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不妨把那些可以推断说是在潜意识中形成的诙谐的特点收集在一起。首先是那些特别简洁的诙谐——的确，简洁性并不是主要的，但却是极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当我们初次发现它时，我们倾向于把它视为倾向于节省的一种表达方式，但由于有明显的反对意见，我们放弃了这种观点（第44页）。现在我们认为，它似乎像是诙谐思维所依附的潜意识修正的标志。因为我们不能把梦中与它相一致的东西，即凝缩作用，与并非定位在潜意识中的任何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假设，这种在前意识中并不存在的凝缩作用的决定因素，却存在于潜意识的思维过程中。可以预料，在凝缩过程中，将失去少数依附于它的因素，而接受了前者的贯注能量的其他因素，将通过凝缩作用而得到加强或过度加强。因此，和梦的短促性一样，诙谐的短促性也是在两种情况下凝缩作用的必然伴随物——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凝缩过程的结果。这个起源也能说明诙谐简洁性的特性，这是无法进一步界定但却使人深感惊奇的特性。
在前文中，我们把凝缩作用的结果之一——同一材料的多种用途，文字游戏和语音的类似性——看做是一个有定位的结构，把一个（单纯性）诙谐所引起的快乐看做是从该结构中获得的，而后来我们推断，诙谐的最初意图是从语词中获得大量的这种快乐——这种事在游戏阶段是允许的，但在理智发展过程中却受到了理性批评的抑制。我们现在业已采纳这个假设，像这类服务于诙谐技巧的凝缩作用，是在潜意识思维过程中自动产生的，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意图。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就有两种似乎互不相容的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看法了吗？我并不这样认为。的确，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观点，而且它们也需要相互协调一致；但它们并不矛盾，其中一个观点只是和另一个观点无关；而当我们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时，我们将有可能获得知识方面的某些进步。这些凝缩作用是产生快乐的根源，这个事实与它们的产生条件很容易在潜意识中发现这个假设绝非不相容。相反，我们可以为在这种情况下陷入潜意识找到一个理由，即需要诙谐的帮助才能产生快乐的凝缩作用，在那里是很容易产生的。此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乍一看似乎完全互不相干，而且像是由于某个偶然的机会而汇合到一起的，但是，经过较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它们是密切联系的，而且确实是基本的因素。我心里有两种看法，一方面，在游戏阶段的发展期间（即在儿童期的推理期间），诙谐能够产生这些快乐的凝缩作用；另一方面，在高级阶段通过把思想嵌入到潜意识中而实现着同样的作用。因为婴幼儿时期是潜意识的根源，潜意识的思维过程不是别的，而正是在童年早期所产生的那些过程——是一些独一无二的过程。为了形成一个诙谐而嵌入到潜意识中去的思想，只是在那里寻找它以前做文字游戏时的故居。思想暂时退回到童年阶段，以便再次获得童年期的快乐根源。如果我们不是通过对神经症心理学的研究业已对它有所了解，我们就会在诙谐的引导下产生一种怀疑，即奇怪的潜意识修正不过是思维活动的童年期标志而已。只不过我们很难在儿童身上瞥见这种童年期的思维方式，而在成年人的潜意识中还保留着童年期的特色，因为可以说它在出生时大部分都得到了纠正。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于是我们便嘲笑儿童“傻”。任何诸如此类尚未揭示的潜意识材料，一般地说都像喜剧一样打动了我们。
在某些心理疾病（mental diseases）的患者所说的话里，更容易发现这些潜意识思维过程的特点。假如我们对他们停止使用有意识思维的要求，假如我们像对待梦一样来对待他们，也使用我们的解释技术的话，我们就最有可能（像格雷辛格尔很久以前所建议的那样）了解这种精神错乱（insane）的谵妄，并且把它们作为信息的片断来使用。的确，我们已经证实了这一事实，即“梦中的心灵返回到胚胎的观点”。
