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机会对一位经历过几种不同精神状态的妇女做过详细的研究。她一开始处于一种混乱的兴奋状态，对母亲显示出特别的厌恶，只要母亲走近她的床边，她就又打又骂，而她对比她大得很多的姐姐却百依百顺。接着她又处于一种清醒但很冷漠的状态，而且睡眠很不安稳。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了对她的治疗，并分析她的梦。其中大量的梦都或多或少带有伪装，并与母亲的死亡有关。有一次是参加一位老妇人的葬礼，又有一次是她和姐姐都身穿丧服坐在桌子旁。这些梦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在她病情好转一些之后，又出现了癔症恐怖症。在各种恐怖之中最折磨人的是担心她母亲会发生什么事。不论在哪儿，她都急于要回家，以证实她母亲的确还活着。这一病例，结合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内容，是非常有指导性的。它展示了心理机制对同一兴奋观念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就如同译成不同的语言一样。在混乱的状态中，我相信，继发性心理动因被原来被压抑的原发性动因所推翻。她对母亲的潜意识敌意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运动性表现，当安静下来之后，即反叛被镇压，稽查作用又重新建立起来，唯一敞开的领地是可以使她的母亲死亡的愿望得到实现的做梦的境域了。当更为正常的状态更坚定地建立起来时，作为一种癔症性逆反应和防御现象又会导致她过度的悲伤。根据这种观点，为什么这个患癔症的姑娘又常常表现出对母亲的依恋之情就不难解释了。
在另外一次机会里，我对一个年轻男子的潜意识有了很深刻的了解，他因患强迫性神经症几乎无法生活。他不敢上街，因为他怕他会杀掉任何在街上遇到的人。他整天准备各种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以防他被控告与城里所发生的谋杀案有牵连。顺便补充一句，他是受过良好教育也有良好道德的人。对他的分析（顺便提一下，分析导致了他的康复）表明：这一症状的基础是来自杀害他有些过分严厉的父亲的冲动。令他惊讶的是，这种冲动在7岁时就已有意识地表达出来，而实际萌发时间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得多。当他的父亲因病而痛苦地死去之后，病人的强迫性自责就出现了，他（当时31岁）采取了一种转移到对陌生人的恐怖形式。他觉得一个想把自己亲生父亲从山顶上推下去摔死的人怎么可能去尊重那些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的生命呢？所以，他把自己闭锁在房间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根据我的经验（这个经验已很广泛），在所有后来变成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儿童的精神生活中，父母起到了很大作用。爱其中一个而恨另外一个是诸多心理冲动中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它在儿童时期形成而在现在的病症中起主导作用。
我并不相信精神神经症患者在这方面与正常人有多大的差别，即他们可以创造出新的特殊东西来。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比其他大多数儿童表现出对父母更明显以及更强烈的爱和更深切的恨，这在偶尔对正常儿童的观察中便可得到验证。
这一发现也被一个古老的传说所证实，但是这一传说的普遍感人的力量，只有在认为我关于儿童心理的假说同样有普遍效力的前提下才能被理解。我所要讲的是俄狄甫斯（Oedipus）王的故事以及索福克勒斯所写的同名剧本。
俄狄浦斯是底比斯王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幼年遭抛弃，因为拉伊俄斯受到神谕的警告：这个未出生的婴儿将来会杀死他的父亲。但这个孩子获救了，长大后成了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他对自己的身世有疑虑，他也求神谕，神谕告诉他一定不要回家，因为他注定要杀父娶母。在一条他自认为是离开家乡的路上，他遇到了拉伊俄斯王，由于发生争执而杀了他。他接着去了底比斯国，解答了斯芬克斯之谜，出于感激被底比斯人拥戴为王，并让他与伊俄卡斯忒结了婚。他统治底比斯很长时间，而且治理得很好，和平安宁，深受爱戴。而伊俄卡斯忒（他不知其为己母）又为他生了两儿两女。但不久，底比斯瘟疫流行，人们又求询神谕，正是从此处索福克勒斯展开情节写下一出悲剧。信使带回神谕说只要把谋杀拉伊俄斯王的凶手驱逐出境，瘟疫就会止住。
但是他，在哪儿？我们到哪儿
去寻找古老罪恶的蛛丝马迹？
这出剧主要在于揭露凶手的过程，情节延宕，高潮迭起——这一过程与精神分析有密切的联系。他既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又是被害人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他在得知这一切后，极为震惊，自戕双目，离家出走，神谕得到实现。
