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还可以选用前面引用过的那个轶事为例。在这个故事里，那位火车上的犹太人一发现走进他的包厢的新来者是自己的同教者时，就马上摒弃了所有得体的行为举止。我们已经很熟悉，这种轶事证明，某些事情是通过细节进行说明，通过琐碎事情进行表述的。其实，它想要表现那种不承认主仆之分的犹太人的民主思维模式，但不幸的是，这样做的同时也扰乱了戒律和合作。
另一组特别有趣的诙谐描述的是贫富犹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主人公是“Schnorrer［乞丐］”和仁爱的户主或男爵。
一天，一位经常在每个星期天到同一家餐厅做客的乞丐带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年轻人一进门就准备在餐桌旁就座。“这是谁？”主人问道。“他上周就成了我的女婿，”乞丐回答道，“同时我已答应供他一年的伙食。”
这些故事的目的往往是相同的；而在下面这个故事中，目的表现得最清楚：
“乞丐恳求男爵给他一些钱去奥斯坦德；他的医生曾建议他洗海水浴来治病。男爵认为奥斯坦德是一个特别费钱的去处；而换一个便宜一点的地方照样能治他的病。但这个乞丐竟用下面的话拒绝了这个建议：‘男爵先生，为了我的健康，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太费钱的东西。’这是一个绝妙的移置式诙谐，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这类诙谐的典范。显然男爵是想省钱，而乞丐对男爵的回敬仿佛男爵的钱就是他自己的钱似的，因而他认为，与自己的健康相比，男爵的钱就是次要的了。这里，我们情不自禁地因这个无理要求而捧腹大笑。但这些诙谐几乎都有一个使人产生误解的假面具，隐藏在其背后的事实真相是，按照犹太人的神圣法令，这个想把男爵的钱当做自己的钱的乞丐，实际上完全有权犯这样的错误。由这个诙谐引起的愤慨理所当然就指向了那个连虔诚的人都觉得难以忍受的法律了。”
另一则轶事是：
“在一个有钱人家的楼梯间，一个正上楼的乞丐遇到了一个同行，后者劝他不要再往前走。‘今天别上去了’，这位同行说，‘男爵今天情绪不好，至多只会给每个人一弗罗林。’——‘我还是要上去，’第一个乞丐回答说，‘为什么我该给他一弗罗林呢？他给了我什么东西吗？’”
这个诙谐运用了荒谬技巧，因为它让这个乞丐声称，正当他准备向男爵索取赠品时，男爵却没有给他任何东西。不过，这种荒谬只是表面上的，这位有钱人什么也没有给他。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法律强制他给乞丐布施，而且严格说来，他应该感谢这个乞丐为他提供了一个行善的机会。可见，普通的中产阶级关于善举的观点和宗教关于它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下面这个故事则是公开反对宗教观点的：由于深深地被一乞丐的悲惨遭遇所打动，男爵只好按铃叫仆人：“把他给我撵走了！他把我的心伤透了。”其目的的公开暴露又一次构成了一个边缘的诙谐例子。只有把问题放在单个事例中来考虑，最后的这些故事才不同于已不再是诙谐的抱怨：“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做一个有钱的人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好处，别人的痛苦使他不能享受自己的幸福。”
从技巧上来讲，同样属于边缘诙谐例子的其他故事也证明一种极度悲观的愤世嫉俗。比如：
“一个耳朵背的人找医生看病，医生正确地诊断说：病人可能是因为白兰地喝得太多，所以耳朵聋了。他劝病人戒酒，病人答应遵循医嘱。过了一些时候，医生在街上碰到了他并大声询问他的病情。‘谢谢您，’他答道，‘大夫，您不必这样大声讲话了。我已经戒酒了，所以我能听得很清楚。’过了一些时候，他们又碰面了，这次大夫用一般声调询问他的病情，但注意到病人根本就听不清他的话，‘啊！你在讲什么？’——‘在我看来，你似乎又在喝白兰地了，’大夫贴着病人的耳朵大声喊道，‘这就是你的耳朵又聋的原因。’‘算你说对了，’聋子回答道，‘我又喝上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只要我不喝酒，我就能听见。但我听到的没有一件比白兰地好。’”从技术上讲，该诙谐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客观教训：叙述过程中的方言抑或技巧对引起哄堂大笑是不可或缺的。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令人悲伤的问题：这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难道不对吗？
正是由于这些悲观的故事不言自明地提到了犹太人各种各样毫无希望解脱的痛苦，所以我必须把它们归人倾向性诙谐一类。
其他诙谐同样具有愤世嫉俗性质，但不仅是关于犹太人的趣闻轶事的，这些诙谐攻击宗教的信条，甚至也攻击对上帝的信仰。其技巧在于把幻想与现实相提并论的错误思维（也可以认为是移置）的那个关于“法学博士的心灵感应”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的诙谐或批评性的诙谐。该诙谐的矛头不仅指向奇迹创造者，而且也指向相信奇迹这件事本身。据说，海涅在弥留之际讲了一个亵渎上帝的笑话。当一个好心的牧师提醒他上帝会饶恕他的罪孽并给他希望时，海涅答道：“Bien sur qu’il me pardonnera：c’est son metier.”（“他当然会饶恕我：那是他的职业。”）这是一个诽谤性的比较（从技术上讲，其价值与隐喻的价值类似），因为职业或行业（m’etier）是工人或医生所从事的一并且他只有一种职业。不过这个诙谐的力量在于其目的，它想说的不是别的，而是：“当然罗，他会饶恕我的，他就是干那一行的，那就是我请他来的唯一原因（正如人们请大夫或律师一样）。”所以，当这位生命垂危的人软弱无力地躺在那里时，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创造了上帝，并且赋予了他力量，以便时机一到就可以利用他。只是在他湮灭之前，这个假想出来的人（the created being）才表明自己就是造物主。
