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及市场国际化的经济形势将企业间的竞争扩展至全球且竞争日趋白热化，企业只有与时俱进、做大做强，提高自身竞争实力，才能确保在这没有硝烟的激烈经济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能够在短期内迅速集聚资本，扩大企业经营规模、优化企业的经营结构，实现企业经营的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在完善企业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信息链和市场链的同时，实行产业纵向一体化或经营多元化，降低采购和生产成本，扩大市场覆盖面和提高市场占有率。因此，通过兼并收购来做大做强越来越成为企业提升其竞争实力的重要策略和途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J·斯蒂格勒曾经说过，“一个企业通过兼并其竞争对手的途径发展成巨型企业是现代经济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纵观美国大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不是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应用了兼并、收购发展起来的”。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已经掀起了并购热潮，兼并收购的浪潮正以其汹涌的态势席卷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各个角落，随着中国加入WTO，跨国并购发展迅猛，企业只有充分利用目前的并购商机迅速提升企业竞争力才能从容应对WTO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兼并收购”这一战略最早起源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春秋战国军事兼并战争大潮的掀起而名声大震，在《左传》、《国语》、《国策》等古籍中“兼并”一词触目皆是。“兼并收购”战略贯穿了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同，“兼并收购”一词被赋予了不同的思想内涵，但“兼并收购”战略使相关利益主体因此强大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古代早期的“兼并收购”主要是军事或政治上的兼并，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扩大统治领域，掠夺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财富，进行了长期的争霸兼并战争，各国相互兼并，开拓疆土，做大做强，为进一步的兼并战争奠定势力基础。
在东周、春秋、战国至秦统一的几百年间，中国由100多个小国和部落，历经初期分裂到激烈的兼并和反兼并战争，从区域性的局部统一逐渐演变成空前统一的大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其中兼并战争功不可没，秦的统一便是典型的实例之一，“始皇持赢秦之富强灭六国并天下……盖持其势力以兼并之也”（《纲鉴》秦纪第184、193页），秦就是通过持续的兼并战争不断壮大势力最终战胜了七雄、统一了全国。秦亡之后，“兼并收购”战略更多的用在经济上，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具有经济性质的土地兼并，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标志，土地兼并一向为封建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主要问题。早在公元前350年商鞅变法时，随着土地私有与自由买卖，土地兼并就已经出现了。通过土地兼并发展壮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突出现象，兼并导致了土地和资金的高度集中，土地的大规模开发、生产技术的推广、大型铁农具的利用必然增加土地兼并主体的经济利益。古时的贵族、官僚、地主、富商等无不借重土地兼并成为豪强富商。土地兼并因制造贫富悬殊而被抑制，但客观上确是发展经济的杠杆，“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荀子《王制篇》第九），作为土地兼并的结果——大土地所有制对封建经济的发展乃至某一朝代的兴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土地兼并做大规模、做强实力虽因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曾为人们所不齿，却在现实中得到了经济规律的印证和青睐。
中国近代社会的土地兼并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崩溃划上了句号，而各种形式的企业兼并收购又成为普遍现象，通过兼并收购以做大做强渐成人们的共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的民族资本得到较快发展，为了抵制国外资本的压迫和控制，在恶劣的市场环境下增强竞争力，兼并收购便成为民族资本扩大企业规模、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形式。如明清间上海荣氏兄弟所经营的申新纱厂，基于兼并收购形成了生产的规模经济，增强了自身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其发展速度为当时全国平均速度的四倍。20世纪初火柴制造业中的大中华公司通过兼并，流动资产总额由191万元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以上，约占华中地区全部火柴市场的一半，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家火柴公司。1896年薛南溟在上海创办的永泰丝厂于1926年迁至无锡，1929年其子薛寿宣继承父业后通过兼并联合无锡的一些经营管理不善的丝厂不断做大做强，产品半数以上通过永泰丝厂出口外销，利润十分可观，这些都是民族工业资本间企业兼并收购、做强做大的成功范例。也有民族资本经营的金融企业间的兼并收购，当时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中国金融业受世界大萧条的波及，没有倒闭的银行也陷入较深的危机之中，只能勉强维持，金融形势的动荡给金融企业增加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同时也提供了投机机会，金融业中的兼并收购应运而生。如1936年中汇银行兼并浙江商业储蓄银行；1937年国华银行兼并太平银行；广东实业银行和丝业银行合并重整为广东省银行，随着这一兼并收购趋势的发展，金融业内部相互投资持股现象日益增多，导致银行联合行动能力的大大加强。同时还有工业金融业间的兼并，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之间的互相控制和兼并收购是中国民族资本工业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标志，是一个双赢的举措，工业企业可以获取所需的企业融通资金，金融企业则通过投资于产业部门分散其经营风险。如轮船总吨位为全国的15％以上的虞洽卿的三北集团公司先后投资于四明银行、通惠实业公司（投资公司）、劝业银行、中国商业信托公司、华盛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福州信托公司、万国储蓄会及中南、金城银行兼并收购上海溥益纱厂等。我国民族工业企业之间以及它和金融企业之间的兼并，一般采用业主直接购买，从而建立起生产与资本的集中以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利益。
