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读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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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史学部(277种)(1)

鲁迅对史部涉猎颇广,用力尤勤。传统史学经典专著,俱为鲁迅所购藏,几无遗漏。鲁迅对历史事件多有洞见,常能道他人所未道。一些看似寻常的史料,在鲁迅笔下往往可以剔出令人深刻的思想。譬如《后汉书·孔融传》中记载,曹操的军谋祭酒路粹秉承曹操旨意“枉状”(歪曲事实)控告孔融,说孔融有“大逆不道”的言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因此应该“下狱弃市”。曹操果然将孔融杀害。鲁迅引用这段史实,一面讽刺曹操,一面也对孔融所论给出分析。讽刺曹操,是因为曹操用“礼教”为名,杀了孔融;但曹操也曾在《求贤令》中“招贤”,对“不仁不孝”的人物照招不误。因此足见曹操主张“礼教”是假,借助“礼教”诛除异己是真。对孔融的辨析也有两个方面:一面认为孔融是个“有特色的奇人”;一面又认为孔融著名的“瓶论”“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由此可见,鲁迅反对将礼教作为工具,但并不反对以爱为基础的孝道。或者说,反对传统的愚昧“孝道”,但却坚信亲情有“爱”在。见《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又说:“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这个意见,其实是与先儒“爱有差等”,主张“亲亲序列”的意见一致。显然,鲁迅反对的是伪儒不是真儒;是后儒不是先儒。理解鲁迅的“反传统”,要看到这个特点。

《华盖集续编·谈皇帝》中说:“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作者按:鲁迅引用故乡老仆妇的意见说:怕皇帝随便要吃的,所以只能给皇帝方便的食物,那就是一年到头有的菠菜。菠菜根红叶绿,所以有此称呼),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

鲁迅这里对藉“天命”而参与政治治理的汉儒表示了怀疑。汉初儒家将“天命说”放大为政治哲学,并以此作出了系列性的政治设计,从历史事实考察,这种哲学和设计是存在巨大漏洞的。这一漏洞的要害就在于:“天命说”无法对权力生成制衡机制;面对绝对权力,“天命说”无能为力。鲁迅在此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命题:儒学的有限性。鲁迅并不一般性地反对儒学,而是具体性地指出儒学的有限所在。从这个潜在命题不难理解现代儒学展开的方向选择。鲁迅的这些历史洞见,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对于认识历史儒学以及其他学说,尤其对于认识正在演绎着的现代新儒学,具有特别的警示和指示价值,值得现代人循此逻辑方向继续做纵深思考。

《四库全书总目》将“史部”分作14类,包括《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另有《谱牒》一类,为《总目》所删)。今则将《目录》一类别出,馀则斟酌变通,界定鲁迅所读书。

鲁迅读过的史学部图书,现在可以统计到277种。本卷内分为“正史”、“野史”、“传记”、“史论”、“地理方志”、“杂史”六个部类。

“正史”,除传统“二十五史”之外,所有与之相关的著述皆入此类,以便寻检。其余各类,可循名而得实,不赘说。

正史类(66种)

■《北齐书》

[唐]李百药(565-648)修撰。本称《齐书》,后人为了与南朝的萧齐相区别,故称《北齐书》。该书记录公元534年至577年北齐前后44年历史。为鲁迅购置《二十四史》百衲本之一。见《日记·1934/12/31》。

■《北史》

[唐]李延寿撰。《二十四史》之一。所记史事从公元386年开始,到公元618年为止,包括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隋等在内的233年历史。

鲁迅多次征引该书,但引述仅凭记忆,因此往往有误。如《热风·(随感录)五十八》引用隋文帝独孤后事,鲁迅误作周静帝司马后。在《狗·猫·鼠》中,说:“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猫鬼’,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似乎古法已经失传,老实起来了。”这里的“猫鬼”就是出自《北史·独孤信传》:“(独孤)陀(独孤信子)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许季上曾向鲁迅借阅《北史》二函,见《日记·乙卯/6/19》。

■《补三国艺文志》

[清]侯康(1798-1837)著。载录、考证三国时期的典籍。鲁迅钩沉谢承《会稽先贤传》,引述该书对谢著的评价:“所记诸人事,多史传之佚文。严遵二条,足补《后汉书》本传之阙。陈业二条,足以证《吴志》《虞翻传》注。吉光片羽,皆可宝也。”参《会稽先贤传》条说。

■《补史记》

[唐]司马贞著。本书为对《史记》的补注。鲁迅作《汉文学史纲要》讨论早期文明,引述该书《三皇本纪》意见说:“‘神农氏复重复之为六十四爻’。颇似为文字所由始。”鲁迅认为《易》之卦象或为汉文字之起源,从表意性质言,有一定道理。司马贞,唐著名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

