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读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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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史学部(277种)(2)

《华盖集·“公理”的把戏》中,鲁迅讽刺教育界中依势作恶的人说:“以事论,则现在的教育界中实无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之流,那是当然不能免的。不幸十余年来,早见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对于有些人的口头的鸟‘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这里的“城狐社鼠”,典出《晋书·谢鲲传》:王敦欲除刘隗,谢鲲说:“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这是提醒王敦:刘隗跟随于皇帝身边,就像狐狸、老鼠藏身于城墙庙社,会除掉此辈,要投鼠忌器。

《准风月谈·后记》中说:“……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这里“世无英雄”一语即出自《晋书·阮籍传》。鲁迅钩沉晋谢沈《后汉书》,曾据《晋书·谢沈传》介绍谢沈生平。

房玄龄,与魏徵、杜如晦等同为唐太宗重要助手,任宰相十五年,为历史名相之一。

■《晋书辑本》

[清]汤球(1804-1881)辑。史书。为各种散佚晋史的辑本,10种,6册。有光绪年间《广雅书局丛书》本。见《日记·1926/11/5》等。汤球,字伯玕,安徽黟县人。与同乡俞正燮、汪文台等人相友善。

汤球治学严谨,在考据学上成就极大。他修订补辑的古书有郑康成逸书9种,刘熙《孟子注》、《孝经、论语注》,刘珍等《东观汉纪》,皇甫谧《帝王世纪》,谯周《古史考》、《傅子》,伏侯《古今注》等。并用一生精力,对23家晋史进行辑佚和校勘。嘉惠后学颇深。

■《旧晋书》

[清]汤球辑。又称《九家旧晋书辑本》。为关于晋代历史的9种文献辑录。《日记·1926书帐》提及此书。

■《旧唐书》

[后晋]刘(887-946)等编撰。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屡作征引。该书《经籍志》载:“《后汉书》一百三十三卷,谢承撰”。鲁迅《古籍序跋集·谢承〈后汉书〉序》谓《旧唐书》为《旧唐志》,一百三十三卷为三十卷。显系字有脱误。

刘,字耀远,后晋政治家。所撰《旧唐书》200卷,实为赵莹诸人所作。

■《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912-981)撰。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早年购置于琉璃厂,与《旧唐书》各1部共8函48册,见《日记·癸丑/4/5》。

■《梁书》

[唐]姚思廉编撰。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多次征引。

《朝花夕拾·后记》说到“尝粪心忧”的“孝道”故事,就源自《梁书·庾黔娄传》。书中说:庾黔娄的父亲患病,医生说,要知道病重病轻,“但尝粪甜苦”。于是庾父“泄痢,黔娄辄取尝之”。这类“孝道”,当为“不情”之伪孝道,为鲁迅所批评。

■《两汉书辨疑》

[清]钱大昭(1744-1813)撰。史籍考证。42卷。鲁迅从友人宋紫佩处借得,见《日记·甲寅/9/12》。

钱大昭,文字训诂学家,著名考据家钱大昕胞弟。著有多种考据专著,影响后世颇深。

■《辽史》

[金]党怀英(1134-1211)等修撰。为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据《日记·1931/8/31》,鲁迅预定《二十四史》,此日得到《后汉书》、《三国志》、《五代史》、《辽史》、《金史》5种,共122册。

党怀英,字世杰,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明史》

[清]张廷玉(1672-1755)等撰。鲁迅多次征引此书。

《两地书·序言》中说:“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这里说到的“瓜蔓抄”就是《明史·景清传》中的典故。明代建文帝的遗臣景清谋刺明成祖朱棣事情败露,“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事实上也就是“株连”

的意思。

■《明史钞略》

[清]庄廷(?-1655)撰。别史。残7卷。有《四部丛刊》本。见《日记·1935/10/14》。

庄氏为清初富户。他曾购得明末人朱国桢撰《明史》,攘为己作,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又奉南明各帝为正朔,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书中且多指斥清朝。康熙初年,被人告发。时庄氏已死,被剖棺戮尸,株连全族。甚至为此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买书者,以及所涉地方官吏均被处死,为清初著名文字狱之一。