（四）
除了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三种倾向性诙谐——
裸露的或淫秽的诙谐，
攻击的（敌意的）诙谐，
愤世嫉俗的（批评性的、亵渎上帝的）诙谐——
我想再加上第四种、也是最不常见的一种，其性质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来阐明：
“两个犹太人在加利西亚火车站的一列火车上邂逅了。‘你去哪里？’一个人问。‘去克拉科夫，’另一个人回答。‘你真会说谎啊！’第一位生气地叫道。‘如果你说去克拉科夫，实际上你是想让我相信你是去莱姆堡。不过，我知道你实际上是要去克拉科夫。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上面这个给人一种过于难以捉摸的印象的精彩故事，显然是用荒谬技巧来表达的。第二个犹太人因说谎而受责备，只是因为他说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地——克拉科夫。不过，在这个例子中，这种强有力的荒谬技巧方法是与另一种技巧即相反表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按照第一个犹太人的无矛盾的说法，第二个犹太人讲实话时就是在说谎，而且是用谎话来说实话。不过，该诙谐更重要的实质应该在于，究竟是什么决定事实真相这个问题。此外，它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同时也在利用我们最普通的概念之一的不肯定性大做文章。倘若我们只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来描述它，而不考虑我们的听者怎样去理解我们说的话，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吗？或者说这就是诡辩的真相吗？难道事实真相不就在于把听者考虑进来并如实地向他描绘我们的所见所闻吗？我认为这类诙谐完全不同于那些处于特殊地位的其他诙谐。它们所攻击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我们的知识本身，即我们的理论财富之一的这种肯定性。因此，给这类诙谐取名为“怀疑性”（sceptical）诙谐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五）
在我们讨论各种诙谐的目的过程中，或许我们已经阐明了不少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获得了许多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启示。但本章研究的结果和前一章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由诙谐产生的快乐一方面取决于其技巧，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其目的，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诙谐中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根源，在什么共同的观点下面才能联合起来呢？
（第二章）综合部分
一、快乐机制与诙谐的心理起因
（一）
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所提供的特殊的快乐根源，所以，现在又可以从这种确定的知识开始我们的研究了。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被引入歧途，从而把我们从所说的思想内容中获得的欢乐与从诙谐中诱导出来的乐趣本身混为一谈；不过，我们也知晓，快乐本身实际上还具有两种根源——诙谐的技巧和诙谐的目的。然而，我们现在想发现的是快乐是怎样从这些根源中产生出来的，它是怎样从使人快乐的作用这种机制中产生出来的。
我想，我们在倾向性诙谐中比在单纯性诙谐中更容易找到我们想要的解释。因此，我们将从前者人手来进行分析。
在倾向性诙谐中，快乐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得满足的目的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满足。这种满足显然是快乐的一个根源，这点无须进一步加以评说。但诙谐导致这种满足的方式与某些特殊的条件有关，从这些条件里，我们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在此必须区分两种情况。比较简单的一种情况是目的的满足受到了诙谐所避开的那种外部的阻碍而不易实现。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情况，譬如，殿下询问那个正与之交谈的人，他母亲是否曾在王宫里干过活时所得到的回答，以及当那两个有钱的无赖让那位评论家看他们的肖像时，评论家的回答：“救世主在哪儿？”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前一个例子里，目的是打算用一个侮辱来回答另一个侮辱；而在后一个例子里，目的是想用一个侮辱来取代所需要做出的评价。在这两个例子中，目的都受到了纯外部因素——侮辱所针对的那些人的强大地位的阻碍。然而，我们也许觉得奇怪，因为不管这两个诙谐及与之相似的倾向性诙谐如何使我们感到满足，它们却总是不能产生使人大笑的强烈效果。
