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俄国为敌
威廉·詹姆斯上尉——海军情报局局长布林克·霍尔战时的局长助理——在1919年3月汇编的一个文件集，证明了秘密情报局在俄国革命时期所做的工作。詹姆斯命海军情报局收集“我们的特工在1914年到1919年通过‘C’发出的所有报告，它们显然具有历史价值”。有人提到“在‘C’的办公室有一套完整的文档”。文档现已无存，但由101份“政治”文件组成的海军情报选集在秘密情报局的档案之中得以保存。有11份涉及1916年10月到1918年12月的俄国，其中只有3份是通过俄国国内“军情一处（c）”的渠道送出来的，时间是1917年秋末到1918年末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1917年10月5日的一份情报报告了在彼得格勒召开的一次“民主会议”，会议证实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是“党内策略最能干的人”，“除了极‘左派’之外”，该党凝聚力较弱。11月21日（伦敦12月4日收到）送出的一份长达6页的报告包括了从“可靠渠道”得到的“俄国十一月（布尔什维克）革命通告”。通告包括对1917年夏天以来俄国所发生事件的简要回顾，托洛茨基精明调度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政变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和布尔什维克如何进攻仍然支持克伦斯基政权的残余势力。第三份有关“俄罗斯事务”的“CX”报告是由“我们在莫斯科的特工”发来的，日期是1918年7月。它包含18页杂项材料，主要涉及乌克兰的政治军事形势，也包含与反布尔什维克的“白”俄将军安东·邓尼金的来往信件。秘密情报局承认“尽管有些信件晦涩难懂”，但有人“认为，鉴于来自俄国的情报稀缺，最好是完整地保留这些报告，让他们自己证明自身的价值”。
假如海军情报局1919年对“历史价值”的定义不局限于排除掉的大量报告（包括1918年7月用破麻袋装走的其他地方提供的报告），假如保留下来的报告大多是通过“C”的代表提供的，目前看来，在十月革命及后来那些混乱的日子里，卡明的代表（他们从没被安排去收集政治情报）也没有对伦敦得到的有关俄国形势的情报做出什么贡献。1917年2月回家休病假的塞缪尔·霍尔一直没被替换。印度军官约翰·斯凯尔少校似乎在此后担任了特派团的领导工作，他战前曾在俄国做过翻译，曾在西线战场因功获奖。随着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特派团只好离开俄国陆军部，住到了英国大使馆里。政权的改变和俄国退出战争不仅意味着俄国成为英国情报的对象，也使因革命事件在西线陷入困境的沙俄军官们卸甲还乡。1917年12月，卡明到海军部“去见海军中将沃尔科夫和俄国情报处的奥克伦上尉”，他们希望英国人“说他们提供的秘密情报值每月15000英镑。如果我们这样说，我们的财政部就会向他们预付这笔钱”。没有证据显示这一奉献是否被采纳，但在随后几年，英国情报机构（专门）雇用了许多前沙俄军官和特工。诺克斯（现在已经是将军回到了伦敦）在1918年1月告诉卡明，“可以信赖俄国的情报官员，他们会为我们忠诚工作，因为他们身无分文”。在下一个月，陆军情报局局长麦克多诺将军说，他不反对雇用俄罗斯人，但警告卡明要“非常谨慎地挑选我们需要的人，因为俄国已经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分子和亲德分子（后者是社会阶层更好的人，他们欢迎任何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的力量）”。
与此同时，卡明开始致力于“一个全新的俄国秘密情报组织[原文如此]”。1918年1月，他向麦克多诺建议，可以在斯德哥尔摩或奥斯陆组建这一组织。斯凯尔少校被提名管理这一组织。作为秘密情报局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督察员（或协调员），他开始使用像他那样在霍尔特派团工作过的军官组建一支队伍。斯凯尔告诉卡明他派列奥·斯蒂文尼（精通俄语，其父曾在俄国做木材商人）去加拿大“招募并训导俄国特工”。1918年3月，他们讨论了利用被扣押的俄国军舰上即将被遣返的约两万名水手的可能性。3月15日，他将“愿意去俄国为我们效力的赖利先生”介绍给卡明。卡明在日记中写赖利“非常聪明——非常可疑——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事情”。赖利将“带去500英镑的支票和750英镑的钻石”，但卡明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博，因为他要见我们在沃洛格达、基甫[原文如此]、莫斯科和情报局的所有的人”。赖利，所谓的“王牌间谍”——开朗、大胆、难以控制——将在随后的几年为卡明工作。