■《明史纪事本末》

[清]谷应泰编撰。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说:“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作者按:指孙可望剥李如月的皮的方式)的。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剥“景清的皮”,该书《壬午殉难》记载道:“八月望日早朝,(景)清绯衣入。……朝毕,出御门,清奋跃而前,将犯驾。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剑。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骂。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直噀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参《安龙逸史》条说。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487-535)等撰。鲁迅购置百衲本《二十四史》之一。

■《南史》

[唐]李延寿编撰。鲁迅多次征引。

《朝花夕拾·后记》中说到《男女百孝图全传》的序文:“……起观斯世之忍心害理,几全如陈叔宝之无心肝。长此滔滔,伊何底止?”鲁迅据此评论说:“其实陈叔宝墨胡(作者按:即模糊)倒好像‘全无心肝’,或者有之,若拉他来配‘忍心害理’,却未免有些冤枉。”鲁迅这里为古人辩诬,是一种求真知的体现。据《南史·陈本纪》:隋灭陈,陈叔宝为隋文帝所获,“给赐甚厚,数得引见……”后来监督陈叔宝的人对隋文帝说:“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隋文帝说:“叔宝全无心肝。”显然,这里的“全无心肝”是说陈叔宝没心没肺,糊涂颟顸(但也备不住是“假痴不癫”),全无亡国之痛;这还不是“忍心害理”。历代帝王中,陈叔宝就个人道德而言,还是相对善良的一个人。鲁迅为之辩诬,其实也是在“正名”。此事看似寻常,其实正是鲁迅坚持真相,臧否求是的科学精神和道德精神。

《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中说:“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么?”

这里的“食蛤蜊”就出自《南史·王弘传》:“(融)初为司徒法曹,诣王僧,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于扶桑,入于汤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

李延寿。著名历史学家。以一人之力,经十六年完成《南史》、《北史》两书。另著有《太宗政典》,参与编撰《五代史志》、《晋书》等。

■《七家〈后汉书〉》

[清]汪文台(1796-1844)辑录。收录散佚《后汉书》7种。参《谢承后汉书》条说。

■《前汉纪》

[东汉]荀悦撰。即《汉纪》。编年体西汉史。《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等提及此书。汉献帝时,荀悦侍讲,因为《汉书》繁重难读,奉诏撰写此书。时人称“辞约事详”。荀悦有民本思想,对流行的谶纬学说多作抨击,撰有哲学专著《申鉴》,影响颇大。参《申鉴》条说。

■《前后汉纪》

荀悦《前汉纪》、袁宏《后汉纪》合刻。16册。1912年10月10日,鲁迅于琉璃厂购得。

袁宏(约328-约376),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另著有《竹林名士传》等。

■《三国志》

[西晋]陈寿(233-297)撰。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于史书往往随手征引,不仅可见妙趣,亦且入木三分。如《三国志·魏书·荀彧攸贾诩传》说到荀彧向曹操建言,使用了“坚壁清野”四个字,鲁迅就顺手拈来,作成一篇《坚壁清野主义》(见《坟》),用来讽刺教育当局为所谓“风化”事,禁止女生游逛公共场所的意见。在看似不经意间,又给了章士钊一击。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引述《三国志·吴书·陆绩传》“陆绩怀桔”的故事说:这个孝行“也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桔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坐稳了,也非常省事。”

昔日陈西滢在他的《闲话》中称自己家乡无锡是“模范县”,在《致志摩》的信中称鲁迅“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鲁迅就在《朝花夕拾·无常》中顺手一刺:“凡有一处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学者或名流,他将笔头一扭,就很容易变成‘模范县’。”接下去又写道:“我的故乡,在汉末虽经虞仲翔先生揄扬过,但是那究竟太早了,后来到底免不了产生所谓‘绍兴师爷’,不过也并非男女老少全是‘绍兴师爷’,别的‘下等人’也不少。”这里的“虞仲翔”在《三国志·吴书》中有传。他对绍兴的“揄扬”可谓桑梓情深,《三国志》注引虞预《会稽典录》记录他的话说:“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昔禹会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继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这一段话,应该是对绍兴极大的褒赞。鲁迅在论及陈西滢表彰家乡无锡“模范县”时,提及虞仲翔此论,也应有可以理解的桑梓情怀。一部《朝花夕拾》记叙的几乎就是儿时的绍兴往事;一部《会稽郡故书杂集》辑录绍兴古代逸文八种;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鲁迅对故土绍兴确有深情深意。

《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

何尝如此。”这里的“相斫书”,典出《三国志·魏书》卷13注引鱼豢《魏略》:“……《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

