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转直下，从大陆去了台湾。这个选择就很有意思了。这个作家与上述三者都有太多不同。比余秋雨年长11岁，比陈丹青年长18岁，柴静更是后辈了。“我老家在沈阳。***败退台湾的时候我当时13岁，没有选择，只能跟着家人去台湾。后来我问胡适，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有一个叫李鼎彝的学生。他说完全不记得了。”他所带来的这种文学观就完全不同于上述三者了。如果和陈丹青还有些类似的是他的脾性，是他的成长经历，那么他所长期面对的同一种文化环境，与陈丹青能辗转于世界各地都在进行艺术琢磨就很难类比了。其实这一背景倒为文学的不同看法提供了样本。因为即使中国古代那些文化高压时期，也与大陆建国以来台湾具有的文化形态有极大差异。因为它算不得是一种高压，民国时期叱诧风云的文化人物跟随国民政府逃到台湾以后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人生自由，甚至享有顶级政府待遇。然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也通过他们这个时期的文化成就反映了出来。这部书的作者，在那个年代尚且年幼，但当他拥有了广阔的社会支持后，他会为这片土地上自己经历过的压抑的文化氛围，炸响一颗颗惊雷。
《深夜十堂》这本书今年年初在大陆上市，一部随笔，但与近年他在大陆出版的一些单行本有所不同。它的出现让人感到久违，又有少许遗憾。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动态。在大陆纷纷为莫言得奖表示惊叹之余，多少人知道《北京法源寺》早在10年前就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而这部作品的作者却在晚些时候宣布“退出台湾政治，我要到台湾的深山里为自己庆祝70岁生日。”遗憾的，不是时间流逝当中人的衰老，亦不只是文学质量良莠不齐的大陆创作中你很难读到这样的书，更多，是那次大陆之行以后他带走了很多东西，只留下了40卷《李敖大全集》；是邓丽君追思会出席之后宣布与胡茵梦解除了婚姻关系的他，已经疲惫于人际冷暖，也不再热衷政治斗争。台湾回不回归大陆也已经无心过问，退出人事关怀而让所有必须进入此中的后来人看不到方向标。到这里却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几十年下来的牢狱之灾到著作等身，再成为电视文化人并参选政治，无论争议多大（就如当下所有走文化路线的人都必须承受争议一样），李敖已经成为当代台湾分割不开的一部分了。还记得《晓说》里的一句给人深刻印象的话是“坐牢的那些日子是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刻。”
最早接触此人当然是07年的那三场演讲，还有一个画册式读本。哇，真是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啊。那时候正面临高考的作者，突然能从那些堆积如山的练习课本里挣脱出来，除了用诗才摆脱烦闷的高三生活之外，就剩可以有机选择一些课外阅读了。当然，连打电脑游戏的时间都不够，因为大部分时间还是趴在桌子上做功课。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同一时间我们这些即将成年的学生还要去过什么高考的“独木桥”，而更多人能坐在一个讲坛内听这么精彩的讲演？我想我绝不能忽略掉他，也就是要在脑子里为李敖和他的著作留一片空间。于是，才有了直到今天，在通达的阅读里继续觅到他的足迹，就如《我们仨》所写“那段自由阅读的日子是让我们在更大的可能里获取见闻的宝贵经历。”
这本书与《李敖有话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在形式上却不同了。电视讲课与本作以随笔方式做同样的讲述在内容上是类似的，还是他的一贯风格，连每一篇目的取名方式都类似。从08年过来看《李敖有话说》，无论是书还是电视节目，与上面提到的余秋雨讲课完全不同了。这就更体现了不同文化状态下文学观的差异。我所说的他和上述三者的巨大差异就体现在这里。这是一个长期处于台湾政治波动期的自由文人，这个氛围不仅与大陆，如上所言与古代中国的很多时候都有不同。它表现出的文化高压却是在一种普遍自由的状态里，也就是同一时期顶级文化人物的生存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自由言论政治、参与政治，但他们又并不受特务监视和控制。然他们的生存范围又是有限的，也就是不能离开台湾。因为在长时间的历史经验里，他们的巨大声望使他们无法逃离同一政治模式，如若逃离，必定遭来杀身之祸。就是在这个状态里，李敖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因为不满当局政府的政治施压，这个时期的他有很多时间都在坐牢。而我引用的以上三个作者，都没有坐牢的经历。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不同了。文学不是死的，也不是安静坐在窗前的阅读状态；文学观是现世所有生存状态的反应，李敖的这一经历也为同一时期的不同文学经历提供了一个方向。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说他必须这样，他只能这样，“坐牢”是一个文学人物成熟的必然体现，这就掉石缝里去了。而是在无可选、有可选的人生经历当中，文学观的形成与在这以后的行为，都与它有极大的关系。在仇恨笼罩、政治恐吓无限的民主台湾政治环境里，李敖在以后的文学行为无一不体现他痛到深处的神经。而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一文学观在发生以后将去到哪里，在与大陆社会、亚洲社会、全球社会的其它现象产生广泛交集后，又会作怎样的变化？对我们的生存，将起到哪些影响？
还不敢说销量啊。李敖近几年在大陆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一是2010年以后他在台湾的出镜率都不高了，仍然只是通过凤凰卫视出来；一是大陆阅读的主流视野已有了微妙变化，对政治的参与已经明显偏弱，而更注重个体生存和发展。这不就又反映了文学观的短期更新吗？而在逐渐进入全球现代化的时期里，文学观如何变化都与古代乃至现当代有极大不同，即使这个更新是短期的，是暂时，也与古时发生的文学活动影响未来民间社会格局有很大差别。这个时候此书在大陆的出版，不知道会引起怎样的反响。其实，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听到媒体对此有过多渲染，或者李敖在大陆人眼里，其形象基本定位了。而比起同一时间出来的许多种大陆的畅销杂文作者，这片土地人的阅读口味自有甄别。
《深夜十堂》说完了，这就是一部李敖式随笔录，可以评的部分不是很多。你去看看“理想国”沙龙里的那些对话，对话成集，底下观众也都只能听着，与台上的学术明星在对话上明显有体量差距，对话完成以后迅速沉淀下来的部分也有差异。最后再打一个趣，《深夜十堂》与《深夜食堂》全不是一回事啊，你百度的时候可别开错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