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意象的文化根源
艾肯（1889-1973）说：“中国诗比其他任何民族的诗更令人觉的是从人性苦恼的心灵发出的呼喊。哀愁是中国诗最一贯的调子----哀愁，或是悲哀地屈从于命运。”这个观点虽然有些片面，却点出了所有艺术的魅力所在。哀愁不是中国诗歌特有的，但中国诗歌的哀愁交织自身佛、儒、道的文学思想和文化哲学，就给人完全不同于欧美诗歌的意象感觉。因此后来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意象诗学时，更多地把它置于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
诗歌的意境首先体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词的运用上。例如，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南浦”被赋予了某种离别的情境，而“风”，“月”，“燕”，“笛”，“秋水”，“婵娟”，“梅”，“菊”等字词，它们也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联想和情趣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同样，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文中的一些词汇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陌生，“westwind”、“castle”、“shepherd”、“lamb”等词语，所给予我们的意象也与英美人的本意不同。英国诗人雪莱的名诗《西风颂》中的“westwind”代表温暖和煦，给世界带来新生，而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有东风才被赋予如此的意义和意境。
而中国诗歌里明月意象的本质与历程的分析，最能说明一个经典意象的产生，是多么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传统里，因而也深刻地界定了不同民族对不同、相通的意象内涵的理解差异。
明月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用得最多的意象之一，不仅得益于月亮独特的天文赐予，又出自奇异的人文和宗教的体验，是与中国文化中天人相通的思维模式相联系的。中国古代有以日月配为阴阳的祭祀礼制，《国语。周语上》说：“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旧注：明神，日月也）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等等，这都导致了郊庙歌辞中有祭祀日月的歌辞，如郭茂倩《乐府诗集》收有《朝日夕月歌》二首，唐代《朝日乐章》五首、《夕月乐章》三首。
明月意象到汉魏六朝的诗赋乐府，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在文人化和民间化方面，都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展开和深入，比如《古诗十九首》之“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开始把明月和闺思交融抒写，成为后世的明月意象的重要母题。其次，还发展出了秋月的复合意象：宋玉《九辩》叹息秋天，写到月亮（“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极明”），但没有和悲秋组成统一的意象。到了建安时代曹丕手中出现了《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的诗句等等，把秋与月结合起来，有的抒写悲秋情绪，有的抒写秋月所照的甜腻腻的男女情调（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秋歌》，“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合笑帏幌里，举体兰蕙香”）。到了李白时期，他不仅进一步发展了秋月、闺月的明月复合意象，还创造了“乡月”的新意象，把月亮与思乡联系起来，比如那首《静夜思》就是无比精粹而富有东方情调的乡情曲。
因此英国诗人汤姆林森等不再热衷于中国的文字、句法和情调，转而更希望深入中国文化如禅、道德等认识，从而反观西方文化。而西方关注东方意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试图松动欧洲文化传统的束缚（理性、概念化、逻辑化），摆脱学院派诗歌的压力，他们需要中国古典诗歌的支持。同样道理，前面列举的很多汉语诗歌的例子，广泛运用西方文论技法，也说明中国诗歌在发展中呈现出相同的思路，与西方诗学不断交融，从而增加表现手法、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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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意象的含混
为了寻求语言“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统一，指称性的语言无法表达人们丰富多彩的内心情绪，只能借助于比、兴，文学的语言因其高度的“内涵”性而富含歧义或称做“含混”，这种语言基本上是运用比喻、意象、象征性的，它所造成的诗歌意义的含混对欧美新批评家们来说，是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诗的必备的内在品质。他们以“细读法”注重详尽、精到地分析特定作品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复杂关系。“含混”而富于局部“肌质”的意象成为他们分析的主要对象之一。
“含混”成为一个批评术语始于燕卜逊的《含混的七种类型》，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的“含混”，不再是指文体的缺陷，而主要表示一种诗歌技巧：即用一个词或一种表达手法表达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意味，表现两种或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因此批评家也用“复意”来表示诗歌中对语言的这种用法。比如上面列举的月亮意象里的秋月、闺月、乡月的复合意象。
“含混”主要是燕卜逊根据老师理查兹的“情感性”的语言的影响启发下提出的，这个概念以及《七型》全书为诗歌文本的精细分析提供了新的标准。理查兹列举阅读诗歌时出现的十种障碍：1、难以识别诗的明白含义；2、缺乏感受诗意和诗形的能力，只注意语词系列而忽略诗的形式之展开乃理智和情感之结合；3、阅读时缺乏想象或无节制地随意乱想。4、毫不相干的记忆将阅读活动引入歧途，结果与作品文本无关。5、个人储存的记忆中产生反应。6、阅读时过于伤感；7、读诗时抑制感情，硬着心肠毫不动情；8、拘泥和固守诗歌规范和创作法则的教条，或受制于宗教、政治和哲学的偏见；9、预先从诗歌技巧方面提出假设性的要求，从外因来判断内质，根据诗的表面技巧细节判断诗，把手段放到目的之上，颠倒了诗的因果关系；10、一般批评的先入为主，根据预想的要求有意或无意地把诗的本质和价值的理论所导致的结果，或无休止地牵扯在读者与诗的关系上。
