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自序中，说他弃医从文的原因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改变精神，实质上，就是改变思维，从思维方法上彻底改变中国人思考问题、行为处事的方式。这恰恰是中国人的“第一要著”，鲁迅为此奋斗了一生。尽管鲁迅与认为“今日大患，在于国人之无思想能力”的胡适等思想家和理论家所见略同，但鲁迅对20世纪中国思维变革的推动力却要大得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不仅从理论上谈见解，而且以不朽的文学形象和形象化的语言对中国人的思维予以了形象的批判，给中国人以强烈的震撼，推转了中国思维变革的齿轮。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正是改变中国人思维的文学起点。提出的“从来如此，便对么？”，是对几千年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种质疑，对几千年“从来如此”的僵化的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发出了挑战和怀疑。“吃人”的著名判断，在五四时期曾经惊世骇俗，使鲁迅获得了极大的声誉。而当下，鲁迅把几千年中国历史概括为“吃人”二字之举，常被人讥为文化激进主义。其实，鲁迅的这一举措不仅是打破“铁屋子”的一种手段，而且是具有极高智慧的理性思维。使新旧文化的差别尖锐化，进而达到实现文化转型的目的。
鲁迅在五四时期还用白话文写了大量的杂文，重申了早期论文中对中国人盲目自大思维方式的批判。还批评了中国人的“十景病”，提出了著名的“中间物”概念，变道亦不变、凝固、静止、万世不变的皇天信条。这乃是鲁迅批判中国人思维的重要基点。
而鲁迅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传》，恰恰是形象而生动地对中国人的思维进行了最为深刻的批判。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对于扭转中国人“求诸内”的思维定势的功效实在是太大了！他永远是一面绝妙的“镜子”，启悟中国人注意变革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这绝非是几本关于思维方式的哲学著作所能相比的！这应该看作是鲁迅对20世纪中国思维变革的最伟大的贡献。
鲁迅还从来不拒绝外国对中国人的批评，而主张从中自省、分析，总教导“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特别注意在中外比较中“博观和内省”中国人的思维，“借他山的好石”，以反省、“磨练”自己。
鲁迅临终前十四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告诫自己的同胞须“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这实质上是重申他在青年时代强调的观点：“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也就是认识自己，又认识世界，在周严的比较中达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升华到自觉的境界。
“立人”是立科学思维
以个人的自觉为基点，实现群体的大觉悟，这是鲁迅“立人”思想的核心。
20世纪初叶，面对列强侵略、屡战屡败的巨大挫折，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思考强国之道。有人“竞言武事”，认为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有人提出“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主张必须发展商业，实现立宪国会制。鲁迅则坚决反对，在早期论文《文化偏至论》中指出这不过是“辁才小慧之徒”的浅薄之论，不是“根本之图”。提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立人”主张，又在《摩罗诗力说》结尾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绪论中认为“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高的花朵”。思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属性和特征。作为人脑和人的高级神经系统属性的精神，是以人的思维活动为本源和原动力的。中国近代的精神衰蔽，与中国传统思维的弱点和近代中国的思维萎缩有着密切的关系。青年鲁迅提出“立人”，呼唤“精神界之战士”，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呼吁中国人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一言以蔽之，“立人”实质是立科学思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过：“应该把独立思考和综合判断的能力放在首位，而非获得特定知识的能力。”思维方式是工具的工具，绝对不能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识、能力或“武事”、“商估”、“立宪国会”等实用的东西，因而必须放在首位！
要树立科学思维，就必须强化内省。青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一再强调“骛外者渐转而趋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在20世纪初叶，人类生活日益偏趋“质化”的时代，鲁迅大力倡导精神的内力，不能不说是极为可贵，至今更显重要的。
