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一书，已于一九八九年九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为我国历史文献学领域又增加了一部新著。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编写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认真钻研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注意理论阐发，以探求历史文献学发展的某些规律。在编写中力求独立思考，提出有价值的创见。”（见《中国厉史文献学？前言》第1页，以下引自本书的引文只注页码）在此思想指导下，本书的编纂无论从体例或内容上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颇具新意。这首先表现在，编者注重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是在历史文献整理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对中国历史文献的整理源远流长，从先秦开始，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由政府组织，还是私人进行的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儿乎从未间断过。随着历史文献整理广泛和深入的开展，一些文献整理专家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前人和当时文献整理的经验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写出了一些阐述文献整理原则与方法的著作，为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文献整理活动及总结只是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还不等于历史文献学本身，作为一门有理论系统的新学科，“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还没有建立起来。”（白寿彝《再谈历史文献学》，载白先生著《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历史文献学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白寿彝先生首先发表了《谈历史文献学》和《再谈历史文献学》两篇答客问的文章，正式提出历史文献学应包括四个部分，即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学的部分、应用的部分。之后虽有关于文献学的论著问世，但对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阐述尚嫌欠缺。《中国历史文献学》一书则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作了明确的表述：“依据我们的理解，确定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内容：1、历史文献学的理论；2、历史文献学的发展线索；3、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并且指出：“这三个方面都是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中，互相联系而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立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新学科，这三部分的内容，以及对这三方面的研究都不可偏废。”（见7至8页）鉴于这样的认识，全书在体例上也分为上、中、下三编，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近几年，已有几部以文献学为名的著作出版（如本书189页所介绍的著述），但这些论著多侧重于对历代文献的聚散、文献的源流与分类以及各分支学科的叙述，而对历史文献学理论性的探索和阶段性的研究则多有忽略。因此，象本书这样把互不相属而又紧密关联的三个方面分为三编，综合编写于一书的体例，尚属历史文献学著作中的创新，其对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探索也颇具建设性意义。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第二个特点，是注重理论的阐发。本书的上编是文献学理论的专篇，共分四章，主要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历史文献学与时代、与历史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一种认识，以为历史文献学就是指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等分支学科，而对上述理论性的内容则认为没有资格登上历史文献学的“大雅之堂”。因此，直到目前文献学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而本书编者认为：“由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它传统的研究方法，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它更需要的是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加深理论性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以便于它更好地端正研究的目的，明确前进的方向。”（见8页）上编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文献学界的沉闷空气，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创造性见解。如历史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以前很少论及的课题。而本书则设专章，分民族文化心理与历史文献学的繁荣、历史文献学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特征、其他文化成就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等三节，作了探索性的阐述。其中认为“以政治、伦理为本位，‘政教合一’的中国民族文化，赋予了历史文献学的价值特征，……中国民族文化中所体现的‘会通和合’的精神，则构成了历史文献学的学术倾向。”（见18页）这些都是富有新意的提法。
《中国历史文献学》系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献学发展史的大致轮廓，这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研究历史文献学的发展线索，通过每一个历史阶段成就的记述，来确定它们各自相应的地位和特点，以探索其自身发展中的基本联系和内在规律，并在理论上给予分析和说明，这是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一九八七年以来，《史学史研究》杂志连载的，崔文印、曾贻芬关于历史文献学发展史的系列研究论文，颇为引人注目，但目前发表的文章只论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不完整。至于正式出版的历史文献学发展史专著，则国内尚未见到。本书则以中编共六章的篇幅，填充了这一薄弱环节。编者把中国历史文献学发展史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近现代、新中国成立以来等六个阶段，分章叙述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立、成长、繁荣、鼎盛、变革和重新兴旺的发展过程。叙述中既注意介绍了各个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献学家和历史文献学成就，也注意突出了各个阶段的特点，并探求其发展规律。最后还设专节论述了历史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问题，表达了对历史文献学发展前景的构想。当然，只用十余万字来叙述两千多年的发展史，难免过于粗略，而且各个阶段的探讨和分析也有不完善、不平衡的地方。但这毕竟表明了编者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线索的总体认识，成为本书的一个特色。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下编是对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的论述。这里既有对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传注学等学科以及藏书史的叙述，又新提出了史源学和历史文献编纂学两门新的分支学科。史源学是“通过考寻前人著述所根据的史料的来源出处，来考察其根据是否正确，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有无错误，判断是否正确，从而对这部著作的史料价值和使用价值作出正确的评价。”（见299页）“历史文献编纂学是研究历史文献的编纂形式和编纂过程的学问。”（见313页）二者都是历史文献学不可忽略的分支学科。历史文献学的各门分支学科涉及一系列原则、方法和技术性问题，与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继承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十分重视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一九八一年党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的古籍的指示”之后，使我国的历史文献整理事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高潮。为了与这一新形势相适应，下编的编写贯彻了实用性原则。这就是除了对各分支学科的性质、作用及其有关的系统加以全面的论述外，还注意说明了历史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步骤和方法，为读者可能进行的有关业务实践进行指导，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对历史文献学的相关学科与相关文献的介绍，主要包括甲骨学、金石学、方志学、历史档案学以及民族文献、宗教文献、农学文献、医药学文献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学科虽已从历史文献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形成各种专门的学问，但与历史文献学关系密切，因此也应给予足够的注意。
无庸讳言，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由于众手成书，各部分的内容还不够平衡，前后内容也似有重复之处，对一些重要的文献学家、文献学成就也缺乏较全面的评述，校对也有不够精细的地方。不过，瑕不掩瑜，本书的成就是主要的，存在的小疵再版时也是不难修正的。
（原载《阴山学刊》1990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资料《图书馆学情报学资料工作》1991年第4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