但是，如果在直接实现这种目的的过程中没有外部障碍而只有内部障碍。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内部冲动妨碍着目的，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按我们的猜测，这个条件在N先生的诙谐中，即在那个想痛痛快快大骂一顿的强烈欲望被高度发达的美学文化所抑制的诙谐中似乎得到了满足。借助于一个诙谐，这个特别情况下的内部抵抗就被克服了，抑制也被解除了。通过这种方法，正如在外部障碍的实例中一样，目的的满足就会成为可能，而且目的的压制及这种压制所引起的“心理积郁”（psychical damming—up）就会得以避免。如果到了那个程度，快乐产生的机制在这两种情况下就会完全一样了。
不过，谈到这里，我们感到我们应当更进一步研究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这两种情况下心理情境之间的差别，因为我们隐约觉得，内部障碍的排除很可能对快乐有巨大的影响。但我建议，在这一点上我们应适可而止，暂时满足于确立对我们来说仍是本质性的东西，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唯一不同在于这样的事实：在后一种情况下（一种业已存在的抑制已被解除，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则避免了一种新的抑制的形成）如果情况属实，当我们断定，在形成并维持精神抑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心理消耗”（psychical expenditure）时，我们就会不假思索，不会过多地依赖于思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使用倾向性诙谐的两种情况都能产生快乐，那么就可以这样设想，这种快乐的产生与所节省的精神消耗相对应。
这样，我们又一次碰到了我们在讨论言语诙谐的技巧时第一次遇到的节省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这一问题了。不过，尽管我们在前面例子中碰到节省时，它的意思是使用尽可能少的语词或尽量使用同样的语词，但现在我们对从综合性心理消耗这个要广泛得多的意义上来说的一种节省产生了怀疑。同时，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更仔细地了解“心理消耗”这个迄今仍很费解的概念，我们就能更透彻地了解诙谐的基本性质。
我们承认，在研究倾向性诙谐的快乐机制的过程中，仍有一些无法驱散的迷雾。这些迷雾是对我们试图在未阐明比较简单的问题之前就阐明更复杂的问题，或在未阐释单纯性诙谐前就想阐释倾向性诙谐的一种适当惩罚。我们还注意到，抑制或压制消耗的节省（economy in expenditure on inhibition or suppression）似乎是倾向性诙谐的快乐效果的秘密。现在我们转向研究单纯性诙谐的快乐机制。
在分析了那些我们不必担心我们的判断会被其内容和目的所扰乱的单纯性诙谐的一些适当例子之后，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诙谐技巧本身就是快乐的根源；现在我们将尽力去发现，那种快乐是否可以追溯到心理消耗的节省上去。在这样的一组诙谐（文字游戏）中，其技巧就是把我们的心理态度集中在语词的语音上，而不是集中在词义上，也就是说，使（听觉的）语词表现（word—presentation）本身来取代由于它与事物表现（thing—presentation）的关系而产生的含义。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样做可以大大减轻心理工作的负担，在严肃地使用语词时，我们只有经过一定的努力才能克制自己不去利用这个方便的程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思维活动的变态（pathological states of thought—activity）是如何突出语词的语音，而不是语词的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把心理消耗集中到某一点上的可能性或许会受到限制，而且这类病人在他们的言谈中经常是按照语词表现的“外部”联想（external assciations）而不是“内部”联想（internal associations）进行思维的。我们也注意到，那些仍然习惯于把语词看成事物的儿童往往认为，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语词背后都有相同的含义——这就是使成年人发笑的许多错误的根源。所以，如果我们在通过使用同样或类似的语词把诙谐从一个概念范围转到另一个无关的概念范围时，能够体验到一种明显的快乐（如在“自制的肉卷”的诙谐中［第94页］从厨房转到政治），我们就可以正确推论出，这种快乐来自心理消耗的节省。这种源于“短路”（short—circuit）所产生的诙谐快乐越大，通过同一语词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组概念就越不相同——它们相距越远，诙谐的技巧方法在思想系列中所产生的节省就越大。我们或许还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诙谐还使用了一种严肃思维避而不用的把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