中国现代社会的企业兼并收购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4年7月保定市锅炉厂以承担债权债务的形式兼并保定市风机厂，开创了中国国有企业兼并收购的先河；1984年9月保定市钢窗厂以110万元购买了保定市灰砖厂，这是中国集体企业兼并国有企业的最早记录；1984年12月武汉牛奶公司出资12万元购买了汉口体育餐馆，这是国有企业有偿兼并集体企业的较早案例。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兼并收购（或“并购”）是指企业间的资本运营活动，其中兼并是指一家企业以现金、证券或其他形式购买取得另一企业的产权，使该企业丧失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并取得对该企业决策控制权的经济行为；收购是指企业用现金、债券或股票购买男一家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或股权，以获得该企业的控制权。企业通过兼并收购使自身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得到扩大，从而形成规模经济、协同效应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势力。现代企业的“兼并收购”形式按购并双方的产品及产业的联系划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三种，不同企业的行业特点和面临的竞争形式以及企业的发展战略等因素促使企业选择不同的并购途径，但殊途同归，做大做强是并购的动因也是并购的结果。横向兼并收购是指通过兼并收购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从而一定程度地消除竞争、扩大市场份额、增加企业的垄断势力或规模势力，使企业拥有更大的能力来控制自己的成本和价格、资本的来源和顾客的购买行为，创造更加有利的竞争地位，如青岛啤酒通过低成本收购股权及破产财产、政策兼并等方式，对国内啤酒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收购，迅速壮大了自身的规模和实力，至2002年底，青岛啤酒已在全国各地收购兼并了43家啤酒生产厂，使公司由一个青岛本地的小型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长足发展，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生产和销售的大型企业集团，建立了其全国性市场战略布局，推进了国内啤酒行业的整合，为后来青岛啤酒的国际化战略打下了坚实基础。海尔集团收购兼并了原青岛空调器厂、红星电器、广东爱德、西湖电子、黄山电子及青岛第三制药厂等几十家大中型企业，组成国内家电行业规模最大的一只“联合舰队”。一汽集团通过并购吉林轻型车、沈阳金杯、哈尔滨星光、长春轻型车、长春轻型发动机、长春齿轮等公司，重新整合不同企业的资产，使之上规模和系列化从而提升了整体竞争力。仪征化纤并购佛山化纤导致生产规模、尤其是销售规模的增大，从而带来了规模经济利益。纵向兼并是指对生产技术、工艺、流程或经营方式上有前后关联的企业进行的兼并，发生在生产、销售的连续过程中互为购买者和销售者的企业之间，形成纵向生产一体化从而保证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更好地衔接，加速生产过程、缩短生产周期，节省资源和能源，降低产品成本，增强竞争实力，如澄星股份（600078）在2001年6月收购了遵义澄星磷化工和天津市辉煌磷化工黄磷生产经营性资产，这一收购使该公司控制了相当的磷矿资源，不仅迅速扩大了公司的经营规模，更重要的是收购上游黄磷矿经营权为公司稳定生产和成本提供了保证，使公司的竞争力得到提升。混合并购是指对处于不同产业领域、产品属于不同市场，且与其产业部门之间不存在特别的生产技术联系的企业进行并购，是：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的主要方式，中国的“三九”集团就是一个通过多元化兼并收购使其从过去的单纯以制药为主的企业发展成为以制药为主，集酒业、食品、高效农业、旅游、房地产、连锁商业、汽车制造业八大产业于一体的企业集团，混合型并购使其在做大规模的同时也成功地实现了产业风险的转移，产品渗透到市场的诸多领域，并利用品牌优势带动整个企业集团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其品牌经营效率，巩固了其产品的市场优势地位。
纵观中国史，“兼并收购、做大做强”战略贯穿了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不论是古代的军事兼并、土地兼并，抑或是近代和现代的企业兼并，均是利益主体做大做强的有效途径并得到历史的印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兼并收购作为做大做强的主要外部扩张策略和途径，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扩张的重要战略、资本运营的有效工具。尤其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国际化的经济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兼并收购战略，优化企业的经营结构，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在完善企业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信息链和市场链的同时，实行产业纵向一体化或产业多元化经营，降低采购和生产成本，扩大市场覆盖面和提高市场占有率，寻求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和市场合理布局，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兼并收购、做大做强因其能够迅速提高企业竞争力而越来越受到现代企业的青睐。
荣智健：资本运营成就中信泰富
荣智健，香港中信泰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胡润财富排行榜的华人首富，作为我国著名企业家荣毅仁之长子，他创业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人们的众多议论，对此他曾经开诚布公的表态：“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今天不可能做香港中信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假如我仅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香港中信也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确如他所言，在他执掌香港中信的几年时间里，通过积极的资本运作，将香港中信的规模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最终成就了今天的辉煌。
1979年10月，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成立，董事长为荣毅仁，开办费是邓小平特批的50万元人民币。公司的决策管理层不是党委会，而是董事会，这在当时的内地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而就在中信成立的前一年，荣智健到香港投靠亲戚，持有一些父亲给他的纺织股。1985年他卖掉自己的电子厂，身价已有4亿港元。1985年，荣智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同年，北京中信在港的投资机构，在港注册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荣智健卖掉自己的公司后，应邀来香港中信帮助策划。次年，他正式进入香港中信，任董事职务。1987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重新注册为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荣智健接替米国钧任董事兼总经理职务，正式开始了他执掌香港中信的岁月。
其上任的后第一个大手笔就是收购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权，但这一提议遭到了董事局许多人的反对，荣智健坚持认为，国泰航空当时很赚钱，而且很有发展潜力，因为香港要稳定繁荣，处处都靠运输，不是轮船就是航空，而国泰公司在航空方面已有几十年经验，信誉也很好。1987年2月，香港中信以13亿购人了国泰航运12.5％的股权。这是香港中信首项大投资，事实证明，这次投资是很成功的资金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