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一些基本事实，将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问题。想看看男女特有的暴露在外的性器官，正是我们力比多的原始成分之一。这种力比多本身可能早已取代了早些时候的某个欲望，并且又恢复了在设想中去接触性器官的那个原始欲望。在这里，像经常发生的一样，这种想看见的欲望已取代了想接触的欲望。我们发现，每个人身上的这种看和触的力比多都以两种形式存在着：主动的和被动的，雄性的和雌性的；并且根据性欲特征所占的优势比例，总有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在少儿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自我暴露的癖好。如果这种癖好没有被消灭或压制在萌芽之中，它就会发展成一种裸露癖（exhibitionism），一种在男人们中常见的性变态行为。女人身上被动的裸露癖常常被一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性羞怯反应掩饰着。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女人们的穿着打扮上看出这种裸露癖的痕迹。至于灵活多变的习俗及环境是如何允许女人们仍旧保留着那一点裸露癖这个问题，我只需做点暗示即可。
男人身上的裸露趋向，大多是作为力比多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着的，而且它还用来引起性行为。假如这种冲动在第一次与女人接触时就想表现出来，那么它就必须通过说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原因有二：其一，向女人表白自己；其二，通过说话所唤起的那种想象，能够使女性置于一种与自己相对应的兴奋状态中，同时也能唤醒女性身上那种被动的裸露欲。虽然这种求爱语言还不是猥亵的，但却可以发展成为猥亵语。倘若女人很快表示愿意，淫秽语言的寿命就很短暂；因为它很快就被性行为所取代。相反，如果女人表现的不是这种快速顺从而是防御反应，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引起性兴奋的言语就变成了作为它自身目的的猥亵语。由于受到阻挡的性攻击不能付诸行动，所以它就只能停留在性兴奋的召唤阶段，并从女人身上的性兴奋表示中获得快感。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种攻击性和别的任何受到阻碍的性冲动一样无疑都在改变着自己的特性。它变得明显地带有敌意和残酷，同时竭尽全力用性本能的那些施虐狂（sadism）成分来反对这种障碍。
因此，女人的不顺从就构成了猥亵语发展的第一个条件。诚然，这种不屈服似乎仅仅意味着稍微延迟，却并不表明进一步的努力会徒劳无益。对女人来说，这种抵抗的理想环境就是同时有另一个男人——一个第三者——在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根本就不可能表现出即刻顺从。因此，这个第三者很快就成了猥亵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一开始，女人的存在就是不容忽视的，在乡下人中或在比较简陋的客栈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女招待或女掌柜一出现，猥亵语就源源不断。只有在一个较高级的社会场合，才会出现正好相反的情况，在这种场合，女人一出现，男人们的猥亵谈话就会戛然而止。而他们则往往保留那种他们认为会使女人脸红的谈话，直到他们“孤居独处”时为止。所以，旁观者，亦即现在的听者就渐渐取代了作为猥亵对象的女人的位置。而且由于这个变化，我们很快就可以猜测出诙谐的特征了。
从这个观点起，我们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到两个因素上：第一，第三者，即听者所起的作用。第二，限制猥亵语题材的条件。
一般说来，倾向性诙谐需要三个人在场：除了诙谐的制作者外，还必须有充当敌意或性攻击对象的第二者和使产生快乐这一诙谐目的得以实现的第三者。我们以后会研究这种事态的更深层次的理由的；不过，目前我们必须先定位这样一个事实，即因某一诙谐而发笑并能欣赏其快乐效果的不是该诙谐的创造者，而是那个无所事事的听者。在讲猥亵语的情况下，三人处在相同的关系中。因此，其发展过程可以表述为：一旦第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力比多冲动由于该女人的不顺从受到阻碍，他便立即对这第二个人产生一种敌意态度，同时，他把最初介入的第三者当成他的同盟。通过第一个人的淫言秽语，该女人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第三者面前。而现在作为听者的第三者，由于自己的力比多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满足，而被第一个人收买了。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普通人中这种猥亵交流是如此普遍地流行，并能确定无疑地引起他们快乐的心境。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涉及到如此之多的有倾向性诙谐的特点的复杂程序中，没有任何概括诙谐特征的正式要求是由猥亵本身所构成，赤裸裸的猥亵语的说出既给第一个人带来了快乐，又使第三者开怀大笑。