《俄狄浦斯》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命运悲剧，据说，它的悲剧效果在于神的最高意志与人类无力摆脱厄运控制的对照。那些深受感动的观众所应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人力必须服从神的意志，并认识到自己的无能。现代的剧作家也据这一原则通过把类似的冲突编入到自己所编造出来的情节里，以达到相同的悲剧效果。但是，观众对那些剧中某个无辜的角色尽最大努力而没有阻止神谕的实现的情节，却无动于衷，所以后来的命运悲剧都没有达到悲剧的效果。
如果《俄狄浦斯》像感动当年希腊观众那样感动当代观众，我们只能做这样的解释：它的感人之处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的意志之间的冲突，而应在于那些构成冲突的材料的特殊性质。在我们内心一定有一种什么东西时刻准备承认这种强加到俄狄浦斯命运上的力量，而认为（格利帕译尔的）“女祖先”或其他现代命运悲剧是无稽之谈。而这种因素实际上在俄狄浦斯王这出剧中也有。他的命运能感动我们，只是因为那可能也是我们的命运，它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是它使我们把最初的性冲动指向了我们的母亲而把最初的怨恨和第一个谋害的愿望指向了父亲。我们的梦证实了这一点，俄狄浦斯弑父娶母仅是告诉我们，自己儿童时期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但是我们比这位国王更为幸运，因为我们成功地克制了对母亲的性冲动，忘却了对父亲的嫉恨，没有成为精神神经症的患者。我们的原始欲望在俄狄浦斯身上获得了满足，我们又以整个的压抑力量从他那里缩退回去，从而也压抑了原来心中的那些欲望。诗人展示了过去，揭露了俄狄浦斯的罪恶，同时又迫使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这种冲动虽然被压抑下去，但仍可以发现。我们在剧本末尾的合唱中会看出这种对照：
……看吧，这就是俄狄浦斯，
他解开黑暗之谜，智慧超群，位达至尊。
他吉星高照，光华四射，羡煞世人，
而今蓦然身陷苦海，怒浪排天，难保自身。
——这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骄傲所敲起的警钟，警示我们这自以为从童年时起就如此聪明如此强有力的人类。正如俄狄浦斯一样，我们对这些欲望一无所知，缺乏道德，这些一切都是天性强加于我们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我们一回想起童年的一幕，都会闭上眼睛不好意思再去回顾。
在索福克勒斯的剧本正文中清楚无误地指出，俄狄浦斯这个传说源于一些古老的梦的材料。由童年早期的性冲动导致的与父母关系的痛苦的紊乱，并以此作为剧本的内容。此时，当俄狄浦斯（尽管他尚蒙在鼓里）已经为神谕之事感到不安，可是伊俄卡斯忒安慰他说这只是个梦，许多人都做梦的，因为，她认为梦是没有意义的：
在此以前有许多人做梦，
梦见与孕育他的人成亲，
尽管他们也曾有过预兆，
却从未因此而心急如焚。
今天，就和从前一样，许多人曾梦到与自己的母亲发生性关系，而且每谈到这件事都既气愤又吃惊。这也正是这个悲剧的关键和给梦见父亲死去的一种补充说明。俄狄浦斯的故事是对这种典型梦的想象性反应。正因为即使是成年人做这样的梦都感到厌恶和恐惧，所以这个传说也一定包括了恐惧与自责。经过对梦材料不恰当的润饰作用，梦产生进一步的改变，变成了以神学为目的。（参看裸露的梦，第243页以下）这种企图把神明万能与人类责任心协调起来的努力，同与其他任何事物联系起来一样，势必会失败的。
另外一个悲剧创作，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一样，是植根于相同的土壤中的。但是对于同样的材料的处理方法已有改变，从而揭示出两个相差很大的文明时期在精神生活上的全部差异。在《俄狄浦斯》中，潜藏于儿童心理的欲望以幻想形式公开表露，并可以如在梦中一般得到实现。而在《哈姆雷特》中，欲望却受到压抑，就和神经症的情况一样，我们只能从其压抑的结果窥知它的存在。奇怪的是，这一更为近代的悲剧所产生的震撼效果居然与人们始终捉摸不透的主人公的性格并行不悖。该剧以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的犹豫不决为基础，但剧本身却没有犹豫不决的原因和动机，令人们以各种方法去解释，可始终没有结果。根据歌德所提出的观点（今天这一观点仍很流行），哈姆雷特代表了这么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直接行为能力被高度发达的智慧所麻木。（他因“苍白的思考而神情显出病容”。）根据另一种观点，剧作家试图描绘的是一种病态的犹豫不决，可结果却归于“神经衰弱”的性格。不过，从剧本的情节可以看出，哈姆雷特绝不是一个不敢作不敢为的人。我们从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首先是他一时性起把躲在帷幔后面的偷听者一剑刺死，其次是他蓄意地、也十分巧妙地以文艺复兴时期王子般的无情处死了参与谋算他的大臣。然而他在完成父王鬼魂托付他的使命时却犹豫不决。我们只能再一次把它归因于这项任务的特殊性。