■《补诸史艺文志四种》

自《汉书》以后,诸史往往附有《艺文志》,著录本朝之前典籍。但著录者往往有遗漏,后人乃对这类典籍之著录有补充。据统计,鲁迅现藏书共有各类“补艺文志”9种,当为陆续购得。见《日记·1926/11/5》、《1927/6/9》等。

■《陈书》

[唐]姚思廉(557-637)编撰。该书记录了南朝陈史。书仅36卷,为《二十四史》中篇幅最短之史书,记录了公元557年至589年间的陈朝历史。参《宋书》条说。《日记·1934/1/9》等提及此书。

■《重订谢承〈后汉书〉补逸》

[清]孙志祖(1736-1800)辑录。共5卷。参《谢承后汉书》条说。

■《辍耕录》

[元末明初]陶宗仪著。又称《南村辍耕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书:“於有元一代法令制度,及至正末东南兵乱之事,纪录颇详。所考订书画文艺,亦多足备参证。惟多杂以俚俗戏谑之语,闾里鄙秽之事,颇乖著作之体。叶盛《水东日记》深病其所载猥亵,良非苛论。然其首尾赅贯,要为能留心於掌故。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宗仪练习旧章,元代朝野旧事,实借此书以存,而许其有裨史学。则虽瑜不掩瑕,固亦论古者所不废矣。”

《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上)》说到金人院本《唐三藏》,在该书《金院本名目》有著录,原本已佚。

■《次柳氏旧闻》

[唐]李德裕(787-850)撰。《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所记皆玄宗遗事,凡十七则。前有德裕自序,大略谓史官柳芳,上元间徙黔中。高力士时亦徙巫州,相与周旋。因得闻禁中事,记为一书,曰《问高力士》。太和中诏求其书,宰相王涯等向芳孙度支员外郎璟索之不获。而德裕父吉甫及与芳子吏部郎中冕游,尝闻其说,以告德裕,德裕因追忆录进。”这是说该书原作者当为柳芳,但柳氏没有外传,以至于当时的宰相向柳芳的孙子求书不得。但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曾经与柳芳的儿子柳冕一起出游,因此听过此书一些内容,告诉过李德裕。若干年后,李德裕回忆这些内容写出此书。时与柳芳同时遭贬者还有郭湜。郭著有《高力士外传》,也是与高力士对话的记录。但郭记为第一手资料,李记则经过了柳芳、柳冕、李吉甫辗转相传,因此史料价值不及《高力士外传》。参《高力士外传》条说。

■《二十四史》

鲁迅所藏不止一种版本,其中有一种为百衲本。这是商务印书馆集合各史较早刻本,从1930年开始影印,至1937年出全的新本。鲁迅陆续购此丛书。《日记·1930/8/26》:“下午托三弟在商务印书馆豫定百衲本《二十四史》一部,付泉二百七十。”《日记·1929/12/26》、《1931/8/31》、《1934/1/9》、《1934/4/23》、《1934/12/31》、《1935/12/30》等提及此书。

■《二十五史》

《日记·1935/12/21》:“开明书店送来佳纸皮面本《二十五史》一部五本,并《人名索引》一本,价四十七元。”《二十五史》即《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清]柯邵撰)。

■《二十五史补编》

其收宋元以来对《二十五史》进行增补、考释之作245种。上海开明书店编辑影印出版。鲁迅三十六元购得,见《日记·1935/6/6》。

■《国史·经籍志》

[明]焦竑(1540-1620)撰。焦氏万历间奉诏修国史,仅成《经籍志》6卷。鲁迅《古籍序跋集·〈嵇康集〉著录考》有征引。

■《国语》

早期历史典籍,一说为左丘明所著。鲁迅多次引述该书。小说《理水》中,说道大禹治水改“堙”为“导”,其说就出自《国语·周语》:“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高高下下,疏川导滞。”

《南腔北调集·〈萧伯纳在上海〉序》中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但这是英国的事情,古来只能‘道路以目’的人们是不敢的。”这里的“道路以目”就出自《国语·周语》。

■《汉书》

[东汉]班固(32-92)等撰。《二十四史》之一。鲁迅多次征引此书,更是作《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的重要参考书。

《坟·论照相之类》中提及《汉书·王莽传》记载的王莽诛杀起义首领翟义等,“分解肢体,令医生们察看”。

《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论及批评家的牵强附会、罗织罪名,陷作家于不义的时候,使用了“锻炼周纳”字样,这个成语就源于《汉书·路温舒传》。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中说:“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这里关于“俳优蓄之”的说法,就出自《汉书·严助传》。