在考虑凝缩过程时，我们已经如此深入地探讨了诙谐与梦之间十分重要的类似性，以致我们随后的论述可以更简短些。正如我们所知，梦的工作的移置作用旨在指向操作意识思维的稽查作用。因此，当我们发现诙谐技巧中的移置作用时，我们便倾向于假设，在形成诙谐时也有一种抑制力在起作用。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诙谐为了恢复胡说中旧的快乐或语词中旧的快乐所做的努力，发现自己在正常心境下却受到了批判理性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抑制，而且在每一个别事例中都必须克服这一点。但是诙谐的工作借以完成这项任务的方式显示了诙谐与梦之间有一个总的区别。在梦的工作中它习惯上是用移置作用、用观念的选择来完成这项任务，这些观念为使稽查作用允许它们通过而与令人不快的观念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但它们仍然是该观念的派生物，并借助于一种完全的移情而接收了它的心理宣泄。出于这个原因，移置作用总与梦相伴且更容易理解。
应该包括在移置作用中的不仅有思想序列的转移，而且还有各种迂回表征，特别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但令人不快的因素被一个无足轻重，且看起来对稽查作用无害的因素所取代，这个因素似乎是对另一个因素的一种非常遥远的比喻——被一种象征作用，或一种类比，或某个小东西所取代。不容争辩的是，这种迂回表征的一部分已存在于梦的前意识思维中了——例如，象征或类比表征——因为否则的话，思维就根本不可能达到前意识表达阶段。这种迂回表征和引喻与所指事物的关系是容易发现的，的确是可以容许的，而且也是我们的意识思维中很有用的表达方法。但是，梦的工作把这种迂回的表达方法夸大得超出了一切限制。在稽查作用的压力下，任何一种联系都足以被引喻所替代，任何因素被其他因素所移置都是允许的。内部联系（类似性、因果联系等）被所谓外部联系（时间的同时性、空间的接近性、声音的类似性）所取代是梦的工作格外令人惊异的特点。
所有这些移置的方法看起来也是诙谐的技巧，但是，当它们出现时，通常都很重视它们在意识思维中所使用的限制性条件；它们也可能根本不存在，虽然诙谐也总有一个对付抑制的任务要完成。当我们回忆起，诙谐总有另一种技巧可供它们支配以驱散抑制，而且除了恰恰发现了这个技巧之外，我们确实没有发现其他更多的特点，唯此我们才能理解移置作用在梦的工作中所处的附属地位。因为诙谐并不像梦那样能产生协调；它们并不躲避抑制，但却坚持保留文字游戏或保留一成不变的胡说。但是，它们把自己限制在一种选择之中，其中这种游戏或胡说可以同时出现（在俏皮话中）是允许的，或者（在诙谐中）是合理的，多亏了语词的这种模棱两可性和概念关系的多重性。什么也不如言语的这种两面性和两重性能更清楚地把诙谐同其他所有的心理结构区分开来。从这种观点来看，当权威们强调“胡说的意义”时，他们至少最接近了对诙谐实质的理解。
考虑到这种独特技巧在诙谐中所具有的克服其抑制的普遍优势，可以认为，让它们在特殊情况下也运用移置作用的技巧是多此一举的。但是，一方面有些技巧对以快乐为目的和根源的诙谐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例如移置作用本身（思想的转移）就确实具有胡说的性质。另一方面，不应该忘记，诙谐的最高阶段即倾向性诙谐，往往需要克服两种抑制作用——与诙谐本身相对立的抑制以及与其目的相对立的抑制，引喻和移置作用完全有资格使后面这项任务成为可能。
在梦的工作中大量地、不加限制地使用迂回表征、移置作用，特别是使用隐喻，往往会产生一种我曾提到的结果，这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它成了我着手处理诙谐问题的主观原因。如果我们要对一个无知的人或反常的人进行梦的分析，在分析中设计了奇怪的隐喻和移置过程——这在生活中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过程——梦的分析就利用了这些过程，那么，读者就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印象，并认为这些解释“带有诙谐的性质”。但是，他显然未把它们看做是成功的诙谐，而看做是强迫性的，且以某种方式违反诙谐的常规。要解释这种印象是很容易的。它产生于这个事实，即梦的工作所使用的方法与诙谐的方法相同，只不过在使用这些方法时却超越了诙谐所重视的限度。我们很快将得知，由于第三个人发挥作用的结果，诙谐受到了在梦中并不适用的某种条件的限制。