周玉良先生根据燕卜逊的著作，把含混类型归纳为：1、产生于同一个细节同时在几个方面起作用；2、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合而为一；3、当两个明显不相关的意义同时出现；4、当不同的意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作者的一种复杂心态；5、在写作中作者忽然发生了一个想法因而造成混乱；6、看上去文中有个矛盾，读者不得不找出解释；7、有一个完完全全的矛盾表现出作者也不清楚他在说什么。
理查兹考虑的主要是读者和读者的心理，偏重列举现象，并没有过多的归纳、分析。燕卜逊则关注充满“含混”的诗歌文本本身和作者本身，对后来美国的一些新批评家的诗学理论主张及批评实践，在精神和方法上产生很大影响，他们常用的一些批评概念和术语（如张力、反讽、反论）包含的“反”、“悖”、矛盾之意，都是含混的变体。还可以看到，含混第一类型的实质，与“客观关联物”的观点是相通的。这些概念、术语指的都是诗歌文本在结构、词语、语法、意象方面的种种有待阐释的不确定因素，只不过新批评家用其所谓的“有机统一”将这些因素封闭于文本之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与作者、读者没有关系的释读空间，其中文本意义的含混和不确定正好为其释读活动提供了无尽的余地。理查兹考察阅读的十大障碍，而燕卜逊则是对含混持客观而赞扬的态度。含混并不是稀里糊涂，对于有水平的作者，含混是现代诗歌的魅力所在。而刘勰对诗文作品在“隐”、“秀”统一的总的要求下，更强调“文外曲致”、“复意为工”的隐，如“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就这点来说与燕卜逊的“含混”有异曲同工之处。
下面的《寻忆》、《井》，可以从语言的含混角度进行分析，体会其中意象、意境的形成。
《寻忆》/文：陈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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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哗哗的下
吹残几只白杨。几株芦草
在山高处夜，野狗的叫吼声
我爬进深处。把夜裹满全身
密不透风。走出泥土，抓轮回中的青媚。
我想，这晚
我丢掉的不只是一张白纸
也有写了诗句的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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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文：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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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井，也许就是我体内的
那从地底浸出的冰冷的水，
容纳一盏灯的国度，
触摸干燥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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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生命的展开，
它将驮起正午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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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是一首抒情诗，两节之间有小的跳跃，需要读者在阅读中自己弥补其间跳跃隐含的环节。对林海这类诗歌的分析中之所以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缺憾，是由于他的思维跳越环节可以被琢磨、理解出来，另外也在于整体语境（跳跃的语言）上形成有效的跳跃通感。比如在第一节的1、2/3/4行之间，围绕暗线索“我的生命状态”形成了两次语言表象上的错位跳跃。第二节的1/2行之间也形成了跳跃。节之间的跳跃和行之间的跳跃，也是由于作者省略了部分使诗意流白的文字而形成的，体现出作者对词语选择、诗意“隐”的雕琢倾向。
《寻忆》除了运用跳跃，还较多诗用奇崛的文字语言，辅助意象-意境的形成。有三处出现较大的跳跃。第三行的“在山高处夜，野狗的叫吼声/我爬进深处”，这句被压缩、跳跃的句子，承载了比一般习惯性语言密度大得多的内容。仔细阅读体会前后文，笔者以为“处夜”二字可删去，而“在山高”，也符合这首诗歌的整体语境，具有不确定的意象美感。如果不是欠考虑，作者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是强调“夜”的环境，还是加强意象的奇崛？但有一点很奇妙，正因为“处夜”二字的突兀，使后面两句的跳越产生了平衡感，形成了整体语境。因此，可以看到，含混可以作为一种语法手段来运用（如“处夜”的出现）。
同时还要注意到《寻忆》标题的匠心所在，“忆”是对往事的记忆，参杂了个人的情绪而形成的，因此记忆是虚无的；“寻”是实在的具体行为，两个词组合，形成了客观现实与主观虚无结合起来的复合意象，是这首诗歌的题眼和主要线索所在，再通过奇崛化语言和章法构思，展现给读者缥缈、飘忽的意境。
假设诗歌在“抓轮回中的青媚。”处结束，虽然略为单薄，也基本完成了写作目的。但作者继续完成了后面三行的描写。这三行是设定的写作目的，如同《井》第二节。虽然二位作者都在前面施设了跳跃的语境，但末尾的这个跳跃，仍然会让读者感到转的略大。如果在结尾补上一句“在芦草上，飘飞”，似乎就弥补了这个缺憾，形成了意象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统一画面。当然，这样的修改相对见形了。同样的，《井》的末节也可做类似的补充，或者是能够在前文加强自然的伏笔线索。（这个试图消除含混的分析也是见仁见智的。）
两首都是意象较为强烈的诗歌，《井》运用了意象+议论的手法，而《寻忆》则是纯粹的意象诗歌，更多的用语言本身的技巧形成意象展开、到意境的提升。在手法运用中间，都运用了含混手法，带给读者的想象空间。
结合含混的观点再看《事件》，该诗含混的运用涉及了所提的七型。但由于运用“事件”这个整体的意象统筹，不同类型的含混能在一首短小的诗歌内同时出现（显示了整体意象作为一种结构手段的作用）。套用新批评家的观点，类似这样的诗歌文本在结构、词语、语法、意象方面的种种有待阐释的不确定因素，阅读时将这些因素封闭于文本之中，营造一个与作者、读者没有关系的释读空间，其中文本意义的含混和不确定正好为其释读活动提供了无尽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