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个关于布吕克老先生要我解剖自己骨盆的奇怪任务的梦［第452页］，我们应当记得，在梦中我没有本来应该有的恐惧感。现在看来，这在若干意义上是一种愿望满足。解剖意味着我在出版本书时所进行的自我分析——这种分析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如此痛苦，以致我将书稿付印推迟了一年多。于是产生一种愿望，即能够克服这种厌恶感，因而在梦中我没有恐惧感。但我已因头发不再变得灰白而感到高兴——这是就“Grauen”一词的另一意义而言。我的头发已变得相当灰白，这也提醒我不能再拖延了，而且在梦的结尾处还呈现了这一思想，即我必须让孩子们来达到我艰苦旅程的目标。
下面我们再考察两个梦，其中满意感一直持续到醒后。在第一个梦中，满意的原因是我预感到，我现在该知晓“我以前就梦见过这个”意味着什么，而满意实际上指的是我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第446页以下］。在另一个梦中，满意的原因是我认为“被预兆”的事情正在实现的信念，而实际指的与第一个梦十分相似，这种满意与我第二个儿子的降生相一致［第447页以下］。这里，梦念的主导情感在梦中持续着，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任何梦都不会如此简单。如果我们对这两个分析稍加细究，便会发现，这种逃脱了稽查作用的满意，还受到另一来源的加强。这另一来源有种种理由害怕稽查作用，如果它不以产生于某种可能允许的来源、并因而是合法的类似情感作为伪装，并以此为庇护，悄悄溜入梦中，那么它本身的情感在梦中出现肯定要遭到反对。
对此，遗憾的是我不能用实际梦例加以证实。但是，我可以用其他生活领域的事例来说明我的意旨。假设有一个熟人，我很恨他，因此，如果他有什么不幸，我会很高兴的。但我的道德本性又不容许这种冲动的流露，因而不敢表达希望他不幸的愿望，压制着对他的不幸的满意，并装出遗憾的样子。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现在的情况是，假若被憎恨的人因自己做的坏事而遭到不幸的报应，那么我就可以充分地表示满意，认为他是遭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就可以和其他不抱偏见的人保持一致了。这里可以指出，我的满意感也许比别人更强烈，因为我的满意感还受到另一来源的加强，即我对他的憎恨。社会生活中，当受到反感的人或某个不得人心的少数群体的成员犯有某种过错时，这种情况亦普遍发生。他们遭受惩罚一般说来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过错，而且还因为人们对他们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他们犯过之前是无从产生作用的。毫无疑问，执行惩罚的人在这样惩罚他们时是不公正的，但他们由长期以来所保持的压制被解除所带来的满意而对此不自知。这种情况中的情感在质的方面是正当的，但在量的方面则不公正。自我批评在一个问题上的松懈只能导致它疏忽对另一个问题的考察，宛如大门一经打开，便有比原计划所允许的更多的人蜂拥而入。
对神经质的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即能够引发某种情感的原因，在他们身上所引发的情感虽然在质上适当、但在量上却过度的事实——在心理学解释许可的范围内也可以作出同样的解释。量上的过度起因于这种情感的原因过去一直处于潜意识压制（suppression）状态。这些来源成功地与真正的释放原因建立起联想关系，从而通过情感的其他原因而获得正当的表现途径。这是不受反对的和合法的。因此我们应注意到，在考察被压制的和起压制作用的各动因时，不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相互抑制，正如有时它们因相互合作而得到加强，从而产生某种病理效果一样。
下面我们就可以把关于精神机制这些启示应用于对梦中情感表达的理解。梦中呈现的、并很容易在梦念中找到适当位置的满意情感，往往不能仅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充分的说明，而需要从梦念中找出它的另一个来源，而这一来源正处稽查作用的压力之下。作为这种压力的结果，这一来源在正常情况下所产生的不是满意，而是对立情感。但是，由于满意情感的第一个来源的出现，这第二个来源就可以把自身的满意情感从压抑中解脱出来，并强化着第一个来源所产生的满意情感。因此，梦中情感是由若干来源共同决定的，即从梦念材料看，是多因素决定的。在梦的工作中，能够产生同一情感的来源，往往联合在一起共同产生这一情感。
从那个以“Non vixit”（已经死的）为中心的绝妙梦例［第421页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对这些复杂关系有所洞见。在那个梦中，不同性质的情感集中于梦的两点上。当我用两个词使我的对手和朋友消失——梦本身使用的语言是“被奇怪的情绪所压倒”——时，敌对和痛苦两种情感汇聚在一起。在梦的结尾，我非常愉快，并继续相信那种在清醒生活中认为是荒谬的可能性，即存在着仅用愿望就可以被消灭的亡魂。
