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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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鸿蒙初辟——原始小说与东方文化(2)

晚出的希腊人,首创了“体系神话”,不仅虚构了庞大的神族系统,而且催生出至高无上的主神作为宇宙的主宰。在希腊的创世神话中,世界秩序经历了乌朗努斯、克诺洛斯的霸权之后,最后由宙斯发动宫廷政变,妻其姐天后赫拉,统领海神波赛冬、冥王哈得斯、智慧女神雅典娜、日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风神赫耳墨斯、战神阿瑞斯、美神阿佛洛狄特、火神赫淮斯托斯、酒神狄奥尼索斯等大神和无数的小神,居住在希腊北部海拔2617米高的奥林帕斯山上,建立了号称“奥林帕斯神系”的第三代宇宙统治。

由此可见,当东方世界观把神从宝座上拉下来,赋予他们某些凡人的品格时,西方世界观却在建构一个万神之殿,并赋予众神移星换斗、倒转乾坤的威力。如酒神崇拜,源于印度西北部。

酒神本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神,后来于公元前2000年随着特洛伊人的南征,由色雷斯远涉大洋,来到了希腊,居然成为第12位大神。所以,正如雅典人自己所说,希腊人“非常敬神”,他们在国内每一个山路转弯的地方都修建神庙。公元前490年,波斯重兵进犯马拉松,雅典向斯巴达求援。时值月蚀,斯巴达却说此时征战不利,要等到月圆,方可出兵,致使雅典全军瓦解,损失殆尽。公元前480年,波斯大军兵临希腊北部门户德摩比利,适逢4年一度的奥林匹克竞技会,希腊各城均在举行礼拜宙斯的祭神大典,仅派李奥里大率300人守关,结果导致李奥里大全军覆没。罗马人在与迦太基的第二次战役中遭到惨败后,为摆脱迦太基之手,根据“神谕”,把小亚细亚人崇拜的大神母赛比利引入罗马宗教。此后,罗马又把征服民族如希腊、埃及的诸神擢升到自己的万神殿之中。对于基督教,罗马则是先镇压后利用,并于公元前404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欧洲文明中这种寻求神的救赎的意识终于在中世纪造就了基督教的一统天下。

与此相反,晚期爱奥尼亚人对神却充满大胆的怀疑精神。他们无视神秘的东西,敢于把神当做修辞上的装饰,甚至用来插科打诨。罗马帝国后期,社会风气奢靡,贫富悬殊,富人福中求福,穷人颠连困顿,宗教神秘主义和迷信风行一时,社会上各类宗教团体、巫医、术士到处招摇撞骗。其时来自叙利亚的琉善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写了许多对话作品如《神的对话》、《被盘问的宙斯》、《演悲剧的宙斯》等,从开天辟地的神话入手,揭露神话的不可信和神的荒唐可笑。他说,如果有神存在,人间为什么如此混乱?神如果值得尊敬,以宙斯为首的众神为什么如此滑稽可笑:他们互争地位,彼此打架;他们胡乱恋爱,互相争风;这个神把那个神捆起来,那个神把这个神派去做奴隶,实在一点儿也不神圣。这些作品,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评价。马克思说:“在埃斯库罗斯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已经悲剧性地因伤致死的希腊诸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性地重死一次。”

欧洲文化中内蕴的这种东方精神,往往使原始小说作家在创作中对神大声喝斥。琉善的三部小说都具有极其尖锐的讽刺锋芒。《真实的故事》用月亮上男人在腿肚子上怀孕,足月后剖出死婴、迎风即活的故事,讽刺酒神的诞生。他描写梦幻岛上睡王分封的两个总督,一个为昏聩之子叫乱折腾,另一个为虚幻之子叫名利双收,使人在忍俊不禁之后掩卷长思。

在《凯勒阿斯和卡利罗亚的爱情故事》中,来自西西里岛的卡利罗亚每到神庙必拜爱神。当她最后回到家乡时,作者描写卡利罗亚在进自己家门之前先去拜谒阿佛洛狄忒神庙。她披头散发,抱住女神的双脚,脸腮贴着女神的双腿,一边吻,一边说:

