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某一类隐居者或具有隐者气质和隐者人格的人，总是充满好感。
中国古代的文人多有隐居情结，常被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在国外，起码可以提到以下几个名字：写《凡尔登胡》的梭罗，用一个小便壶开启了后现代艺术的杜尚，总是被当成是美国最后的“垮掉一代”分子的诗人斯耐德，还有写了《麦田守望者》的塞林格。
他们都具有这样的一种隐者特征：遗世独立。
遗世，但不是避世，不是完全的离群索居对这个世界闭目塞听关了心门，而是与世界，与人群保持一定距离，这个距离，就是陶渊明所说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是一个必要的距离，它成全并保证了他们自身的独立性和纯净度，让他们始终游离于公众视野的边缘，避免成为总是被观看、被注视的对象。
所谓的独立和纯净，只能在清醒而平静地让自己置身于这种边缘状态时，才能拥有。
相对于那些激烈的愤世嫉俗的反抗与叛逆而言，这种清醒而平静的“自我边缘化”或许才是真真正正的“离经叛道”，它藐视并超越了大多数人日夜所念的“经”和趋之若鹜的“道”。
生活中，我们几乎个个都是戏子。戏子最在乎的事情之一就是：是否被观看，被注视，是否吸引眼球。唯有当他被观看，被注视的时候，他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戏子的存在感往往取决于是否吸引眼球，是否能够始终置身于公众视野之中，置身于聚光灯之下，万众瞩目。
我们大体都是如此：渴望有人关注，渴望有人看到你，——从中获取存在感，获取意义和价值。——这是我们的“经”和“道”。
这种渴望让戏子不得不努力“演戏”，不得不努力挑战各种角色和尺度，或牺牲色相，或搞点绯闻弄些噱头，总之，必须想办法取悦媒体，讨人欢喜，抓住公众的眼球，——也就是所谓的：媚俗。
我们大体也是如此，只是程度各有不同。
所谓的媚俗，我并不认为它是个贬义词，也不认为它所指的是一种不好的现象。无论如何，它确实是能够为热衷于它的人提供一定的存在感的，至少是存在感的幻觉，——我们都需要存在感，哪怕只是个幻觉。这种需要，在微信朋友圈和各种各样的直播中得到了非常淋漓尽致的暴露和呈现。
在为争取存在感而进行的媚俗努力中，我们完全成为了戏子，活着就是演戏，我们必然地变得虚伪（不是贬义词），并把虚伪当成理所当然的正常之事。与此同时，我们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生活在恐惧中的人。对一个戏子来说，最大的失败和悲哀莫过于成为昨日黄花，莫过于不再有人愿意观看他注视他，媒体封杀了他，人们屏蔽了他——这无疑是一个戏子最大的恐惧之一，他不得不活在这种恐惧之中。
我们都一样。当不再有人关注的时候，我们的存在感也就丧失了，丧失存在感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一样，那是一件难以忍受的可怕之事。
这几乎就是我们以为“理当如此”的普遍事实：需要存在感，于是渴望被关注；为了得到关注，于是媚俗；在媚俗中虚伪，同时活在恐惧之中。
只有极少数人能从这样的现实中跳出来，把自己边缘化，——成为隐者。
他们并非愚蠢到要去否认这样的一种现实，但他们确实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种现实中的病态；他们完全明白存在感的重要，但他们也确实明明白白地意识到，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感或许才是真正的存在感：遗世独立，保持距离，拒绝成为“被观看”的媚俗者。
经由媚俗获得的存在感只能带来虚伪的意义和价值，并且带来混乱、空虚和恐惧。唯有在遗世独立中拥有的存在感，才具有钻石般真实而纯净的品质，让人清醒而平静。对这个世界看得最清楚，同时让生活过得最为充实而自在（哪怕身陷困顿），几乎都是那些遗世独立者。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人比陶渊明和梭罗说得更好；对于我们的所谓现代生活，斯耐德和塞林格都有最尖锐而深刻的发现；对于艺术和生活，还有谁能比杜尚揭示得更透彻？……他们的整个人生，都活得一如陶渊明诗中所说的那样：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我无意认为这一类人活得高人一等，但他们确实活出了一种比媚俗的人生更为澄明自在的人生，指示了一种不必虚伪也无需恐惧的存在可能性。
然而他们注定只能是极少数。对于辗转于红尘俗世中的我们来说，媚俗早已成了我们的“天性”，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是最合理的存在。我们必须活在戏中，我们必须做一个戏子，我们入戏太深，已经不觉得我们是在演戏了，也就完全不存在媚俗不媚俗的问题，谁如果不识趣地说我们虚伪，我们必定报以一声冷笑：你以为自己有多真实？真实又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有人自以为是地说我们媚俗，我们同样会嗤之以鼻：是，就你清高，就你不食人间烟火。
所谓的独立性和纯净度，所谓的清醒而平静，所谓的真实，或许不过是另一种幻觉，包括我对隐者们的好感？而隐者的超脱或许只是另一种媚俗？
究竟谁在媚俗？谁才是媚俗者？
这篇文章充其量也仅仅是一篇媚俗的文章，无论我自以为有什么超脱之想，它一旦被写下，还是希望被观看，被关注，它的存在感，取决于阅读量和点赞数……
这是我们的“经”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