对这个梦的有趣原因我尚未述及，这个原因十分重要，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梦的意义。柏林的朋友［弗利斯］告诉我，他正要进行一个手术，有关病情可以问他住在维也纳的亲戚。手术后的头几个消息不确切，使我感到不安。本想亲自去看他，但那时我已疾病缠身，不能启程。梦念告诉我，我所担忧的是朋友的生命。他只有一个妹妹，虽然我不认识，但知道她在年轻时的一场小病中丧生。（梦中，弗利斯谈论着他的妹妹，并说她在45分钟内就去世了。）我肯定想到，他的体质不会比他妹妹好多少，如果接到不好的消息，我无论如何也要前去看他——但去得太晚了，对此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因来晚了而遭受的这种谴责成了梦的中心主题，但却被表现为这样一幕情境，即我学生时代所尊敬的老师布吕克通过可怕的蓝色眼神责怪了我。造成这幕［关于弗利斯］的情境变动的原因很快就清楚了。梦不可能以我所体验的方式来再现［关于布吕克］的情境，却由另一人物保持了蓝眼睛，而消灭的角色却由我来承担——这显然是由愿望满足工作所造成的倒置。我对朋友康复的挂念，我对未去看他的自责和羞愧——他毫未兴师动众地来到维也纳（看我）——我借口自己生病——所有这一切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梦中我所清晰感觉到的情感风暴，并在梦念的这个区域激荡不已。
但是，梦还有另一起因，对我却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在手术后最初几天接到不好消息的同时，我被告诫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此事。对此，我很不高兴，因为这表明对我的谨慎的不必要怀疑。我很清楚，这些告诫绝非来自我的朋友，而是出自传递消息者的笨拙和谨小慎微。然而它所伪装的指责却使我很不快，因为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知道，只有实质性的指责才有伤害性，也只有这种指责才使人不安。我所想的事情其实与这位朋友无关，而涉及到我早期生活的一个阶段。有次我在两个朋友之间引起了麻烦（他们两人都很尊敬我），是因为我在一次谈话中把一个朋友说的话不必要地告诉了另一个朋友。当时我也遭受了谴责，而且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两个朋友之一便是弗莱契尔教授，另一个朋友的教名为约瑟夫——也就是我梦中的朋友和对手P。
不能保密的谴责，在梦中由“毫未兴师动众地”的成分以及弗利斯问我告诉了P多少有关他的事情所证实。但是，正是这个［关于我早年的不慎及其后果的］记忆的介入，才使我目前因来晚了而受到的责备，转变为在布吕克实验室工作时受到的责备。而且，通过把第二个人变成梦中消失一幕中的约瑟夫，梦境中的指责就不仅是指我来晚了，而且也是指不能保守秘密。这样，梦中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过程及其原因都变得清晰可辨了。
我目前关于被告诫不要谈论［关于弗利斯病情］的愤怒，虽然轻微，却受到内心上的其他原因的强化而膨胀为对我实际上喜欢的人的一股仇恨。这一强化的原因来自我的童年期。我已说明［第424页以下］，我与同龄人之间的友谊或敌意，是如何地起源于童年期与我那位比我大一岁的侄儿的关系；以及他如何地优越于我，我又是如何地很早就学会反抗他以自卫；我们既是密不可分的朋友，同时据长辈的说法，又互相打斗、互相埋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这第一个人物的化身：他们都是亡魂。在我的孩提时代，我的侄儿重又出现，并和我一起扮演恺撒和布鲁特斯。我的情感生活总要求我同时有一个亲密朋友和一个敌人。我总能得到新的朋友和敌人，而且，我童年时的理想情境又总能完全重现，使朋友和敌人集于一人之身——虽然不能像我童年早期那样同时发生或不断交替。
关于引起某种情感的近期原因，如何能够回复到某一童年情境并为这一情境所取代，这里我不想加以讨论［见第546页］。这属于潜意识思维心理学问题，应在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学阐释中得到说明。就释梦而言，我们可以设想，童年期的回忆可以在下列内容中唤起或以幻想形式加以重构。两个小孩争执某件东西（这东西是什么无关紧要，虽然记忆或虚假记忆中很明确），每个小孩都声称是先到并应该拥有它。他们于是打了起来，结果强权战胜了公理。由梦的证据看，我可能自己意识到错了（我自己注意到错了），但这次我是强者并占领了场地。那失败的对手便跑向他祖父——我的父亲——去抱怨我。我的父亲告诉我，我却以“我打他，因为他打我”这句话来自卫。这一记忆也许是幻觉，是在我分析此梦时想起的，它构成了梦念的一个中介因素，将梦念中的各种情感汇聚起来，就像一口水井把流入其中的水蓄积起来一样。梦念以此为出发点，按下列方式进行：“你对我让步是活该，你为什么要推开我？我不需要你，我可以找到别的玩伴”，如此等等。这些思想于是就获得了进入梦中的途径。我也曾用这种“叫人让开”的态度而责怪过我的朋友约瑟夫，他接替我在布吕克实验室做了演示员。但这里的晋升十分缓慢而令人厌烦。布吕克的两个助手在这个位置上都不像有提升的可能，年轻人是不那么耐心的。我的朋友自知命数将尽，又与上司关系不那么密切，于是不时地公开表示不满；又因为他的上司［弗莱契尔］病重，所以P希望他离开，其意恐怕不仅在于希望他晋升，不免还有更丑恶的意味了。并不奇怪，我自己在几年以前也曾强烈希望填补这个空缺。只要有晋级的机会，那些应受压制的愿望就不免抬头。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即使在他父亲的病床边，也抵挡不住试戴王冠的诱惑。可以料想，梦因为这个无情的愿望所惩罚的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