“感谢你,阿佛洛狄忒!你让我又在锡拉库萨见到了凯勒阿斯;想当初,我,一个姑娘家,就是在这里,按照你的意志,碰到他的。圣母啊,我不再因受尽苦难而抱怨你。那是我命中注定的。

我只是恳求你,从此以后永远不要将我与凯勒阿斯分离,让我们一起幸福地生活,让我们同时离开人间。”

而在《埃塞俄比亚传奇》中,来自黑非洲的卡里克勒亚,虽然担任阿耳忒弥斯的女祭司,但她在情窦未开之时,为了维护自己的童贞,竟然敢于“辱骂”爱神厄洛斯、阿佛洛狄忒。在流亡埃及的旅程中,卡里克勒亚更是为自己一再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诅咒神灵。此外,这部小说描写的人祭遗风,则源于古希腊,因为埃塞俄比亚人祭奠的日神和月神都是最古老的希腊神。事实上,小说处理的是“规矩”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埃塞俄比亚人尽管畏惧神灵,却早就有心废除人祭陋习,因为人祭在埃塞俄比亚是违法的。所以埃塞俄比亚的圣贤们最后都拒绝参与人祭这种血腥的宗教游戏,祭司西绪弥特耳代表他们说:“我们也不赞成这种用活人献祭的违法仪式,我们认为,神灵也不会接受这种祭品。如果可能,也应禁止用其他动物作祭品,因为按照我们的法律,神灵也会满足于由祈祷和焚香组成的祭祀!”在他的呼吁下,在埃塞俄比亚民众的欢呼声中,皇帝许达斯普高兴地宣布在这块炎热的土地上永远废除人祭。小说中的这种宗教改革,形象地展示了东方世界观中人文关怀战胜神灵统治的过程。

2批判精神

远古人类的渎神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批判精神。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于人类社会的合理性审视推动着西方文明的演化,孕育出了后世西方小说的巨匠和大师。

远古时期的希腊和罗马,比较早地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作为时代的热情歌手,欧洲原始小说作家们无不纵情诗化这种制度,从而描绘出了一幅幅抒情诗式的艺术画面。然而,素有怀疑主义精神传统的东方作家们却对当时欧洲社会中的社会矛盾、生活弊端、人类痛苦等作了全面的反映。琉善的《真实的故事》直指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生活现象,因而行文中处处弥漫着战火的硝烟和人类的呻吟。书中的“恶人岛”更是一处人间地狱,它散发出恶臭,四处烟雾弥漫,天空黑暗阴沉,不时洒下阵阵黑焦油般的露水。在岛上的狱场和监房周围分别环绕着泥河、血水河和无法偷渡的火焰河。

朗戈斯的《达夫尼斯和赫洛亚》在诗化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同时,又反映了农民收成太少,“连撒下的麦种也收不回”,以致穷得连一条狗也养不起的悲惨生活。小说还描写了城邦间的战争、奴隶主对平民的压迫以及贵族上流社会喜好男色的蓄奴之风。