青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自己提出的科学思维方式做了这样的概括：“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这就是说：首先在于审视自己，也必须了解他人，相互比较周全合宜，才能产生自觉。用现代的哲学语言解释，则是：认识自己，又认识世界，在周严的比较中达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然后才能升华到自觉的境界。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从哪里来呢？就是从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在自己与外界周密的比较中产生的。
青年鲁迅还在1908年12月，最后发表在《河南》月刊第八号的《破恶声论》中指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这就是说如果人人各自有了自己的个性，树立了科学思维方式，那么群体的大觉悟就近了。以个人的自觉为基点，实现群体的大觉悟，这是鲁迅“立人”思想的核心。与从上到下实行封建专制的奴化思维相对立，这种以个性自由为基础“立人”思想，倡导个人树立科学思维的思路，才是通向人的现代化的正确途径。
“悬想”——对科学思维的全面阐释
天马行空，上天入地，前瞻后顾，左推右敲，深虑远谋，正想反思，才可能逐步改进我们的思维方法，提高我们的思想能力。
鲁迅不仅毕其一生就社会世象的具体事件对中国人的思维进行着不断的批判，而且还在晚年对科学思维作过全面的阐释。
这就是他在1934年写的《“题未定”草（六至九）》。
在这篇鲁迅少有的长文中，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用“摘句”和“选本”为例，批判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思维，指出：“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这实质上是阐发了全面认识事物的科学思维方法。
尤其可贵的是，鲁迅在这篇长文中还提出了“悬想”这一科学的思维活动概念。他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鲁迅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包含极为深厚的“哲学的意蕴”。他在这里所说的“悬想”，不仅与前面所述的“思理”、“玄想”、“思想能力”相通，而且更为精辟、准确、形象。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个“悬”字。
所谓“悬”，就是要从一味“专实利”、“重实际”的狭隘思维窠臼中“悬”脱出来，提高“思理”、“玄想”和“思想能力”。实质上说的是：人们在展开思维活动时，须“变化”我们“衡量”客观事物的“眼光”，移位换境，变换到事物原来的环境中进行设身处地的思考。因为人们在既定的凝固的视点上，从主观心理感觉出发，对客观事物所产生的直观意象，表面上似乎符合实际，实质上却是违背本来真相的。故事里所说的那些“雅士”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对周鼎所产生的“土花斑驳，古色古香”的意象，似乎符合当时所见的周鼎的实际，然而却违背周鼎本来的真相。原因在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现在所见的鼎之所以“土花斑驳，古色古香”，是由于长期埋于土中，腐蚀、变化的缘故，并非当时的真相。同样，希腊雕刻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也由于“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的。鲁迅说因此“变化了”他“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从周鼎、希腊雕刻、古美术以及一切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去衡量，去观察，去“悬想”，以获得“近于真相”的认识。在这种观察、思考过程中，当然需要具备“进化的观念”与“归纳的理论”。这样，这个故事极为形象、深刻地阐明了提高“思想能力”的必要性与进行“悬想”的方法及原则。
鲁迅在其他杂文、特别是后期杂文中时时以生动的事例启悟人们进行“悬想”：从古人当时当事的具体环境进行“悬想”，悟出古人当时并不纯厚，“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古人并不纯厚》）；采取正面文章反看法，从事物的反面进行“悬想”：“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小杂感》）“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谚语》）这样上下左右、正反顺逆、纵横交错、自由自在地进行创造性的“悬想”，有助于人们“悬”离自身既定的凝固的视点，“悬”脱主观的心理感觉，对客观事物进行“悬”位换境的观察、思考，从而打破中国传统思维定势，克服种种弊端。
通观鲁迅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杂文，可以看出他是非常讲究思维艺术的。概括地说，鲁迅的思维艺术主要表现在质疑思维、反向思维、侧向思维、曲线思维、转化思维、闲暇思维、发散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深度思维、求实思维等诸多方面。
总之，深读鲁迅，学会思考，自觉地像他那样进行“悬想”——天马行空，上天入地，前瞻后顾，左推右敲，深虑远谋，正想反思，才可能逐步改进我们的思维方法，提高我们的思想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201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