鲁迅钩沉谢承佚书《后汉书》,作《谢承〈后汉书〉序》说:“承字伟平,山阴人,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对谢承的介绍,就出自《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注引《会稽典录》。

《二心集·序言》中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里“蜗牛庐”的典故,就出自《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华盖集续编·谈皇帝》中说:“这样的连愚妇人看来,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所以随便杀人,正是非备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须侍奉呢?可又觉得有些危险了,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其实利用了他的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和我那老仆妇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过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鲁迅的结论就是:“但那些书上,至多就止记着‘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这里“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出自《三国志·诸葛亮传》。鲁迅这个意见道出了儒学的困境。儒学缺少政治治理中至关重要的制衡设计,所以“不成功”。

现代儒学应该对此有深刻体认。

《而已集》载《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也多取材于《三国志》。陈寿字承祚,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陈寿始撰《三国志》。南朝宋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为其作注,增补大量材料,使三国历史清晰起来。

■《三国志裴注述》

《三国志》为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372-451)注,[清]林国赞评述。《日记·1927书帐》提及此书。

裴松之,史学家。他搜集140余种史料,补注《三国志》。注文是原文的三倍之多,开创了注史的新例。其子裴,也以注史为生平事业,有《史记集解》传世。

■《三国志注补》

[清]杭世骏(约1695-1772)撰。鲁迅从友人宋紫佩处借得,见《日记·甲寅/9/12》。

杭世骏,著名学者。乾隆时举博学鸿词科,授编修,因主张“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得罪罢归。晚年曾主讲扬州书院。学识渊博,于史学、小学,用力颇勤,有著作多种。

■《十六国春秋辑补》

[清]汤球辑。100卷,12册。光绪年间刻本。《日记·1927/6/9》提及此书。

■《十六国春秋纂录》

[清]汤球辑。10卷附校勘记,2册。光绪年间刻本。《日记·1927/6/9》提及此书。

■《十七史》

[明]毛晋(1599-1659)辑。从《史记》到《新五代史》共17部正史。

28函,30元,琉璃厂购得,见《日记·癸丑/3/26》。毛晋,初名凤苞,字子九,号潜在,更名晋,字子晋,常熟人。家殷富而醉心藏书、刻书。其为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汲古阁“毛抄本”、“毛刻本”至今犹为人所称颂。藏书84000多册,多为明刻,也有宋、元本。藏书处汲古阁、目耕楼极有名。

■《史记》

[汉]褚少孙补。司马迁作《史记》,未完,褚氏补之,《郭舍人》、《东郭先生》、《东方朔》、《淳于髡》、《王先生》、《西门豹》诸传,皆为褚氏所补。

《汉文学史纲要》第9篇引褚氏补《史记》,介绍东方朔之“朝隐”说:“东方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乃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鲁迅评价说:“亦新体也,然或出后人附会。”

褚少孙,西汉史学家。元帝、成帝时博士(一说宣帝时博士)。所补司马迁《史记》最为著名。明人辑有《褚先生集》。

■《史记》

[汉]司马迁(前145-?)著。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多次引用该书文字或史实,更是作《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的重要参考书。

《坟·看镜有感》提到汉代的铜镜、天马、葡萄(鲁作蒲萄)、唐昭陵等。文中,鲁迅以一种富有激情的笔调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又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鲁迅此语对现代儒学启示颇深:坚持中华文化本位,也无须得拒绝西方文明。那种惊呼西方文明为洪水猛兽者,多类鲁迅此处所讽之“衰弊陵夷之际”的“孱王和孱奴”。儒学正见断不如此。汉唐大国,儒学实盛。

《热风·(随感录)五十八》抨击那些动辄慨叹“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国粹派,就引用《史记·赵世家》中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的一段话,评论道:“这不是与现在阻抑革新的人的话,丝毫无异么?”

鲁迅作历史小说,多取材于《史记》,如《补天》,就引用了《秦始皇本纪》和《封禅书》中的资料。《理水》,说鲧治水、禹治水,就取材于《史记·夏本纪》。《采薇》说伯夷、叔齐故事,就取材于《史记·伯夷列传》。

《出关》说老子故事,就取材于《史记·老子列传》。

《华盖集·“碰壁”之后》中说:“古人所谓‘穷愁著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那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这里的“穷愁著书”就典出《史记·虞卿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