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正在谈论，那边张立人已经和罗英赛完了马，喘吁吁地跑过来了。谭嗣同问：“你们谁赢了？”张立人笑道：“不算不算，这小子耍刁，咱们下次再比。”罗英跑红了脸，取下红缨帽儿，一面煽风，一面笑道：“三爷不老实，输了还不认账，耍赖！”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几个镖师在一旁也向谭嗣同、梁启超赞扬道：“这位小爷真好骑术，趟的好马！”谭嗣同笑道：“他懂什么骑术？不过是上次在岳州，立人送了我们这匹汗血骥，被他爱上了，每天都要骑上一两趟，练久了，摔不下来了，也就罢了。”
这时候，那边城头上佩诗等几个孩子，突然发出了一片吆喝之声。大家瞩目看时，原来是晴空中有一只蒙古大雕，正在追赶着一只沿着长城脚下飞跑的野兔。说话间，但见那只老雕，蓦地一敛双翅，哗啦啦斜飞下来，简直比那流星还快，眼看就要扑到那野兔儿身上。那小野兔一见，吓得翻倒在地，扑腾着四个爪儿，没命地乱抓。正在这雕兔相搏的刹那之间，只见那罗英飞快地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子，瞄准了大约一两秒钟的时间，然后猛地一下向那恶鸟投掷过去，不偏不倚，正好打在那大雕的右爪之上，痛得那雕吁吁地乱叫，撇下小兔，往天空中飞去；但它又舍不得这到口之食，猛地一个疾翻身，竟又向那野兔扑来。这时，罗英右手一挥，飕地一声，又抛去了第二颗石子。这次正好打中了那畜牲的左翼。那老雕果然是个猛禽。这一次它不再飞走了，却扑闪着巨大的翅膀，忍着疼痛，终于唰地一下抓住了那只野兔，便要向高空飞走。说时迟，那时快，罗英早又飞出了第三颗石子。只见那石子快似流星，疾如闪电，竟又咔嚓一声，正好打在那大雕的头顶正中，打得那恶雕，脑门迸裂，羽毛纷飞，扑腾了几下跌落到长城那边的山沟里去了。小罗英这一次大显身手，顿时引起了山上山下一片喝采。连那些赶着骆驼，从关前经过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等，也都鼓掌欢噪起来，向罗英投来了羡慕和赞扬的目光。
张立人喜得抱住罗英，不住地亲他的脸，嘴里还连声说道：“我的儿，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一手绝技！从今后你就给我做干儿子好了，我一定要把你调理成个文武奇材！”
罗英哧溜一下就挣脱了，远远地笑道：“不害羞，正经你拜我做师父，还不晓得我肯不肯答应哩！”
谭嗣同、梁启超也都指着张立人笑道：“好个不害臊的！你自己比比看，哪点比人家强？奶毛还没干，就想做干爷老子了。”说得众人都哗笑起来。
午时过了，他们才下岭到关前税亭内去借餐。税吏见他等衣饰华美，仆从成群，知道是京城里的贵人，特地为他们蒸了白馍，宰了肥羊，盛情款待。他们美美地吃了一顿，也多给了一些银钱，才打马回城。
当他们回到北京城外时，夕阳已经落山了。铜盆大的红日，已经悬挂在西山的丛林之上，给西山峰岚和北京城内的雉堞屋瓦，染上了一层绛红色的光辉。星星正在高空中一颗一颗地闪现。从北京城内各个教堂的钟楼上，传出了一片清脆的、促人沉思的、晚祷的钟声。
15
旧历十月，在北方，已经是深秋了。谭嗣同、梁启超等自那次到八达岭、古长城游览后不久，就离开了北京。四五天前，梁启超已经南下到上海去了。现在，谭嗣同也带着罗英，来到了天津塘沽，准备乘海船去南京。
天津是北京门户，北洋重镇，北方最大的口岸，自明代中叶以后，就开始繁盛起来。紫竹林一带，洋房林立，面目日新。这里，有英、日、法、俄各国的领事馆；有横滨正金银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等外国人开办的银行；有太古、高林、怡和等洋行；有麦康治公司、斐力伯德公司、福伯士公司、力德尔公司、韦礼逊公司、嘉乐威逸公司等各种洋商开办的公司；还有邓罗库、跑马厅、戈登堂等各种西式建筑，高楼栉比，马路纵横，俨然是现代化新城的气派，却又处处烙印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
