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裳
在成都先后碰见两位作家，沙汀和李劼人。他们都是川人，在他们的作品里运用的都是四川方言，而且都用得那么好，可是也都从各方面听到过一些不完全相同的意见，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工作上的困惑。于是在闲谈中间就很自然地牵涉有关四川方言，以及在文学作品、戏剧艺术里运用方言的问题，进而谈到语言规范化……
题目是很大的，可是谈得却很零碎。好在这里并不预备做什么语言学论文，我只是想把这些非常有趣而且也的确十分重要的看法写下来。
他们两位都不想听取某些批评家的意见，把自己的语言文字风格生硬地“规范化”起来，造成“平直易解”但“味如白开水”之类的东西。这个前提是鲜明的、一致的。
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的。在执笔思索的时候，作家往往先要在自己的脑子里述说一遍或若干遍，成熟了，然后落笔。在这个过程中，作家所使用的往往不是什么“普通话”、“外国语”……而一定是自己最熟悉的、日常在使用着的语言。这个经验，是每一个写东西的人都有的。
沙汀说，在他的作品里，四川方言的踪迹不只是出现在人物的嘴里，即使是在描写风景、铺叙情节的地方也都有着方言的痕迹。换句话说，文章中的每一句话的句法构造，也都脱不了方言的规律。
要说文字中有什么风格，这应该就是一种重要的因素吧？所以沙汀说，有时候一篇作品写好了，要改，往往就会碰到说不出来的困难。在一个句子里，换掉一两个字（自然是方言），整个句子的味道都变了，甚至都不通了。他在这种时候就深深感到痛苦。
他举了一个例子。四川人有一个特别的字眼，活在人们的嘴里——“踹”。人们常说：“看这个小旦在台上踹！”如果换上“扭扭捏捏”四个字，无论如何也传不出原来的神气，而且又是那么啰唆。
沙汀又举了“唐僧肉”这个词，也是四川人常用的。那含意十分丰富而且极有风趣。如果换上普通话，几十个字也写不清楚，而且一定也抓不住原有的丰神。（这个词应该是形容一个容易被欺，给人家占便宜的人的。就像《西游记》里所说唐僧的肉那么好吃。）
至于谈到四川话，特别是成为四川标准方言的成都话与普通话的距离问题，李劼老为记者做了一番有价值的叙述，倒是带着相当浓郁的学术气息的。
李劼老说，自从明末兵燹以来，所谓真正的四川人，是已经很少，甚至已经几乎没有了的。四川的大城市，像成都、重庆……真正明朝以前的土著就几乎没有。可能在边远县份或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着真正的古四川人的子孙。像现在乐山县靠屏山山区的几个乡里，他们说的话不但成都人不懂，就是乐山人听起来也异常吃力。川南话里，可能还保存着真正的四川古语。
现在的四川人，特别是成都等几个大城里的人，大抵是“客家”，也就是中原各省的移民，于是那语言就集合了各省方言的长处，综合而成了新的方言。一般来说，四川话明快有力而又俏皮，这些优点可能就是经过一番综合提炼以后的结果。王湘漪说过成都的风俗饮食，北多而南少的话，是极有根据的。两部用北京话写的著名小说，《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那里面就有很多方言是为成都人所共同使用的，那些名词在成都也都存在。不同的只有一点，在读音上是有些转变的。同样，江浙方言、福建客家话、广东方言里的一些词，也都流传到四川来，不过读的时候所用的是成都官话的读法。这样，这些话的细胞就又都在四川方言里生根了。
李劼老说起他在二十多年前创造出来、现在都已经成为普通用语了的几个字。像现在大家都在使用着的“搞”字，本来应该写作“搅”字，但是变成“搞”字以后，那含义就变得更为丰富。“垮”字也是的。这些字都是四川的方言，可是简单有力，含意丰富。一旦创造出来，遂即为人民所接受。这种由土语方言过渡到普通话的情况，往往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又有什么不好呢？
