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熟
几年以来，在许多场合，只要劼人在座，话题总很容易转到文学创作，特别是他的几部创作。而每一接触到这个范围，他总是兴高采烈，热情地认真地充满自信而极其谦挹地畅谈起来。他可以根据你的设问或者你对他亲切的关怀，告诉你：他的材料渊源，他的观点分析，他想采取的某些艺术手法，旧作改写的过程，他自己还感觉的一些缺点和体会到的某些发展。而在谈到他自己认为精采得意处，有时简直是眉飞色舞，显出他的自信和他的开朗。而大家最感兴奋的，还在他的整个创作计划：他在完成《大波》后，还要继续写反窃国大盗袁世凯时期，写五四运动前后，写四川军阀混战，写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并将改写他揭露蒋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勾结罪行的旧作《天魔舞》，延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准备写到85岁，他的一心只有创作。
只要是对他稍稍了解和读过他的作品的人，没有一人肯说这是他的夸大。他的为人是不轻然诺，在他经过考虑表示接受或反对的事件，他是爽然说得出做得出，因为大家怀着一种热烈的心情，期待他的创作能如期或提前实现。这因为他已出版和正计划的创作所包含的内容，不是一般故事，不是一般题材，也不是几个这样或那样的一般人物，而是历史。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整个革命洪流冲击下所表现出的迂回、错综、复杂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以及整个社会动态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包含了许多至少在四川可称为巨大的历史事件，他所欲刻画的人物也正是其中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而从他已经写出的几部作品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艺术享受和许多历史知识，可以从他突出揭露的一些方面反过来看到他所尚未接触到或还少接触到的某些更重要的方面。我们“不要割断历史”，我们要从各方面形象地、深刻地了解剖析旧社会，从而更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从这一点看，他的作品和他的创作计划是不无意义的。
我和他初次相识，是在五四运动刚发生后，他任《川报》总编辑，以极大篇幅宣传这一运动，而我担任四川省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因此和他接触频繁。他这时正是一翩翩少年，他的才华，他的风度，一见就引起我的倾慕，但不久他就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大革命时期，彼此又在成都聚首，这时我已读了他的创作《同情》和翻译的几部法国文学作品，而又正在中学教国文，因此成为文学之友，时相过从。他寓居在指挥街他的内亲杨姓一个侧院，窗外山茶一株，干粗如盆，高出檐际，每届冬春，繁花数千朵，红白相间，恰恰映着他打抹得“其光可鉴”的书室；夏日复有两盆芳兰，清香徐徐，透入湘帘。但这时我们很少谈到文学，谈的多是政治，这自然一面由于我对话题有意识地向这方面引导，一面由于他内心的愤火正自燃烧着：他嫉恨当时的四川军阀，嫉恨围绕在军阀周围一群留学欧美京沪归来的“新贵”。他写了几篇极其尖锐泼辣、揭露他们丑恶的短篇小说，又在《川报》写了许多评论，因而遭到军阀逮捕并查封报馆，而他的不屈不挠，始终受到革命和进步力量的支持。接着我离开了成都，他愤于军阀干涉教育，毅然辞去大学讲席，在指挥街他的寓所开一饭馆“小雅”，以维生计。凡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名士落拓，而是对黑暗势力的一种抗议。抗战发生后，我又和他在成都相会，这时他已专力从事写作，完成他的反映1894—1911年旧中国的历史巨大事件的巨著，即过去中华书局出版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而我们所接触的，则是关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活动。由于他半生的斗争实践，他对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渐由观望、同情、赞助进而支持，他对“抗敌文协”分会工作很为积极。然而这个聚会时间不久，直到解放才又在成都见面。