哈姆雷特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只是对除掉自己的父亲又取代他作为国王和丈夫地位并表现了实现童年欲望的人复仇一事例外。因此，促使他复仇的憎恨心理为内心的自责所代替，出于良心上的顾忌，认为自己也并不比那个杀君娶后的罪犯强多少。这里，我把哈姆雷特的潜意识转换成有意识的言辞表达出来。如果有人认为哈姆雷特是癔症患者，我只能说他就包含了我所做的解释。哈姆雷特与俄菲丽娅谈话时所表现出的对性欲的厌恶，也与这种推论相符合。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盘踞在诗人心中的这种厌恶心理变得越来越明显，终于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达到高潮并充分表现出来。当然，我们在哈姆雷特身上看到的是诗人自己的心理状态。我曾读过一本乔·布朗狄斯（1896）论莎士比亚的一本书，其中谈到《哈姆雷特》写于莎士比亚父亲去世后不久（1601），即是在丧父悲痛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由此，我们很有理由推论，他对父亲的童年情感又复活了。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自己也有一个独子早夭的经历，他叫哈姆奈特（Hamnet），与哈姆雷特（Hamlet）几乎同名。正如《哈姆雷特》涉及的是父子关系的主题，《麦克白》（几乎是同时期所作）写的是无子嗣的主题。但是，正如所有的神经症症状一样，梦也可以做多重解释（over—interpreted），而且，如果要对它们充分理解也一定要做多重解释，一切有天赋的文学创作也都不是单一的动机和诗人心灵的一次冲动，因此也不可能只有单一的解释。在我所写的内容里，我只想解释有创造性的作家最深层的心理冲动。
在离开亲人死亡的梦之前，我必须再补充几句，以说明它对一般梦理论的意义。在这些梦中，我们发现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一个被压抑的欲望构成了梦念，而避开了稽查作用，原封不动地进入了梦。这种情况必须有一种特殊的因素发挥作用时才能实现。我相信，有两个这样的因素才能使这样的梦产生。首先，它必须是非常久远的愿望，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原因，梦的稽查作用对它毫无戒备，正如梭伦法典上没有设杀父罪条款一样。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受压抑的和未受怀疑的愿望往往与做梦前一天的残余意念汇合，对亲人的生死安危采取了一种忧虑的方式。这种忧虑只能利用与之相符合的愿望才能进入梦。而这一愿望又躲在忧虑的后面伪装起来，它在白天是十分活跃的。［参见第555页以下］我们往往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认为日有所思才夜有所梦。如果这样认为，就等于把我们亲人亡故的梦搁置一旁，不再与释梦有任何联系，把一个本可以得到解释的东西看成没有必要花费脑筋去解的谜。
它也有助于我们去考虑这些梦与焦虑梦的关系。在我们一直讨论的这些梦里，一个受压抑的愿望找到了躲避稽查的方法，以及稽查所涉及的伪装。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在梦中经历一种沉痛的感情。如果稽查作用全部或部分地受到压制，则焦虑的梦就会产生。另一方面，因躯体来源而引发的真实焦虑则促使稽查作用的增强。［参见上文第235页以下］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稽查所履行职责以及产生伪装的目的：它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产生焦虑或其他形式的痛苦。
前面我已提到儿童心灵的自我中心性［第250页］，现在我还想说一下这两个事实间的可能联系，即这些梦有着相同的特征。所有这些梦都全部带有完全的自我主义倾向，可爱的自我形象在所有的梦中出现，尽管有时已经过伪装。梦中所满足的愿望不可避免地全是自我的愿望。如果有的梦显示出利他主义的兴趣，那肯定是我们受了蒙蔽所致。下面有几个梦例分析，它们似乎与这种论断相抵触。
（1）一个不满4岁的儿童报告说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看见一只大盘子，里面有烤肉和蔬菜，可一下子就被人吃光了——那块肉整个被吃掉，连切都没切。可他却没看见是谁吃的。
在这个孩子的梦中，吃掉这块烤肉的人会是谁呢？他在梦日这天的经历对我们一定会有启发。前几天，他遵照医嘱只吃牛奶，做梦那天晚上，他因淘气而被罚，不让他吃晚饭就去睡觉了。他以前也经受过这种惩罚，而且能勇敢地面对它。这一次他也知道他什么食物也不会得到，所以决定不说一个“饿”字。教育开始发挥作用；它在梦中找到了体现形式，开始展现一种梦的伪装。毫无疑问，那个想吃掉这盘美餐的人就是他自己，但他知道，父母不会让他吃。所以，不像其他饥饿的儿童在梦中那样，大胆地坐在餐桌旁。（比较我的小女儿安娜吃草莓的梦，见第130页）所以，进餐者就一直是一个匿名者。
（2）一天夜里，我梦见在书店橱窗中看到一套丛书专集。我有买这种书的习惯，这套专集是关于大艺术家、世界历史、名城的册子。这个新集子叫《著名演说家》或《讲演》等，第一卷上写着莱契尔博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