的言论。一个时代的言论，有时简直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历史。所谓“言论”，当然范围极广：象征的或抒情的如诗；寄托的或叙述的如文；冠冕的或形式的如公事文件；通俗的或片断的如民间歌谣的征集，时人言行的记录……不论积极或消极，它们都正面地或是反面地显示着人类被当时的一切所引起的心理反映。
（《论语》[你的话]专栏小序）
说得真好。邵洵美当年撰写时论时，不知自己是否意识到，当后人如我者，重新阅读这些时论时油然而生一番感慨：他所议论的现实已成过往，而他的笔留存了历史。如他上面所论，这历史，既是随时间编年而记录下的时政的演变脉络，更是一个作者与现实的心理对应关系，两相映衬，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个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状态。从这一角度来说，《时代讲话》既是历史读本，也是颇具个人化的读本。
一位时论家之所以关注现实，就在于有热情，有担当，在与当政者的对应关系中，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尽量用自己独有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个人观点。所谓时论，无论内政或者外交都在审视、议论范畴，没有这些内容，恐怕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时论。写作时论的邵洵美，涉猎广泛，论题或深或浅，均与国内外大事相关。对于他，在时局动荡不宁的日子里，重要的不是议论是否全面、深刻或者激烈尖锐，而在于个人能否拥有一种自我言说的权利。他在《爱国不是投机，爱国不是反动》中，以非同寻常的激动，明确表达每个人都有诉求爱国、谈论国事的权利：
在一本文学刊物上，我读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说：“目前的报章杂志里，充满了爱国的热烈的文字，这里面一定有许多投机分子，乘机来讨好读者。”这一位编者又说：“这种投机分子，不配写爱国的文字。”
……
“绝对言论自由”的奢望，我们也早已几乎放弃了：奸淫盗贼，我们已不大敢斥骂；卑鄙龌龊，我们已不大敢指摘。但是最低限度的“爱国”是非讲不可的。指导言论当然是当局的责任，但是摧残言论乃是当局的过失。……
（《爱国不是投机，爱国不是反动》）
就在发表此篇文章后不久，邵洵美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出版《十日谈》（章克标主编），并在第一期发表长文《究竟有没有蓝衣党》（署名“郭明”）。他以串连故事的方式，夹叙夹议“谣传”中的国民党内部的秘密组织“蓝衣党”（又称“蓝衣社”），笔锋直指国民党当局，并以反话的讥讽巧妙结束：
假如我所列的政治的程序是对的，那么，中国的法西斯蒂是否为同样的政治势力所促成的呢？……那么，所谓蓝衣党者，不过是帮助某一党派扩张势力的一种恐怖的工具而已。扩张势力不以政治的成绩取信于人，而用阴秘的手段来威吓成奸，实是自杀的政策。我们的国民党是决不会如此愚笨与野蛮。因此我的结论是蓝衣党是绝对不必需的，同时也可以推定蓝衣党是决不会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出现。
（《究竟有没有蓝衣党》）
“郭明”的讲叙与议论，立即招致打压。第一期《十日谈》在河南、广东等地被查禁，出至第三十九期终被罚停刊（后又复刊）。后来，邵洵美所出版的《人言》周刊，也遇到类似的打压与挫折。于是，在《言论自由与文化统制》一文中，邵洵美在表达言论自由的诉求的同时，不得不流露出历史语境中的无奈：
我们这般私人集资、出版刊物者，本无任何不法之背景，目的只在说几句真心话，我们也希望政府能一天天走上正轨；我们不怕审查，只怕有莫名其妙的制裁。
（《言论自由与文化统制》）
无奈却不变初衷，时论家的邵洵美就这样发表了长达二十年的“时代讲话”。
七
其实，时论写作不仅重在锐气，也需要一定的敏感与预见，而预感与预见，则有赖于广博学识和敏于思考。所谓一叶知秋，应是对时论家是否出色的一个考验。《时代讲话》呈现出来的邵洵美，恰好证明了他具有这一能力。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遇刺身亡，震惊世界。陶尔斐斯虽然也实行法西斯统治，但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遂被有德国支持背景的势力暗杀。这一刺杀事件，立即引发欧洲局势的动荡。邵洵美关注此事，但目光所及却是中国局势自身。他以“郭明”笔名在《人言周刊》刊文《中国应有准备》，其中写道：
奥地利总理被刺，德意军队均开发奥国边境整装待发，一般舆论家咸谓第二次大战又将因奥国而蔓延全世界了。
……不过，无论德国是否欲再蹈一九一四年之覆辙，世界的局势已一天天紧张了，欧洲各国势必群相秣马厉兵，而对于远东问题暂时放弃不管；假使日本乘此时机，出而争东亚之霸权，中国其惟束手待毙。
所以奥国政变我们一方面虽当时刻侦察欧美的动静，以定进退，而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加紧准备以防万一；否则奥国的政变并未使欧洲和平破坏，却给日本以骚扰东方的机会：门外看热闹，家中强盗抢，幸国人勿留心了人家而忘记了自己。
（《中国应有准备》）
两年多之后，“七七事变”爆发，邵洵美忧虑中的预见，不幸被证实。
凡关注现实并热衷于发表时论的人，必然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目光所及，既有自己身边每时每刻的现实世界，又有穿越时空之后未来的场景，在他们那里，两者不可分割。评说时政，实际上也就为后人留存了历史。显然，邵洵美十分清楚这一关系。邵绡红女士回忆说，父亲在晚年曾对自己的作品的价值，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我的东西只能起一种作用，便是说，留作一种资料，说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东西，它反映了某些人的思想。将来或者把它们拿给文史资料参考编辑的负责人去看看，有没有用……”所言极是。
正因为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当抗战刚刚获得胜利时，邵洵美便立即发表时评，以《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这一明确的标题，呼吁国人勿只顾欢呼胜利，而忘记对战史的整理。他将与同胞所亲历的抗日战争，放在中国漫长历史背景和世界范畴来考察，突出其重要性，强调撰写这一战史的紧迫性。他这样说：
以抗战的时代性而言，我们的“抗”，抗之能持久，抗的区域之广，不输给当今任何国家。以抗战的永恒的可宝贵性而言，前有晋人，宋人，明人的南渡，都未能北返，而我们于不十年间，河山还我，风景不殊，似亦可较历朝历代为无愧。明乎此，吾人实无理由觉得沮丧。哀莫大于心死；不知认识战争的，莫谈建设和平；所以我们要呼喊“写定战史”，而且要赶快地写定。
……
二十五史之对于我们，撤开它永恒的文学价值不谈，只是史料，只是死的史。新的，活的史呢，为现代人所能懂得，适合于现代人意识形态的史，似乎犹待写定。
（《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
时隔六十多年，邵洵美在“时代讲话”中发出的这一声音，听起来，似乎还是那么清晰、有力。读这番话，不由让人顿生感慨。时至今日，抗战史的“写定”远没有完成，但是，今人的诸多努力，如史学家杨天石、袁伟时、杨奎松等人孜孜不倦于历史梳理，如新闻人崔永元等同仁以“我的抗战”系列致力于汇集抗战幸存者的口述实录，如作家张正隆等以纪实文学打捞抗战传奇……无不是在履行着各自的历史使命，在朝着“写定”的目标前行。不妨说，今人所做的这些，其实都与邵洵美一九四五年发出的呼吁遥相呼应。
具有历史感的人，彼此的心永远相通。
当年撰写时论的邵洵美，预想过他与今天的人们，还能有这样一种历史衔接吗？
选自《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