关于文学语言会使普通话获得滋养，丰富起来的看法，他们两位是一致的。目前的情况，是文学语言过分贫乏，而不是怎样过于丰富。因此现在的问题，就不是用“规范化”的刷子把文学语言刷得更苍白；倒正相反，应该培养、爱护，使它逐渐更加丰富，从而使普通话变得更有活力。
在这个问题上，汉语规范化和文学语言的丰富是不但并不矛盾，而且还是互相起着帮助的作用的。可惜的是目前有些编辑同志的看法太死了，体会政策的精神太片面了，在文学语言的问题上，也生硬地“统”，于是就产生了种种恶果。
沙汀还指出普希金的著作在俄罗斯语言的丰富上所起的重大作用。目前中国不是有了过多的普希金，而是根本还没有。
自然，这里所指的方言是美丽、明快、有力的，不是那些晦涩、低级、有缺陷的东西。
写四川人就难免说四川话，写士大夫就难免说咬文嚼字的话。李劼老说他的两本小说出版后曾经接到读者来信，说有些人物满口文绉绉不易看懂，希望改成白话。其实，老酸就不能不拽文，在一个作家来说，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
李劼老说他写《死水微澜》时，颇花费了些心力的是人物的语言。因为是五六十年前的故事，所以人物的嘴里就绝对不能出现清末民初的用语。他也接到过这样的读者来信，说有些人物嘴里的新名词用得不很得当。这样的指摘，在我看来，倒应该算是对作者的赞誉。
成都话里包含了非常丰富的“词”，这些“词”往往都带着浓郁的“时代色彩”、“阶层色彩”。民国以前，一般语言的用法就和今天的不同。士大夫有士大夫的用语，妇女也有她们自己的用语，袍哥说的江湖黑话，各行各业说的行话、歇后语、喻话，真是丰富极了。
听一个作家深入地谈这样的语言问题，真使人激动。
李劼老说在“函海”里曾经收过一部明人撰著的《蜀语》，他曾经拿来仔细地和现在的语言比勘过，发现有些词依然存在，有不少却已死亡了。三十多年前，有一个四川人编过一本《说籁》，把四川土语中一个字起十几字止的都集合起来，石印于世。这书实在是一部有用的书，可惜现在也变成孤本了。语言学者实在应该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把各地的方言都做一番记录、整理。这对作家说来，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现在的作家，想写一个吃饭的场面就很困难。菜名都知道，可是这些只活在人民的嘴上，要写下来就困难。一部新的“杂字”书，是应该编辑出版的。自然不必像章太炎《新方言》那么古雅。在成都饭馆里，经常可以听到“臊子面”的喊声。这“臊子”，就是放在面上的肉末，听了不禁使人想起《水浒传》鲁达向郑屠脸上像雨点似的洒过去的一阵臊子。据劼老说，这个字之古，还不仅可以推到元明之际的水浒时代，早在唐代编纂的字书《广韵》里就记载了这个字——“胪”了。
其实这种古老的民间使用的杂字书，今天也还并不曾绝迹。在成都的街上，还偶尔可以遇见这样的老人，身穿长衫，脚踏草鞋，手里拿着一个四根横木钉起来的架子，架子正中有一根直竖着下面镶着铁尖的木柄，随时可以在地上插起。架子横木上悬着一本本小小的木刻小书。这里面有川戏唱本，有洋琴词，也有《小菜歌》（即菜名杂字）这一类的通俗书。
我就在这样的流动摊上买到一册木版小书，书名是《江湖滑稽笑话》，里面却写着“时派言子”。是辛巳年出版的。
小书的内容是一些四川方言歇后语的记录，后面还附有“菜蔬言子”、“赌博言子”、“曲牌言子”。摘录几条在这里：
照像镜内看人——倒起在
邮政局送片子——远传名
飞机上摘星宿——增差不多
观音菩萨下河——滚慈悲
朱太祖的脸——翘面
看这里已经提到飞机、邮局、照相机，可见时代已不很古；而书系木刻，又并非近时之物。足证四川话新创“语汇”的时代感，是既敏锐又强烈的。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于成都
选自《海上乱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