诙谐运用的第二组技巧方法——统一性、语音的类似性、多重运用、熟悉词组的变更、引语的暗示——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特点，即当我们想找到某些新事物时，总是在那里重新发现一些熟悉的事物。重新发现熟悉的事物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们仍然不难把这种愉快看成是节省产生的快乐，因此，完全可以把它归结为心理消耗的节省。
对熟悉事物的再发现——“再认”（recongnition）可以产生快乐，这种现象是人们普遍承认的。格罗斯（Groos，1899，第153页）写道：“再认总是和快乐感密切相关的，除非它被搞得太机械化了（如，衣着方面……）。甚至连浮士德在一段毛骨悚然的经历之后重新进入他的书房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宁静的舒适感，也伴随着一种再认的快乐（浮士德；第一部分，第三场）……倘若这种再认行为能够常常产生快乐，我们便可以认为，为了这种能力的缘故，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发挥这种能力——即，在戏剧中去试验此能力。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已把再认中的快乐看做是艺术乐趣的基础。但不容争辩的是，即使这个原理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也绝对不应忽视。
格罗斯接着讨论了游戏（games），其特点是用在道路上设置障碍的方法来增加再认的乐趣——也就是说，通过产生一种被再认活动抛弃了的“心理积郁”的方法。不过，他的解释企图放弃下述假设，即诸如此类的再认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在研究了这些游戏之后，他把与这些游戏有关的再认乐趣都归因于力量的乐趣，亦即归因于对某一困难的克服上。但我认为，这后一种因素是次要的，并且我还发现没有必要违背这种更简单的观点：再认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即通过解除心理消耗——而且建立在这种快乐之上的游戏利用了心理积郁的机制，也只是为了增加这种快乐的程度。
人们也普遍承认，韵脚、头韵、叠句甚至诗句中常出现的重复类似的词语声音的其他形式，都使用了同一快乐来源——对熟悉事物的再发现。“力量感”（senee of power）在这些技巧中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这就表明，这些技巧与诙谐事例中的“多重运用”的作用非常一致。
考虑到再认与回忆（remembering）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做出在回忆中也有一种乐趣一即回忆活动本身也伴有一种与此类似起源的乐趣——这种假设并不是轻率鲁莽的。格罗斯似乎并不反对这种假设，可他又从“力量感”中获得了回忆的乐趣，而且他把几乎所有游戏中的快乐的主要原因都归因于这种“力量感”（据我看，这是错误的）。
另一种至今尚未提到的诙谐中的技巧根源也依赖于“对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我指的是“时事性”（topicality）这个因素。这个因素给许多诙谐提供了丰富的乐趣来源，同时也解释了诙谐史话中的几种特殊现象。现在有一些与这个条件毫不相干的诙谐。如果写的是一部关于诙谐的专著，我们就得几乎全部使用这种事例。但我们不能忘记，与这些经久不衰的诙谐相比，其他诙谐或许更能使我们开怀大笑。而现在要应用这些诙谐将是很困难的，因为还需要对它们作系统的评注，而且即使这样，恐怕也很难达到先前的效果。后来的这些诙谐包含着对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人和事的暗喻，而这些人和事又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并且使人们的兴趣有增无减。然而，在人们的这种兴趣停止以后，在被讨论的事情得以解决以后，这些诙谐就丧失了它们的一部分令人愉快的效果，而且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效果。譬如，我那位友好的主人在把端上来的甜点心叫做‘Home—Roulard’时所说的那个笑话，现在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当时“Home Rule”（地方自治）问题继续作为各日报政治专栏的头条标题时那样好了。如果现在我想评价一下该笑话的优点，我就会把这些优点全部归因于这个事实：由于思考时没有兜圈子，仅一个词就使我们从厨房这个概念领域联想到了遥远的政治领域。但是在当时，我的叙述就会截然不同，我就会说这个词把我们从厨房这个概念领域引到了与此领域无关的但肯定会引起我们兴趣的政治领域，因为我们一直都关心政治。另一个笑话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位姑娘使我想起了德勒福斯（Dreyfus），军队并不相信她的贞洁。”虽然其技巧方法必定在不断地变化，但该笑话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由这种比较以及“贞洁”这个词的双重含义所引起的困惑无法弥补这个事实：当时提到的那个由于富有刺激性而将全部精力贯注于某一事件的隐喻现在使人想起的却是一个已得到了解决的问题。下述的是一个人们仍感兴趣的诙谐：“路易斯王妃到哥达的火葬场问Verbrennung（火葬）要花多少钱。管理员答道：通常是5000马克。不过，我们只收3000马克，因为你已经durchgebrannt（字面意义：‘被烧过’；俚语意思‘私奔过’）一次了。”这样的诙谐现在听起来很精彩；但不久，我们对它的评价就会每况愈下；再过一段时间，尽管它仍是一个很不错的文字游戏但最终还是会完全衰亡，因为在解释路易斯王妃是谁以及她durchgebrannt的意义时，不做系统的评注就重复这个笑话将是不可能的。