谭嗣同这次路过天津，在天津停留了两三天，对天津城市面貌的改变和外国人办事讲究效率等等，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想，明明是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城市和人力，在我们自己人手里，却总是管理不好，连北京城内也是尘天粪地，灰沙满空，许多里巷更是垃圾成堆，浊水横流，臭气扑人，污秽不堪。许多外国人往往因此傲视华人，扬长过市，视我中国人直如野蛮人一般，喝斥睥睨，令人愤慨。这些都使他非常愧恨。
这次在天津，惟使他感到欣慰的，是新结交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好友。此人姓严名复字又陵，又名几道，乃福建侯官人氏，早年曾跟随清末海军赴日本各海口考察实习；后来，又被朝廷选派到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归国后，他在天津助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现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是一个学贯中西，有学问有阅历的人物。这位严又陵，也是一个维新志士。不久前，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世变之亟》，首倡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理论，鼓吹“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就是一篇惊世骇俗、震聋发聩的雄文，在京津沪汉之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最近，他又翻译了英国学者赫胥黎氏的名著《天演论》，阐述物竞天择，天下万物发展之理，内容深邃，文笔古奥，更是一本极有价值的译著。对严复的这些议论观点，谭嗣同都是非常同意的。所以他们一见相投，相见恨晚，从此成了忘年之友、莫逆之交。他们二人抵掌谈心，互相切磋，在严氏寓所整整倾谈了一天一晚。严氏那些宏谈伟论，永远刻进了他的心灵。
谭嗣同这次不去上海而去南京，完全是他父亲谭继洵的意思。谭继洵这位老人本是一位忠于孔孟之道，严守中国传统道德标准的礼法之士。他经常为自己这个年已三十、仍然不务正道，没有一官半职，到处飘泊的儿子担心。为了要儿子热心科举，进入仕途，他费了很多口舌和心血，却总是改变不了谭嗣同那股执拗的倔劲，父子之间反而为此引起过不少的矛盾。这一次，这位巡抚大人下了最大的决心，委托京中的挚友，用了四五千两银子，为谭嗣同捐了个江苏候补知府，并多次严函督责，催促他马上到江苏去候补。谭嗣同本来一向就是最厌恶官场奉迎等陋习的。甲午战争之后，他的心情更加苦闷。接到老父信函后，他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从他本性来讲，实在不愿到江苏去，与那些官场中的禄蠹和市侩们鬼混；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到南京乃历代帝王建都之所，虎踞龙蟠之地，传统渊深，人才辈出，又是太平天国的京都，必有遗风异人，蛰居其中。因此，他决定还是往南去走一遭试试，并且在离京之前，写了下面这首诗，以吐其心声：
睡触屏风是此头，也曾问绢向荆州，
生随李广真无赖，死傍要离实壮游，