“因为他野心勃勃，我就杀了他。”他因等不及别人的退位，便自己退位了。这就是我在参加另一次大学揭幕仪式后立即产生的想法。因此，我在梦中体验到的满意可部分地解释为：“这个惩罚是公正的！你活该！”
在我的朋友P的葬礼上，一个年轻人说了些似乎不大合时宜的话，意思是说，主持人的悼词好像是说，这个人死了，世界将不复存在。这话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感受，即他的悲痛心情被夸大的言辞所扰乱。但他的话也激发了我如下梦念：“的确，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我已送走了多少人！但我还活着，我比他们都活得长，只有我才拥有这个位置。”我害怕，如果我去探望朋友［弗利斯］却发现他死了，这一想法只能被解释为我很高兴，因为我比别人活得更长，因为死的是他而不是我；而且，和我幻想中的童年景象一样，我独占了这块地方。这一起源于幼儿期的满意感构成了梦中情感的主要部分。我因为活着而高兴，并以传说中那对夫妇似的素朴的利己主义把我的高兴表达了出来，这对夫妇一方对另一方说：“如果我们之中有谁死了，我就要去巴黎。”在我看来很显然，我不会是将死的那一个。
不容否认，一个人在解释和报告梦时需要高度的自制力。他在与他同享生命的一群高尚的人之中，必然把自己呈现为唯一的坏人。所以在我看来，很自然，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亡魂存在或消失。我们已看到，我的朋友约瑟夫都是我儿时朋友的一系列再现。我能够不断地以替身来再现这一朋友，也是我满意情感的来源之一；而且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正要失去的朋友，我也应该能找到替身：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但梦的稽查作用又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不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利己主义思想加以最有力的反对呢？它为什么不把与这一想法相关的满意转变为极度的痛苦呢？我想原因在于，针对同一个人的其他无可反对的思想同时也得到满足，并由他们的情感来隐蔽被压制着的童年体验的情感。在揭幕仪式上，我在思想的另一层次上想：“我已失去了多少珍贵的朋友！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断交了。幸运的是我能为他们找到一个替身，这一替身比他们所有人都更重要，而且，在这种不易建立新的友谊的年纪，他的友谊永远不会失去，这又是多么值得庆幸！”我因能够为这些失去的朋友找到一个替身而产生的满意感，可以不受干扰地进入梦中。然而，随之进入梦中的还有由童年原因所产生的敌对满足。毫无疑问，童年期的情感强化了我现在的正当情感，但童年期的仇恨也趁机进入了梦中。
此外，梦还包含着对另一思绪的明确暗指，而这一思绪却可以产生正当的满意情感。不久前，我的朋友［弗利斯］在等待许久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女儿。我深知，他对妹妹的早逝悲伤不已，便写信劝慰他，说他一定能将对妹妹的爱转移到女儿身上，而且，他的幼女一定能使他忘怀妹妹之死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因此，这一组思想与隐梦的中介思想［参见第483~484页］又发生了联系，而联想的道路却走向反面：“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惟有亡魂是真的：所有失去的都将回来！”这样，梦念之对立成分之间的联想链就由下列事实建立起来，即我的朋友为幼女取的名字恰好与我儿时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女孩的名字相同，她与我同龄，而且是我最早的朋友和对手的妹妹［见第425页注］。当我听说朋友为幼女取名“保琳”时，我感到极大的满意。作为对这一巧合的暗指，我在梦中以一个叫约瑟夫的人来代替另一个同名者，并觉得无法压制“弗莱契尔”和“弗利斯”这两个名字的头几个字母的相似性。由此，我的思绪转向自己孩子的名字。在给孩子们取名时，我坚持不流于俗套，而要以他们的名字来纪念我曾爱过的人们，因而孩子们的名字便使他们成了亡魂。总而言之，我是想，难道生儿育女不正是我们走向永恒的唯一途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