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透过罗马帝国表面上的升平繁盛,艺术地再现了一个兵匪横行、豪强跋扈的世界。在作者笔下,兵匪、豪强的肆虐给社会带来的浩劫和灾难,可谓罄竹难书。从卷三到卷七,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一伙占山为王的土匪横行不法、四处抢劫的劣迹。他们先将米老内的家财洗劫一空,把鲁巧推入了苦难的深渊;继而从婚筵上抢来新娘卡莉黛,以期索取巨额赎金。他们昼伏夜出,打家劫舍,使整个地区在恐怖之中度日。卷九的罗马军团百人队队长,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菜农的毛驴。后者稍加反抗,便被他用葡萄藤手杖打得头破血流。与此同时,社会上的豪强们又飞扬跋扈,鱼肉百姓,使下层人民雪上加霜。治安官皮特阿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掀翻渔翁的鱼篓,将鱼踩得稀烂。卷九,有一个好斗成性、滥施淫威的贵族,或宰掉、牵走别人的牛羊,或糟蹋别人的庄稼,或挑起田界争端以强占乡邻的土地,成为地方一霸。一次,他放出狗群、投掷标枪袭击调解人,使一个小乡绅的三个儿子顷刻死于非命。在当时,这种暴行常常超然法外,以致恶人有恃无恐。所以,福娣黛告诫鲁巧外出晚归不要太迟,因为有“一帮无恶不作的坏小子扰乱公共治安,你将会在街头巷尾,看到横七竖八地躺着被害人的尸体。而执政官的民兵却远在天边,根本解救不了这座多灾多难的城市”。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土地和财富的集中,社会上贫富悬殊,造成了等级的鸿沟。碧兰娜那精美的住宅、壮观的庭院、丰盛的筵席,德莫卡雷家里角斗表演的盛大排场,集中表现了贵族阶级一掷千金的豪华生活。与此相反,广大下层贫民则在死亡线上挣扎。苏格拉底,这个尚有一点家产的小商人,竟然也潦倒得“完全像一个在十字街头行乞的流浪汉……坐在地上,披着一件刚能遮住身子的破斗篷,而且面色憔悴,瘦骨嶙峋”。在波拉泰城,饥馑流行,民不聊生。当德莫卡雷买来供角斗表演的野兽由于传染病而大批倒毙的时候,“处在黑暗贫困中的贱民们则蜂拥而至……饥不择食地吞噬分文不收的卑贱食物”。

后来,鲁巧流落到一个菜农手中。这个整天劳作的勤勉之人,由于极度的贫困,一度与毛驴同桌共餐一些又老又干的莴苣。然而,就连这样凄苦的生活也为社会所不容。最后,罗马军团队长不仅夺走了他惟一的财产——毛驴,而且使菜农“付出了脑袋的代价”。

以上这些生动的艺术画面,不仅全面地再现了一个逝去的朝代,而且有着强烈的批判现实的倾向。这种不遗余力地针砭时弊的犀利笔锋,使之在欧洲原始小说那普遍和谐、宁静、肃穆的艺术氛围中独树一帜,成为极富现代理性和批判精神的文学巨着。

3群体意识

西方文明比较注重人的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而远古的东方先民则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使个人利益从属于集体利益。《佐披洛司智陷巴比伦》描写波斯皇帝大流士率军围攻巴比伦,一年零7个月均不能获胜。巴比伦人遂吹嘘只有等到骡子产子时波斯人才能破城。到了第20个月,大流士的宠臣佐披洛司的一头骡子居然生产了。受此预兆的鼓舞,佐披洛司割掉自己的鼻子和耳朵并痛笞自己,然后向巴比伦人假投诚。

对此,波斯皇帝极为痛惜,多次宣称宁可不要20座巴比伦城,也不愿佐披洛司如此毁容。此后,佐披洛司与波斯大军里应外合,攻下了该城。这种壮举在希望希腊联军全军覆灭而由自己单枪匹马攻下特洛伊城的阿喀琉斯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东方文明中的这种群体意识不仅驱使普通人去建功立业,而且约束着那些处于社会和历史顶端的帝王们的行为。《埃塞俄比亚传奇》中的皇帝许达普斯在知道卡里克勒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后,对参加祭祀典礼的民众发表了如下的谈话:“由于提供了种种证据,我承认她是我的女儿。不过,因为我对你们和祖国土地的热爱甚于对传宗接代、对父亲的名分以及因她而获得的一切关心,因而将为了你们尽快将她献给神灵。我将看到,你们将如何痛哭流涕表达某种人类的感情,怜惜这少女的青春,怜惜我对于传宗接代的徒然的期望。尽管这可能会违背你们的心愿,但一切都应当服从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将祖国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一位地位至尊的东方帝国皇帝,竟然为了国家利益,置自己的爱女于危难之中,吁求民众来决定对公主生死攸关的大事。这样的描写,充分体现了东方民族的理性精神。

由于文明的差异,当西方文明刻意让那些文化超人成批地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东方民族却很少去表现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将个人置于群体的汪洋大海之中,去表现团队的伟力,如《埃塞俄比亚传奇》中埃塞俄比亚与波斯总督的那场具有史诗规模的埃利潘蒂尼决战。此战波斯人以披甲骑兵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