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
今年9、10月间，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逝世七十五周年纪念。什么才是对这位文化伟人的最好纪念呢？我认为，就是更好地读他的书。读鲁迅，是早就开始了。但我们仅仅读一读是不够的，一般性的通读、细读、精读也是不够的，我感到应该深读。
深读才能读懂鲁迅
深读，就是不仅读鲁迅的文字，而且深入到文字后面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中去。
什么是深读呢？就是深入地慢慢地读，这与目前流行的浅读，即浮浅地快速阅读是对立的。深读，就是不仅读鲁迅的文字，而且深入到文字后面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中去，探究一下鲁迅在写作这些文章时，是怎样展开思维活动的？这种思维活动又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社会状态下，针对什么样的对象而展开的？有哪些特点和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这对于我们理解鲁迅以及其他历史人物，都是极其重要的。
例如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有一句名言：“打落水狗。”“文革”时期常用这句话来强调阶级斗争和彻底革命，现在又用这句话来证明鲁迅是否定和谐社会的，以此作为否定鲁迅的论据。其实，这句话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明确地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也已经说过：“这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问题是要看对象究竟是不是“狗”，是否上岸后就“咬人”。像文化大革命中，用这句话来斗干部，斗群众，就是错的。但如果对象是“狗”，而且“咬人”，当然要打。就是现在，对于恐怖分子也是要除恶务尽的。
再譬如1925年1月间，《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在当时“整理国故”的热潮中，国内文化名人纷纷向青年推荐国学经典，鲁迅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但后来在《答“兼示”》中又指出抓住他这句话不放的施蜇存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说一条的那几句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至于二，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张，涉及一般的大异。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我们不是还得看《易经》与《书经》么？”在《两地书·十九》中，鲁迅还借夫子气十足的朱希祖责备有人用假名一事，对许广平说：“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者也！”说明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状态以及对象性质，单单挑出鲁迅的只言片语来论是非，只能得出错误而荒唐的结论。
今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接见青年代表提出五点希望，其中重点是：“青年要善于独立思考，从年轻时就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学会判断事物的真伪。靠思考了解事情真相，做出正确判断；还要勇于创新，不墨守成规。”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深读鲁迅的书，是一条非常好的途径。《国际歌》里说“让思想冲出牢笼”！倘若不“让思想冲出牢笼”，仍然在奴性思维的牢笼里做所谓学问，无论怎样勤苦都是做不好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学者大做鲁迅思想发展和世界观转变的文章，不仅没有价值还令后人耻笑。因为这不是独立思考，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印证，是削足适履地拿鲁迅去做概念化标尺的印证，用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像他们所重构的鲁迅那样走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发展道路，实现世界观的转变。其实这是对鲁迅的扭曲，鲁迅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没有那样简单。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真正值得慢慢深读而又经得起慢读、深读的作家，或许只有鲁迅一人。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是一种深层次的厚重文化，与当下流行的快餐文化是对立的。对鲁迅只是浅读，是读不懂的，甚至会产生误读。对于其他作家的作品，如果一味浅读，快读，浮浅地快速地阅读，只追求文字的表面华丽和情节的新奇、描写的刺激，也是非常有害的，长此下去，可能贻误自己的一生，应该注意纠正。
学习鲁迅的思维方法
鲁迅是以思想家兼文学家的思辨加形象化的方式，致力于扭转中国人思维的。
很早就有这样的提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应拘泥于个别词句和教条，主要是掌握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那么读鲁迅的经典，也主要是学习鲁迅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思维方法。