只有当我们进入一个由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们组成的社会时，诙谐的正规化条件才会起作用。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淫言秽语才会变成诙谐，而且也只有当它具有诙谐的特点时，它才能为社会所容忍。它最常使用的技巧是隐喻——即通过某个微不足道的东西，某个无关的东西来取代，这样就能够使听者在想象中重建一幅完美而直观的淫秽图像。以淫秽语的形式直接提供的东西和它在听者头脑中势必引起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越大，这个诙谐就越精彩，而且它为上流社会的人们所接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除了使用粗俗的抑或优雅的隐喻外，具有诙谐特点的猥亵语也使用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的所有其他方法，这一点极易用事例加以证明。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理解诙谐在为其目的服务时的所作所为了。尽管障碍重重，但诙谐还是有可能让一种本能（无论是淫秽的，还是敌意的）得到满足。它们设法绕过这种障碍，而且以那种方式从该障碍一直无法涉及到的根源中诱导出快乐。这种挡道的障碍不是别的，实际上就是女人所受到的那种更高级的教育及良好的教养。正是这种良好的教育和教养相应地使她无法忍受赤裸裸的性行为。一开始就在想象中出现的女人后来仍被认为就在眼前，或者说她对男人所起的威胁作用的影响甚至在她不在场时依然存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有教养的男人是怎样受到一群地位低下的姑娘们的引诱，从而把淫秽诙谐变成了露骨的淫词秽语。
我们常常把那种使女人，同时在较小程度上也使男人很难抑或不可能欣赏赤裸裸的淫秽的那种力量称为“压抑”；同时我们还从这种压抑中认识到同样的心理过程。在严重的病例中，这一心理过程总是使所有的冲动情结（complexes of impulses）及其派生物都远离意识，阻止意识的产生，结果成为我们常说的引起精神神经症的主要因素。我们相信，文明和较高的教育对压抑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们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作为一种遗传天性而发展起来的）心理组织也经历了某种变化，其结果就是，我们曾经觉得令人愉快的东西，现在却变得无法忍受了，而且它还遭到了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的拒绝。但是，由于文明的压抑活动的影响，许多原始的乐趣都被稽查作用抛弃了，并且永远丧失了。但对于人的精神来说，要摒弃所有这些乐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发现，倾向性诙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废除摒弃行为、并使我们重新得到那些已经丧失了的乐趣的手段。当我们因一则精彩的淫秽诙谐而发笑时，我们所笑的东西与那些无教养的人听到一个粗俗淫秽的笑话而笑的东西完全相同。在这两种情况下，快乐的根源完全一样。然而，这种粗俗的猥亵语不能使我们发笑，相反，它会使我们感到难堪，抑或令我们作呕。只有在诙谐的帮助下，我们才会发笑。
这样，我们一开始就表示怀疑的东西［第96页］现在似乎已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与所有的快乐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其技巧的单纯性诙谐相比，有倾向性的诙谐更能通达其他各种快乐根源。我们还可重申，凭直觉，我们根本不可能区分在倾向性诙谐中，哪一部分快乐来自其技巧，哪一部分来自其目的。因此，严格说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在所有淫秽诙谐里，我们常常会做出对某些诙谐的“好处”大加赞赏的错误判断，而诙谐的优劣与否则常常取决于正常的决定因素。其实，这些诙谐的技巧通常都很拙劣，但是它们引人发笑的作用却非常巨大。
（三）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诙谐在服务于敌意目的时所起的作用是否与此相同。