他于19世纪70年代初出生于敖德萨（附近）的什洛莫·罗森布拉姆家族，90年代末迁居英国之后，娶了一个爱尔兰女人，更名为“西德尼·乔治·赖利”。到1918年，他已经深入亚洲旅游，在各行业挣了钱，先后在法国、英国、俄国和美国生活过。他在美国遇到诺曼·思韦茨，显然是思韦茨向他提供了与斯凯尔的联系和为“军情一处（c）”工作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得到来自纽约的良好推荐。那里发来的一系列电报把他描绘成“不值得信赖，不合适”；“一个具有无可置疑能力的精明商人，但没有爱国主义和原则，因此不推荐做任何需要忠诚的工作，因为他将毫不犹豫地利用工作来谋取自身的商业利益”；一个“希腊籍犹太人；非常聪明；毫无道德原则”。实际上，他是卡明手下的又一个无赖。[130]
雇用赖利也许是十分冒险的策略。但是，1918年3月底以前，他动身前往俄国北部，代号“ST/1”。4月16日，他已到达彼得格勒。他报告说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惟一真正的政权”，应与其缔结某种形式的协议以保障协约国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军事基地的安全，应“摧毁[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或使其无法行动以防止其落入德国人之手”。与此同时，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正与日俱增，如予以适当支持”，将“最终”导致其被推翻。1917年10月到1918年春，留在俄罗斯的英国外交代表，尤其是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做了一些尝试，设法与新政权达成了某种权宜之计的协议。但伦敦（和其他协约国首都）对布尔什维克的意见逐渐严厉起来，而且越来越朝主动干涉和向反对革命的力量提供政治、军事支持的方向发展。因此，赖利的报告为那些强硬的干涉主义者提供了有用的弹药。这些人的观点左右了英国在1918年和1919年的政策。赖利在5月初前往莫斯科，首先求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声称穿着英国军服直接前往克里姆林宫），然后是他们的敌人，特别是鲍里斯·萨文科夫，后者已经从持不同政见发展到阴谋组织政变。虽然赖利使用了好几个化名，在多名情妇的帮助下不停地变换住处，但还是很快被“契卡”（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发现了，他们正确地把他认定为后来被称作要推翻现政权的“洛克哈特阴谋”的主要推动者，尽管洛克哈特本人并非阴谋者之一。[131]
1918年卡明在俄国的部署反映了越来越强的干预行动，不过没有确凿证据显示情报的实际收集程度，或它是怎样为英国政策提供信息的。4月，卡明和同事一道就派人去中亚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们在那里能够监视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并报告铁路上的任何军事行动”。5月，陆军情报局局长召卡明去见指挥爱琴海英国军队的弗雷德里克·普尔将军，后者要他派博伊尔上校去“负责斯凯尔组织的俄国分部”。6月，卡明提到在俄国还有十多个英国情报官员（并非都为他工作），有些是穿军服的，但也有秘密活动。7月27日，他会见了一个准备“穿农民服装去俄国旅行”的人。两天后他写道，“杜克斯先生出人意料地从俄国到来”。他似乎是“从事我们这种工作的一流效率的人，虽然精神上有点独立”。保罗·杜克斯是一位有才华的音乐家，1908年以来一直住在俄国，到战争爆发时一直是帝国马林斯基歌剧院的助理指挥，他将成为“ST/25”并在1918年到1919年为卡明做卧底。1918年上半年，他表面上是国王的信使（英国政府的官方通讯员），实际上在向国内的外交部报告俄国的国内情况。[132]
1918年8月31日，作为对谋杀彼得格勒“契卡”领导人莫伊塞·尤里茨基和企图谋杀列宁的回应——两桩谋杀案都被污指为协约国阴谋，契卡对彼得格勒的英国大使馆发动了猛烈袭击，在此过程中杀死了海军武官克罗米上尉。洛克哈特被逮捕并短暂关押于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而赖利则通过地道躲过逮捕，最终乔装改扮穿过彼得格勒、德占爱沙尼亚和芬兰而逃掉。对英国大使馆的进攻标志着英俄两国外交关系的最终破裂。在后来的十八个月左右时间里，随着对俄国的直接军事干预和在俄国内战中对白俄军队的持续支持，英国和苏俄公开交战。在后来更长的时间里，在随后七十多年的岁月中，苏联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对于英国政策制定者的总体态度，或是其情报部门的具体工作，都或多或少地产生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