我和劼人相交数十年，始终保持着彼此相敬的态度，天南地北，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却不曾有过促膝谈心。但从他在旧社会自始至终言行表现，不能不说他在本质上具有中国民族优良传统的“阳刚之美”和正义感；他从反清朝，反封建军阀，直到反对国民党蒋政权，姜桂之性，老而愈辣，在民主革命时期，他足称为一民主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党的教育下，他有要求政治进步的愿望：他自称开始“闻道”；他逐渐认识到在旧社会被人称赞，以自豪的什么“英气”和“才华”，若不接受无产阶级教导，来一个脱胎换骨，将终身停留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圈子里，无以自拔，必然落伍。因而他在思想改造过程中，虽几经反复，但以最大决心不断进行了他从来未有过的“内省”，刮垢磨光，在大跃进后，他的进步愈较显著。正因为如此，他的胸禁愈益开朗，他的写作才情，他的滔滔雄辩，不惟不减当年，而更充沛朴实，特别是更增长了生活力，不知老之已至。也正因为如此，他所加工和改写的几部作品的质量也一步一步正在不断提高。党的教育的伟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从李劼人新中国成立后的逐步发展，看出一个充分例证。假使他真能活到85岁或更多的年岁，他的思想是还要得到前进的。
劼人生平对社会的贡献是在创作，如果我们许他为一个民主战士，突出的还是表现在创作。他在1912年，创作活动就已开始，以后一直不断的直到他的死前。他的所有创作，都不是无的放矢，或供茶余酒后的消闻，而是给予旧社会各种形形色色黑暗面以无情的鞭挞，提出严正的抗议，同时也不违背历史地反映出各个时期光明和黑暗的曲折斗争，和光明的逐步胜利，这在他的《暴风雨前》《大波》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意图。我于创作是门外汉，他的艺术成就须待专家和广大读者加以论列。我只感觉到的：第一，如像他的作品以及他计划中一直要写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题材，在他实是大胆尝试，因为以四川为主体而旁涉到全国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巨大历史事件，像《大波》所包罗的那样丰富，实在没有现成材料可资凭藉，而主要须根据他亲身的经历和旁搜博采。第二，如像《大波》所包罗的那样巨大的历史事件，作者在写作安排上，除一部分人物和故事情节为服务于创作目的出之必要的艺术虚构外，主要是真人真事，尽管作者有权利可以进退取舍或加工塑造，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统一，作为历史小说，仍是一个高的准则。我曾因此检查过《大波》的可靠性部分（虽然这是极不必要的），发现端方被镇压的日期，和我们花费几十天精力所得的结果恰相符合。我不知作者从何得来，但可见他曾下一番死功，切实作过考证，这种严肃认真态度是值得佩服的。第三，他的几部作品虽然没有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突出地塑造出几个典型人物，但如《大波》那样包含百卅余县，几千万人参加的大斗争，他大胆地企图重点而又全面地加以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雄大的气魄，也不能不算是又一种处理形式。第四，他的作品显然有他自己的风格，突出的是他企图把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西洋文学加以融合，因而他的作品还表现出中国的气派。自然，他的这些尝试，不是就已成熟，他自称他的真正创作活动是解放后才开始，过去只是个人摸索，因而他倾听读者对他所提出的意见，《大波》第三卷就包含有这种因素。他对他计划中的作品也都随时在研究考虑，关于五四时期，就把题材重新选定，主要放在写当时各种知识分子的各样动态（已定名为《激湍之下》）。在他已有修养的基础上，随着他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和广大作家和读者对他的帮助，若果天假以年，他的艺术成就当不止于现在。
他在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学习和创作，他要他的老妻在病榻前给他读报，他告诉医生：“我那《大波》还有三十万字。”
我惘然地往瞻他的遗容，念及他对创作的勤勉，想起李义山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但我马上感到这不准确，不是春蚕，他正有若干万缕的丝还没有尽。我又想到《大波》，是的，“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浪波只是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高，永无止息。劼人，安息吧！你不要挂欠你那三十万字，和你尚未吐的若干万缕的丝。在党的培养下，正源源涌现成千上万作家，他们将不断从锦心绣口吐出无尽的珠玑，他们正从低的浪头迎头一直写到更高更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