一开始，我们在这里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从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代起，如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起，我们对自己同类的敌意冲动就像我们的性冲动一样，一直受到了同样的限制和同样与日俱增的压抑。然而，我们尚未进步到能够爱我们的敌人，或者说尚未进步到右脸挨打后又把左脸伸过去的程度。此外，所有限制主动仇恨的道德规范至今都清楚地说明，它们本来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氏族社会而制定的。只要我们仍认为自己是某个族类的成员，那么在与外来民族接触时，我们就会准许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忘掉这些限制。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我们在控制敌意冲动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利希腾贝格在讲下面这句话时措词极为严厉，他说，“在现在人们说‘请原谅’的场合里，过去人们都要给对方一个耳光。”法律所不容许的野蛮的敌意已为口头谩骂所取代；同时对人类种种冲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更好地了解——通过始终如一地坚持“理解一切，原谅一切”——越来越剥夺了对妨碍我们行为的同伴感到气愤、愤慨的能力。在儿童时代，我们天生就有一种强烈的敌意的遗传气质，但后来高级的个人文明教育我们说骂人是可耻的；甚至在格斗仍然允许的场合里，那些可以用作格斗的种种手段亦明显地受到了限制。既然我们不得不放弃用行动来表达敌意——受到其兴趣旨在保护人安全的冷漠的第三者的阻碍——恰如性攻击案例中的情况一样，我们也发展了一种其目的在于把这个第三者争取过来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新的谩骂技巧。通过对敌人的蔑视、贬低、鄙视或愚弄，我们借助于第三者，即那位没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极大乐趣的旁观者的捧腹大笑，直接从我们敌人的失败中获得了乐趣。
接下来我们准备弄清楚诙谐在敌意的攻击性中所起的作用。诙谐允许我们使用那些由于重重阻碍我们公开或有意地说出来的东西，而使我们的敌人滑稽可笑。换言之，诙谐会规避种种限制并开放那些变得难以企及的快乐资源。此外，听者由于得到极大的快乐而毫不犹豫地袒护我们。恰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如果单纯性诙谐迷住了我们的心窍，我们就会过高地估计那句以诙谐形式表达出来的话的要旨。“随我欢心，偏袒其笑”，这个德国成语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前一章里N先生的诙谐，其性质全都是侮辱性的。N先生似乎想要大声疾呼：“农业部长本人就是头公牛！”“别跟我提起×××！他虚荣心极强！”“我所读过的文章没有比这位历史学家所写的‘拿破仑在奥地利’更枯燥乏味的了！”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他不可能以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便求助于诙谐，诙谐保证使他的观点为听者欣然接受。但假使作者用的是一种非诙谐的方式，那么尽管他讲的是真理，听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那个关于“红头发傻小子”的诙谐是极有启发意义的诙谐，也许称得上是所有诙谐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诙谐。但该诙谐中到底是什么使我们纵声大笑，并使我们的兴趣从这样做是否会对这位可怜的作者太不公平这个问题上转移开去？当然就是诙谐形式——亦即这个诙谐本身；但是听了这个诙谐后，我们又为何而笑？毫无疑问，我们是笑那个被介绍给我们的“红头发傻小子”，特别是笑他长着一头红发。诚然，有教养的人早已改掉了取笑他人生理缺陷的毛病，况且他们也并不把长着一头红发看成是可笑的生理缺陷。但是毫无疑问，学校男生及普通人仍这样认为——甚至市政和国会代表中持这种看法的也不乏其人。N先生用最巧妙的方式，使成年人和对生理缺陷很敏感的人都能像男学生一样取笑历史学家X先生的红头发。当然，这并非N先生的本意；但令人怀疑的是，开玩笑的人是否一定要知道他所开玩笑的确切意图。
倘若在这些事例中，诙谐帮助避开了的那个攻击性的障碍是一种内部障碍一种对辱骂的审美抵抗——在其他事例中，这种障碍就有可能是外部障碍。下述事例的情形就是如此。殿下问那个酷似自己的陌生人：“你母亲曾在王宫里干过活儿吗？”他的确得到了一个机敏的回答：“没有，但我父亲在那里干过。”这样回答，被问者肯定会击败这个胆敢用隐喻来卑鄙地暗示他所爱戴的母亲的轻浮发问者。但这个无礼的人是殿下，他不仅不会被击败，甚至也不会感到耻辱，除非某个人想豁出命来进行报复。相反，如果不这样回答，陌生人就只能默默地忍受这种侮辱。但幸运的是，诙谐给他指出了报复这种侮辱而又不危及个人安全的方法，即采用“统一性”这种技巧，把该隐喻反过来用在攻击者身上。此例中的诙谐印象完全是由其目的决定的。所以在这个诙谐的反击的作用下，我们往往会忘记攻击者所提的问题本身就具备了那种使用隐喻技巧的诙谐的特点。
通过外部环境来阻止谩骂或侮辱性的反驳，这种情况是如此常见，以至于人们特别喜欢用倾向性诙谐来攻击抑或批评那些自称为权威的显贵们。因此，诙谐便代表着对这种权威的反叛并逃避其压力的手段。同时，这个因素也具有漫画的魅力：即使它十分蹩脚，我们也会因它而笑，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认为反叛权威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