为什么要深读鲁迅，学习鲁迅的思维方法呢？因为鲁迅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对中国人思维的批判，扭转了数千年的传统思维定势，变奴性思维为独立思考，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理性自觉作出了划时代的历史贡献。无论是中国反封建的“政治革命”还是“思想革命”，立足点都是人，是人的思维。只有人的思维改变了，政治和思想才能变化。否则，一切照旧。即使表面变了，实质仍然一样。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最直接，鲁迅和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五四文学革命，使中国书面文字从文言转型为白话，实质上也是一场中国人的思维转变。这不仅是文、言一致，最重要的是思维与文字的一致，是思、言、文三维一致。也就是心头、口头、笔头“三头”一致。这对于扭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接受现代思想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试想倘若仍然是文言，用白话思维，再转换成文言写作，或者干脆完全用文言思维、说话和写作，像孔乙己那样对人说话，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岂不成为笑话？鲁迅在杂文《透底》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阴沉木做的”头脑，怎么能很好地接受现代思想？鲁迅是推动与实践白话文最有力者，也是改变中国人思维的最强动力。从文言文一跃而成鲁迅那样老熟、畅达、意蕴深厚的白话文，表达出那样独特、深刻、丰厚的思想，至今少有人比肩，该是多么难得啊！仅此一点，鲁迅就无愧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伟人。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说过：“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些感官的人为富于智慧；技术家较之经验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为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这样，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所谓“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其实就是大智慧，不是就事论事、只看细枝末节的“辁才小慧”，而是从原理和原因上穷根溯底，为一个时代提供崭新而系统的思维方式、观察视域和思维空间的大智慧。具有这种大智慧的人，就是一般所说的思想家。思想家应该是一个时代最高的大智者，是那种“从思想方法开始进行变革”的人。这种人要在思想发展的关键时刻，以自觉的主体性精神，从“我们应该怎样生存”这一根柢性追问出发，催醒思想界、学术界的“问题意识”，提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新的思维角度、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逻辑结构，使人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奴隶的奴隶式思考”中惊醒，换以崭新的思考方式，把思想史推进到新的阶段。
而与思想家相区别，那些技术性的学者，却往往仅限于“技术化”地处理知识，缺乏“问题意识”，不具有理解问题特别是根柢性思想问题的兴趣与能力，对思想家提出的问题仅肯也仅能在技巧的层面作出反应。他们常常满足于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把遇到的问题进行归类分析，却无法使眼前的问题在与知识积累发生关联的状况下转变成新的“问题意识”。所以，尽管他们有时对知识掌握得很精确，资料积累很丰富，文章也写得条分缕析，甚至于很漂亮，但是却始终跳不出甚至意识不到奴性的思维窠臼，总是在奴性的思维定势制驭下进行着无效的劳动。即便他们做出的种种成果被贴上所谓“科学”的标签，换取了导师、教授甚至大师的头衔，也只能如日本鲁迅学家竹内好在《何谓近代》中所指出的，是“奴隶的科学，奴隶的理性主义”。他们的勤勉，也不过是“奴隶的勤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由此，我们就会更加理解尼采这位最懂得自己应该怎样生存的大思想家，为什么会经常嘲笑那些“愚钝的学者”了！
1996年冬天，在完成了《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以后，我在后记中表述了这样的心志：
思想之乐，乃人生最大快乐。
思想家之生活，乃人生最高境界。
下面我紧接着说，我知道自己这一生是成不了思想家的，但是我“终生不渝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向往”。
正是由于“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向往”，使我坚持终生学习和研究鲁迅。虽然有些人认为鲁迅不算是思想家，我却一直持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最深刻的本土思想家的观点。他不是西方那样康德、黑格尔式的建立了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而是最懂得中国的长于“知人论世”、明于知人心的本土思想家，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善于思考的人，这是他与西方思想家的区别，也是他的中国特色。
鲁迅是具有高度哲学思维的文学家，如卓越的鲁迅研究家冯雪峰在《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一文中所说：鲁迅兼具“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是“把两种才能统一地发展的天才”，是“思想家型的诗人”与“诗人型的思想家”。他是以思想家兼文学家的思辨加形象化的方式，致力于扭转中国人思维的。所以比单一的哲学家或者文学家产生了大得多的综合效应，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少有人可比的巨大影响。所以我们深读鲁迅，有必要刻意学习他的思维方法。
鲁迅经典的要旨是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批判
改变精神，实质上，就是改变思维，从思维方法上彻底改变中国人思考问题、行为处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