小说《示众》中,开首就说故事发生在“首善之区”,这个成语就源自《汉书·儒林传》:“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示众》写巡警带罪犯示众,看客的麻木,故意拈出“首善之区”,当有反讽的意味。

《中国小说史略》专辟一篇,名为《〈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对汉之前小说的钩沉作了分析。更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尚书》盖本百篇:《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周书》各四十篇。今本有序,相传孔子所为,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然亦难信,以其文不类也。”

这里就对《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表示了怀疑,表现出了一种科学的“疑古”精神。

■《汉西域传补注》

[清]徐松(1781-1848)撰。《汉书》《后汉书》均有《西域传》,徐著系对《西域传》作的补注。鲁迅于绍兴墨润堂购得,见《日记·丙辰/12/8》。

■《后汉书》

[汉]范晔(398-445)等著。范晔撰《后汉书》帝纪、列传90卷后,被杀;司马彪作8志计30卷补入。《二十四史》之一。

《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中,写中医治病的神秘,说“医者,意也”,这话就源自《后汉书·郭玉传》:“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鲁迅举例说:“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医者,意也。’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鲁迅文中说:“我很爱我的父亲”;中医给鲁迅父亲治病,多为庸医手段,其中多有不合现代科学之处,最后治死了父亲。这些经验都引起了鲁迅对中医的不满,因此,终其一生,鲁迅是反对中医的。

《朝花夕拾·后记》中,分析“曹娥投江觅父”的传说,就源自《后汉书·孝女曹娥传》。

《汉文学史纲要》讨论“毛诗序”真伪,就说:“汉时,说《诗》者众,鲁有申培,齐有辕固,燕有韩婴,皆尝列于学官,而其书今并亡。存者独有赵人毛苌诗传,其学自谓传自子夏;河间献王尤好之。其诗每篇皆有序,郑玄以为首篇大序即子夏作,后之小序则子夏毛公合作也。而韩愈则云,‘子夏不序诗。’朱熹解诗,亦但信诗不信序。然据范晔说,则实后汉卫宏之所为尔。”这里的“范晔说”就出自《后汉书·儒林传》: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

■《〈后汉书〉补逸》

[清]姚之辑录。又称《七家后汉书补逸》。收入已经散佚的《后汉书》,其中包括《谢承〈后汉书〉》4卷。参《谢承〈后山书〉序》条说。该书1部6册,1元,琉璃厂购得。见《日记·癸丑/5/18》。

■《金史》

[元]脱脱(1314-1355)等撰。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多次提及此书。

《且介亭杂文·儒术》讨论元好问为“叛将崔立颂德”之疑案,便征引此书。崔立原为金人,蒙古军围汴京时为西面元帅,但他却将监国的梁王和皇族解往蒙古军乞降,所以为人不齿。但崔立“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鲁迅征引文献,一方面说元好问是否参与“建功德碑”是一个“疑案”,一方面也指出“名节”之重要。

脱脱,亦作托克托,蒙古族,字大用,蔑里乞氏。曾参加镇压徐州芝麻李红巾军起义,执意屠城。后来在讨伐高邮(今属江苏)张士诚起义军时兵败。至正十五年(1355年),被流放云南,后被元顺帝派人毒死。二十二年,又昭雪复官。至正初,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为其一生名山事业。

■《晋书》

[唐]房玄龄(579-648)等编撰。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多次征引。该书《刘伶传》中说:“(刘)长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鲁迅以为这种“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并用这个典故来自嘲,说将自己往日的一些杂文搜集起来做一个集子“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这行为,就与刘伶很相似。见《坟·写在〈坟〉后面》。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说,鲁迅小时候看《二十四孝图》,看到“卧冰求鲤”就担心性命之虞,“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这里说到的“卧冰求鲤”就典出《晋书·王祥传》。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还说到“邓伯道弃子救侄”故事,源自《晋书·邓攸传》。据记载,邓攸(伯道)在战乱中全家出逃,路上曾因为紧急,做出弃子救侄的决定。鲁迅说:“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鲁迅认为这属于“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原典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往往有将道德推演为“不情”之境的极端之举,这样就背离了原典的中道精神,已经不再是原典意义上的道德规范,甚至是反道德的。细味鲁迅本意,其实是并不反对原典精神的;他反对的恒是原典精神的“不情”变异。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中,鲁迅提倡社会改革,鼓励改革者不要怕不成熟,“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这里的“宁馨儿”,就典出《晋书·王衍传》。宁,这样;馨,为语助词;意思是“这样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