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经过挑选、力大无比的人头戴用铁铸成的严严实实的完整头盔，它像面具一样覆盖着人的面孔。他们从头顶到脖子被它盖住，只露出两只眼睛；右手拿着非同寻常的长矛，左手则握着缰绳。他们腰上佩带着短剑，而铠甲不仅遮住胸部，还遮住了整个身子……它既不压迫身体，又将它围得严严实实，可伸可缩，不会限制动作的自由。
“至于护腿，它从踝部一直到膝盖，与铠甲相接。波斯人还让马也穿上类似的铠甲和护腿，头上则捆满了皮带。马的披衣用铁板做成，从背上一直垂到肚子两旁：它既能保护马，同时又不妨碍它的运动和奔跑。
“战斗开始后，骑手放松缰绳，用喊杀声激起马的烈性，像一个铁人或是活的雕塑一样向敌人冲去。长矛的锋刃猛烈地伸向前方，矛身用带子系在马的脖子上，而其柄端则用活扣固定在马的臂部，因而在战斗中长矛不会脱下来。骑手只是用手控制攻击方向，而长矛本身会勇猛拼杀，坚决抵挡，给敌人带来严重伤害，在迅猛的攻击中见一个刺杀一个，但往往是一下子就刺穿两个。”
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击力，埃塞俄比亚人似乎只有束手待毙。
但是，战争的进程完全出人意料之外：
“突然之间一声号令，布伦米人一个俯冲钻到马下，用一个膝盖着地在地上爬行，而头和背差一点没有被马蹄践踏。出现了不寻常的情景：当马从他们身上跃过时，他们猛击马的肚子，使得不少骑手翻滚下来……那些未受袭击的马则带着他们的骑手直奔塞累人的部队。在他们接近之时，塞累人躲藏到大象身后，像是隐蔽在山丘和堡垒后面一样。大部分骑手也在这儿死去，几乎没有一个活下来。……（马）见这些怪物又高又大，长相奇特，全都被吓破了胆，有的转身逃窜，有的惊慌得东奔西跑，顿时打乱了波斯部队的阵势。而那些在大象身上的人——每座‘塔楼’
上有六个人，两边还各有两名弓箭手，只有象身的后部空着没有人——就像从堡垒里一样，从‘塔楼’上不断射出准确的箭，波斯人感到它们密集得如同黑压压的乌云。
“而那些未能止住狂奔之马的波斯人，则身不由己地向前乱冲，撞到大象身上，一部分当场毙命——大象把他们掀翻后又从他们身上踩过去。……那些得以逃命者也无法对大象造成任何伤害，因为这些畜生也有防卫能力：为了战斗，给它们穿上了铁甲……不仅能将袭击反弹回去，还可碰断一切刀剑。”
在荷马史诗中，作者不仅辟出专章集中描写阿喀琉斯、赫克托耳这些战场上的主将，就连那些一笔带过的军中小卒也大多有名有姓。东方文化中这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叙事可能缺乏一种张扬的个性，但它那特有的排山倒海般的雄浑气势则是单打独斗的描写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同样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美的享受。
三、叙事之祖
如果说，在古代文明史上，东方文化曾经跨越式地提升了西方文明的层次，东方精神极大地丰富了西方文明的内涵的话，那么，东方叙事则促进了欧洲原始小说叙事方法的成熟。阿普列尤斯曾在《金驴记》中开宗明义，申明此作的东方色彩：“笔者欲以米利都之文体，为你编造各种笑谈……它工整地书写在埃及莎草纸上，用的乃是一支尼罗河芦秆笔。”
阿普列尤斯在这里的表白，除了表明自己追求一种东方色彩之外，同时也告诉我们，东方叙事已经成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就是“米利都文体”。如果我们对欧洲原始小说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东方叙事的文体特点一是大气磅礴，二是朦胧神秘，三是艺术变形。