稷下埋名王货畚，芦中亡命伍操舟，
东家书剑同累狗，南国衣冠类沐猴。
睡触屏风，用的是陈咸教子以谄的故事。问绢荆州，用的是胡威问父赠绢的故事，都是责备他父亲的。中间两联则自表其心志。最后两句，却把那些东南数省的官僚胥吏们都骂尽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当时的风骨和意气。
却说，谭嗣同和罗英这次在塘沽，搭的是太古公司的大客轮“重庆号”巨轮，要到中午十一时半才开船。九点钟时，他和罗英在客栈吃过了早餐，就收拾行李，提早到码头上去等候。他俩刚刚走出店门，正在等车，忽见对面街口上，有个高大的老人，白发银须，牵着一匹黑骡，径向他俩面前走来。谭嗣同定睛一看，原来是大刀王五。他喜出望外，便要罗英雇一辆车，押着行李，先到码头上去守候。他自己则停下来和王五老汉说话。王五道：“老汉知道公要去南边，所以特地赶来为公子送行，同时，也想乘此了却公子的一件心事。”谭嗣同听了，正茫然不解，那王五已经回过头去，向对街一处小店门前招了招手，便有一个极清俊的少年，牵了一匹蒙古剪鬃小儿马，快步走了过来，看见谭嗣同，倒身便拜。谭嗣同扶起那少年来细看，才知道是宜春院中的忆红，却穿着一身男孩子的衣衫，更显得身材苗条，形容俊俏，顾盼多姿。
谭嗣同心中又惊又喜，见街头人多，不便讲话，便引了他们，到轮船码头附近一座茶楼上坐了，一边吃茶，一边谈讲。
原来那王五前一向因听说在大东沟死难的水师烈士邓世昌的孀妻和子女，在家乡受到族霸的欺凌，生活无着，濒于绝境，到宜春院找张立人要了三千两银子前去救济，帮邓夫人偿还了欠债，又帮她们在省城近郊买了栋小小房屋和几亩园田，解决了邓家遗属数口人的衣食问题。只是邓世昌有个儿子，名叫邓继扬，年方一十九岁，胸怀不平，与族霸争论，受到辱打，夜间闯进那族霸家去，放火烧了那恶霸的宅院，从此逃出在外，不知流落到了何方。邓夫人十分悬念，今后还要到各处去寻访。王五安顿好邓氏家属后，又遵照谭嗣同的委托，回到宜春院去解决忆红的问题。宜春院中的鸨母、龟头、秦小玉等早都知道大刀王五的威名。他们这些风尘中人，对于江湖上的豪侠之士，向来是十分敬重，不敢得罪的；加上王五又给了许多银子，他们自然不敢执拗，只得把忆红交给了王五。王五听说谭嗣同要去南京，便要忆红女扮男装，打扮成小厮模样，护送前来复命。谭嗣同听了，自然十分感动。他要付给忆红的赎身银两，王五却坚决不受，只好以后再另想办法酬谢。
谭嗣同虽然感到忆红是个女孩儿，同船远行，多有不便，但事已至此，为了挽救英雄后裔，也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了。他只好将忆红收下，准备到南京后，把夫人接来，将忆红交给夫人去调理。
这时候，“重庆号”已经拉响了汽笛，马上就要开船了，谭嗣同才辞别王五，互道了珍重，又答应到南方后，帮助寻访邓继扬的下落，才领了忆红，到码头上去找罗英，三人一同上船。
“重庆号”长鸣了一声，喷出一股浓烟，鼓动机轮，颤动着缓缓地离开了码头。船上的旅客和岸上送行的人们，都在挥手告别，有的大声喊话；有的低声啜泣；有的痴痴地呆望，但见万头攒动，万臂齐挥，熙熙攘攘，一片喧哗。
谭嗣同站在人丛中，倚着船舷，向岸上眺望，只见王五那白发老人，仍然站在人群之中，控着那匹黑骡，频频地向他招手。
巨大的客轮，离开码头后，立刻加快了速度，迅速地向港口外茫茫的大海驶去。
轮船转了个弯，送行的人们不见了，喧闹的塘沽港也远远地落到了后面。一群雪白的海鸥翩飞过来，在巨轮后面被螺旋桨掀腾起来的沸水似的波涛上，轻盈地飞翔着、追逐着。突然，一种悲凉的心情，涌上了谭嗣同的心头。但他意识到罗英、忆红这两个孩子，就站在自己身旁，因此，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默默地带领着他们，向预定的房间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