因此，许多流行的诙谐都有一定的寿命：它们的生命都要经过一个从兴盛到衰退的过程，然后就彻底地湮没了。人们感到的那种从它们的思维过程中获取乐趣的需要，将会继续产生基于当时时代新兴趣的新的诙谐。然而，这些成为当时热门话题的诙谐的生命力不是它们自己的；而是用隐喻的方法从别的兴趣中借用过来的。这些兴趣的湮没也决定着这些诙谐的命运。这个弥补了诙谐本身固有资源不足的时事性因素就是快乐的根源，尽管这种快乐极为短暂，但量却特别大。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快乐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简单地等同起来。这种快乐感兴趣的是某一范畴特别熟悉的事物，另外，该范畴必须是新颖的、最近的，而且必须是尚未被人们遗忘的。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自己对最新情况特别偏爱。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人们关于最新情况的联想受到了某种特别快乐的奖励和促进。
费希纳特别承认，实际上只有在有思想联系（thought—connection）的领域中而不是在题材（subject—matter）领域中的重复现象的统一性，才是诙谐乐趣的一种来源。他说（费希纳，1897，第17章）：“在我看来，多重性的一致连接原则在我们目前所考虑的这个领域里起着主要的作用。不过，为了使从这些事例中获得的乐趣及其独特特性能够超越其阈限，它还需辅助的决定作用的支持。”
在所有这些重复同样的联结，重复同样的语言材料以及重新发现熟悉事物或新近情况的事例中，要避免从心理消耗的节省中获得在这些事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快乐似乎是不可能的——假如这种方法既能卓有成效地解释那些细节，也能取得新的一般原则。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还必须搞清楚，这种节省产生的方式和“心理消耗”一词的含义。
对于大部分概念诙谐来说，其中包括错误思维、移置、荒诞、对立物的表征等等的第三组诙谐技巧，乍一看似乎具有某种很特别的印象，而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或者与用语词联想（word—associations）取代对象联想（object association）这些技巧无关。然而，在这里，要使心理消耗的节省或减少这一理论发挥作用其实并不难。
毫无疑问，背离我们已开始研究的某种思想路线比坚持这种思想要更容易和更方便些，所以许多不同的东西混合起来比把它们进行对比更容易和方便一些，而特别方便的是承认为逻辑所不容许的各种有效的推理方法。最后，在词语或思想的联结过程中，不考虑这种条件也应该有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而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诙谐技巧却正巧能说明这一点。不过，诙谐工作的这种行为提供了一种乐趣来源的假设，则会令我们感到奇怪，因为除了诙谐之外，我们在所有这些思想活动中只能体验到一些不愉快的防御感（defensive feelings）。
我们简称为“胡说的快乐”（pleasure in nonsense）的那种现象深藏于严肃的生活之中，现在却已经退缩到快要消泯的程度了。为了说明它，我们必须研究两种情况——在一种情况下，这种快乐仍然清晰可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再次变得显而易见：我所指的是正在学习的儿童的行为和由于中毒而处于转变了的心理状态下的成年人的行为。
儿童在学习使用母语的词汇时，显然从“用文字游戏做实验”中得到了明显的快乐［格罗斯语（第121页）］。为了从语词中获得节奏或押韵这种令人愉快的效果，他把语词联在一起而不管它们应该有意义这个条件。渐渐地，人们就禁止他获得这种乐趣，只准许他把这些语词进行有意义的组合。但是，尽管如此，在他年龄更大一点时，他仍会企图忽视使用词语时后天习得的种种限制。他会对语词做些小小的扩充而使其大为逊色，并会通过某些使用法［如重叠或震颤语言（Zittersprache）］而使其形式发生改变，或在游戏伙伴中建立一种暗语。人们甚至可以在某些种类的心理疾病的患者中重新发现这些企图。
不管导致儿童开始这些游戏的动机是什么，我相信，在他们以后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仍会沉迷于这些游戏，同时也深知其中的荒诞，此外，他们还能从这种理智所禁止的刺激中找到乐趣。现在，他们通过游戏便能够从批评性理智（critical reason）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不过，在训练儿童进行逻辑思维和区分现实中真实与虚假的东西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的种种限制力量仍很强大；所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逻辑和现实的强迫行为的反抗就是深入而持久的。甚至连想象活动这样的现象也属于这个（反抗的）范畴。