在世界文明曙光初露的地平线上，欧洲大陆还是一片荒原景色，晚出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本土也不过是小国寡民，狭窄的地理空间必然会遮蔽知识精英们的文化视野。所以，那些生活在希腊和罗马本土的原始小说作家们，或热衷于编织冒险故事却忽略了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写真，或醉心于渲染爱情的魅力而仅为读者提供一幅幅虚拟世界的画面，或透彻地指斥时弊但缺乏对大千世界的全方位鸟瞰。他们的作品，虽然不乏奇光异彩，但是和来自广袤的东方世界的作家创作相较，未免显得纤细小巧了一些。亚、非大陆幅员辽阔，风雷激荡，不乏泱泱之风。阿普列尤斯、赫利奥多罗斯等人的创作，想象丰富，大气磅礴，总是不离东地中海地区的社会生活、山川风物、自然景观、乡土人情和文化习俗。
这样的世界视野，使《金驴记》和《埃塞俄比亚传奇》成为了史诗型的巨着。
《金驴记》的卓尔不群，在于它完全超越了凝滞的艺术表现和狭隘的审美意识，而试图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包罗万象的广泛描写。它借用主人公的腿，几乎走遍了东部罗马；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时弊深重、哀鸿遍野的帝国。它一方面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扫描，广泛描写生产劳动、狂欢集会、宗教仪式、市场拍卖、民间婚俗、争田械斗、山中狩猎、动物表演等生活画面。这一切，都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欧洲史诗型小说的开山之作。同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仅生动传神，而且数量惊人。据粗略统计，小说中有名有姓有性格的艺术形象数以百计，其中上有贵族、法官、公主、银行家、高利贷者、军官、祭司、乡绅和小业主，下有奴隶、马夫、工匠、菜农、医生、厨师、渔翁、仆人、星象家、牧羊人、剃头匠、守尸人和角斗士，还有诸如女巫、先知、强盗、土匪、江湖骗子等黑道人物。以上这些人物，几乎囊括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种人物类型，组合起来，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特的“阿普列尤斯社会”。
广袤的亚、非大陆不仅赋予东方民族博大的胸怀，而且使他们的审美理想趋于空灵飞动、朦胧飘逸。希腊人对宇宙本原的追求和探究，主要是从对知识系统的兴趣出发的。他们倾向于把各种不同的知识，一起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这种从知识的角度理解宇宙本原的科学主义特点，对现代文明的类似倾向不无影响。东方世界观对宇宙本原的知识性兴趣不很广泛，即使是对此表现出一定热情的宗教学派，也主要是从哲学的玄想出发去探究有关宇宙本原的秘密，力图通过宗教式的直觉捕捉对宇宙本原的感悟，带有强烈的幻想成分和浓郁的神秘色彩。所以，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作家往往能够熔传奇色彩和严肃写真于一炉，绝妙地描绘古代社会的“神奇现实”。在他们笔下，人神不分，人鬼无别，世界一片混沌。《真实的故事》运用“海外奇谈”的笔法，把现实与异想天开的虚构结合起来，幻中有实，实中有幻，犹如艺术的魔方一样千变万化。作品中的大洋探险、太空旅行、星球大战、鱼腹逃生、南瓜海盗，以及对于荒岛牛头人与驴腿女的描写，不是神话，却胜似神话，不断给人以神奇的美感。《金驴记》
中的艺术狂想，完全可以与《真实的故事》媲美。翻开小说，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变幻莫测、扑朔迷离的神秘王国。这里的女巫可以呼风唤雨，术士能够移星换斗，幽灵竟然四处徜徉。小说对当时巫术、宗教生活的描写，也使作品的魔幻色彩更为浓烈。女巫梅罗娥或把负心的情人变成水獭，或把生意上的竞争对手变成癞蛤蟆，或把指责她的律师变成公羊，或罚情敌永久性地怀孕达８年之久。而当全城的人联合起来试图处罚她时，她竟能将众人封闭在家里无法出门以迫使大家就范。此外，小说还大量采撷具有东方色彩的神秘故事。有一次，鲁巧跟着一队牧人逃亡，在山林碰到一个白发老翁恳求路人救他堕下深洞的孙子。一个小伙子随他而走，久去不回。同伴们四处寻找，才发现他正在被巨蟒吞食。