在通用于诙谐和梦的那些技巧中，表现相对立的事物和使用胡说引起了我们的一些兴趣。前者是在诙谐中使用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其他诙谐中用“过分夸大的诙谐”这类实例即可发现。顺便提一句，表现相对立的事物不能像大多数其他诙谐技巧一样逃避开意识的注意。一个试图使诙谐的工作尽可能有意地在自己身上发挥作用的人——例如一个职业小丑——一般地说都会很快发现，用诙谐来回击一种主张的最便利方法是说出与它相反的话，使之具有一时的激励作用，以便排除他的反驳有可能引起的反对意见，对他所说的话做出新的解释。表现相对立的事物也有可能把它所享有的好处归功于这个事实，即它成为表达某种思想的另一种快乐方式的核心，这是无须引进潜意识即可理解的。我正在考虑“讽刺”（irony）问题，它和诙谐有密切联系（见前面第73页）并且包含在亚类喜剧之中。其实质在于把一个人想对另一个人转达的话用相反的话说出来，但是当让他反驳时却使他明白——通过一个人的声调，通过某种相伴随的手势，或者（就写作而言）通过某些细小的风格化的表现方式——他的意思和他所说的话是相反的。只有当另一个人做好了听反话的准备时才能使用讽刺，这样他才不会感觉到有一种进行反驳的倾向。由于该条件所导致的结果，讽刺特别容易受到误解。它给使用它的人带来的好处是使他能很快地避开直接表达的困难，例如在骂人的话里。在听者身上产生了滑稽的快乐，这可能是因为讽刺使他在能量的消耗上产生了矛盾，他即刻便认识到这是不必要的。像这种在诙谐和与此紧密联系的滑稽之间的比较可以证实我们的假设，即诙谐所特有的东西是它和潜意识的关系，这或许也可以使诙谐与滑稽区分开来。
表征相反的事物在梦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远大于在诙谐中的作用。梦不仅喜欢用一个相同的复合结构来代表两个对立面，而且经常地把梦的思想中的某些东西变成它的对立面，以致造成了解释工作的很大困难。“谁也无法第一眼便决定，任何容许对立的成分在梦念中是作为积极的或消极的成分而出现的。”
我必须强调说明，这个事实迄今为止尚未得到任何承认，但它似乎指出了潜意识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种思维中很可能没有任何类似于“判断”（judging）的过程出现。若用判断来代替拒绝，我们在潜意识中发现的便是“压抑”。毫无疑问，压抑可以被正确地描述为防御反射和谴责判断之间的中介阶段。
在梦中如此经常地出现并受到如此不应有的轻蔑的胡言乱语和荒唐行为，绝不是通过那些混淆在一起的观念成分而偶然产生的，而是总能表现出受到了梦的工作有意的承认，并且被用来代表梦念中严厉的批评和轻蔑的反驳。这样，梦的内容中的荒唐行为便取代了梦念中“这是一派胡言”的判断。在《释梦》中我十分强调这种证据，因为我认为，这样我就能对相信梦根本不是一种心理现象的错误看法进行最有力的反击——这种错误看法阻碍了通往了解潜意识的道路。现在我们在解决某些倾向性诙谐问题的过程中已经获悉，诙谐中的胡说是为同样的表征目的服务的。我们也知道，一个诙谐的无意义的外表特别适合于增加听者的心理能量的消耗，并因此用笑声来增加能量释放的数量。但是，除此之外，一定不要忘记，诙谐中的胡说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因为重新发现胡说中旧有的快乐这个意图就在梦的工作动机之中。还有其他一些重新发现胡说并从中获得快乐的方法：漫画、夸张、模仿滑稽作品和歪曲模仿都是利用这种方法，并因此而产生“滑稽的胡说”。如果我们对这些表达形式做一个类似于对诙谐所做的分析，我们将发现，这些情况中没有一种能产生在我们为了解释它们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潜意识过程。我们现在也能理解，成为一种诙谐的特点是怎样作为漫画、夸张或模仿滑稽作品的附加成分而出现的；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其实是“活动的心理景象”中的一种差异。
我认为，现在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把诙谐的工作安置到潜意识系统中，它使我们能理解这个事实，即诙谐所公然坚持使用的这些技巧，在另一方面并不是它们的全部财产。有些我们只有推迟到后面对这些技巧做原始考察时才能解决的疑问，现在则找到了适当的解决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随之而来的另一个疑问就更值得我们考虑。这种疑问认为，诙谐和潜意识之间不容否认的关系事实上只有对倾向性诙谐的某些范畴才是有效的，而我们则准备把它扩展到诙谐的每一种类和每一个发展阶段。我们一定不要回避对这种反对意见的考察。
可以明确地假定，诙谐是在潜意识中形成的，诙谐的问题在于此时它是服务于潜意识目的，还是服务于被潜意识强化的目的——这就是最“愤世嫉俗的”诙谐。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潜意识的目的是把前意识的思想拖入到潜意识中，在那里赋予它一种新的形式——这是神经症心理学研究教给我们做了大量类比的过程。但是，在其他各种倾向性的诙谐、单纯性诙谐和滑稽性诙谐中，这种向下拖曳的力量似乎并不存在，诙谐与潜意识的关系因此便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