在童年后期和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的学习期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批评的力量正变得如此强大，以致“被解放了的胡说”（liberated nonsense）之中的快乐很少敢于直接表现自己。人们不敢说任何荒诞的话。但我认为，男孩子们喜欢做一些荒唐可笑抑或愚蠢之事这种典型的倾向似乎就是胡说快乐的直接后果。在许多病理学案例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这种趋向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又能控制男生的谈话和回答。而在一些患神经症的高中男生的案例中，我确信，在导致他们的无能方面，他们因说废话而获得快乐的潜意识工作方式与他们的确实无知所引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大学生们也没有停止过反对逻辑和现实中的这些强迫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的支配越来越难以忍受，而且不受限制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学生们的“恶作剧”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反应的表现。因为人是一种“永不疲倦的寻乐者”——我已经记不起来我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欢快的词句——而且要他放弃他所享受过的快乐是极其困难的。比如，和Bierschwefel时的快乐的胡说一样，学生们千方百计地挽救被学校教育越来越多地剥夺了的思想自由所产生的乐趣。的确，甚至很久以后，当这些老校友们在学术会上重逢而感到自己又回到学生时代时，尤其在散会以后，他们还会再次阅读“Kneipzeitung”，这种“Kneipzeitung”会使他们把话题由新的发现转向胡说，从而对于新加在他们身上的智力抑制提供了一种补偿。
Bierschwefel和Kneipzeitung证明了这样一个压抑着胡说中的快乐的批评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不借助于毒物的帮助，即使想暂时把这种批评抛开也是不可能的。情绪上的变化是酒精在人类身上所取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这种“毒物”并非所有的人都不可缺少的原因。这种快乐的情绪，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在中毒以后产生的，都能减弱抑制力，即对它们的批评，而且还能够使处于重压下的快乐根源再次变得易于获得。观察诙谐的标准是怎样随情绪高涨而下降是极有启发性的，因为高涨的情绪经常取代诙谐，正如诙谐必须尽力取代高涨的情绪一样，在高涨的情绪里，在其他方面备受抑制的快乐的种种可能性——胡说的快乐——就会出现：“Mit wenig Witz und viel Behagen.”在酒精的影响下，成年人又变成了孩子，他在置逻辑的强迫作用于不顾而任其思维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快乐。
我希望，我现在也已经阐明了诙谐的荒谬技巧是快乐的一种根源这一问题。毋庸赘言，这种快乐来自心理消耗的节省，抑或来自批评的强迫作用的减轻。
倘若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三组不同的诙谐技巧，我们就会发现，当恢复昔日的自由的卸掉智力培养这副重担时，我们就可以把第一组和第三组诙谐技巧——用语词联想替代事物联想及荒诞的使用——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可以与构成第二组技巧的节省进行对照的心理解脱（psychical reliefs）。减轻业已存在的心理消耗和节省将要付出的心理消耗是获得所有诙谐技巧，同时获得这些技巧中的全部乐趣的两个原则。这两种技巧以及获得快乐的两种方式——无论怎样大体上——都与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之间的差异相一致。
（二）
前面的讨论已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深入了解了我们将要更仔细考查的诙谐的发展或心理起因。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的预备阶段，一旦它们发展成为倾向性诙谐，就很有可能揭示出诙谐的不同特点之间的新关系。在诙谐产生之前，就存在着我们可以称之为“游戏”（play）或“俏皮话”（jest）的这种东西。
“游戏”——就让我们保留这个称谓吧——出现在孩子们学习使用词汇和运用思维的时候。这种游戏也许服从的是强迫儿童实践其能力的本能之一。［格罗斯语（1899）］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儿童可以体验到那些由相似物的重复、熟悉事物的再发现，语音的类似性等手段所产生的快乐效果。这些效果可以理解为出乎意料的心理消耗的节省。因此毫不奇怪，这些令人愉快的效果促使儿童进行游戏，并使他们继续这种游戏而置词语意思和句子的连贯性于不顾。这样，由节省中某些令人愉快的效果所诱发的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就成了诙谐的第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