在《埃塞俄比亚传奇》中，我们看到了非洲荒原上的巨象和长颈鹿，以及大量鲜见的珍禽异兽和热带沃土上长出的可以剖开做船的芦苇。高大得能把骑马者脑袋遮住的大麦和黑麦，其产量是种子的３００倍。还有祭桌上能够烧伤不洁者和发伪誓者的神秘金丝，丛林中用蜘蛛网织成的衣服，神秘的屡试不爽的梦兆，百邪不侵的神威宝石。在埃及孟斐斯，忒亚根不肯顺从总督夫人阿耳萨刻的淫欲，阿耳萨刻迁怒于忒亚根的情人卡里克勒亚，以谋杀罪判处后者火刑。按照常理，卡里克勒亚必死无疑。然而，在作者笔下，不可思议的奇迹产生了：卡里克勒亚爬上火堆，待在烈火当中。“她在那儿站了很久，但是没有被火伤害；火围着燃烧，并不接近她、烧着她。当卡里克勒亚移动脚步时，火就为她让路，映照着她，使人们在火光的照耀下看到这如同在灯火通明的宫殿中加冕的美女。卡里克勒亚在烈火中从一端走到另一端，对眼前的情景惊诧不已，只求快些死去。但是她的愿望未能实现，烈火总是从她面前退开，像是害怕她接近一样。刽子手们拼命地使劲……不断地往火堆上添加木柴和河边运来的芦苇，千方百计地把火烧旺，但是毫无用处。”在小说中，卡里克勒亚之所以能够与火共舞，是因为她清白无辜。更重要的是她拥有神威宝石，上面刻有神圣的文字，因而充满神奇的秘密，即使身陷烈焰也不会受到伤害。
艺术变形，是欧洲原始小说反映现实的重要方法，其文化基因，则在东方文明之中。古希腊人作为正常的儿童，在模仿说的指引下，以人间的俊男倩女为模特儿创造了众神的形象。东方神话的文化基因乃原始的图腾崇拜，神的造型多为禽兽、鱼类、植物或天生之物。这种意识错位，播下了艺术变形思维的种子。欧洲原始小说作家们，颇得以弗所学派哲学家赫拉克里特“一切皆流，万物常新”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真谛，深受以奥维德《变形记》为典型代表的古代神话艺术变形思维的影响，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小说变形艺术画廊。《真实的故事》或把艺术形象无限地放大，描写一根翎毛比大船桅杆还要粗的三头巨鹰、大如２０头大象的跳蚤、比海岛还大的蜘蛛、长约一万五千丈的鲸鱼；或将之扭曲，描写半人半树、半人半貂的半身人，以及狗面人、蟹爪人、牛头人、驴腿人等。小说中的探险之舟在驶离翠鸟巢后，舵手的秃头上长出了头发，船首的木质鹅脖子上忽然长出了羽毛，而且叫唤起来，船桅出芽、长叶，还结了无花果和一串串葡萄。
这些变形艺术形象所造成的陌生化效应和神秘效应是难以言喻的。
《金驴记》的全部情节都建立在主人公的形体变异之上，乃是基于东方世界观的一次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实验。小说叙述罗马帝国时期的贵族青年鲁巧，漫游着名的巫术之乡伊帕塔城时，寄居女巫潘菲乐之家。他出于好奇而神往巫术的魔力，便与潘菲乐的女仆福娣黛交好以期得到“名师”指点。一天晚上，他亲眼目睹了潘菲乐变形的全过程而想易身为飞鸟。不料情人误拿了魔药，使之涂抹之后意外地变成毛驴，而且未等到咬一口玫瑰花以脱离驴体便在当晚被一伙强徒掳去。从此，鲁巧在盗匪、恶少、逃奴、江湖骗子、磨坊主、菜农和豪门厨奴的役使下饱受磨难，最后被总督判决与一个杀夫的恶妇当众表演性交。鲁巧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便伺机逃到琴克雷城，在海滩上向神明祷告。埃及女神爱希斯感其诚，显圣使之恢复人形。从此，鲁巧虔诚地皈依奥西里斯秘教，最后成为一个教长。
在小说中，鲁巧变形为一头毛驴之后，人们在虐待他的时候，就丝毫不必掩饰自己的道德情感而充分暴露出社会之恶和人性之丑。但是，一旦人们想起他的动物性的外表之中仍然蕴藏着完备的人性和健全的理智时，就必然会觉得这头受尽磨难的毛驴实际上是一个人，因而感到震惊和同情。《金驴记》中的变形艺术就这样达到了哲学的高度，获得了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