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明的组织在中东介入程度很浅。像他为海军情报局做的一些工作一样，他似乎只是为实际上由其他部门管理的组织提供后勤和经济支持。从形势上讲，埃及在1914年12月一旦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军情一处（c）”在那里就没有任何直接责任了。但是，1916年3月新建的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局长里斯·萨姆森却毋庸置疑是卡明派去的人。1916年4月，沃尔特·柯克写道，整个“地中海都由萨姆森领导，他是‘C’手下最优秀的人”。英国开罗陆军总部的情报站长吉尔伯特·克莱顿上尉赞成让萨姆森的组织成为一个永久性的组织，他在给卡明的信中热情地提到这一点。[126]
一个由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指挥、总部设在亚历山大港的反间谍组织管理着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特工，尽管得到的回报残缺不齐。伊戈尔·舍菲最近对英国在中东的情报工作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最佳的情报来自无线电密码和无线电情报手段。舍菲写道，“人工情报资源一般只能提供”通过监视列车和公路得来的“传统的实地情报，他们很难获得高水平策略或意图方面的可靠的相关情报”（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曾经要求他们这样做）。还存在将情报及时传递出来才有用的问题。但是，一个被称作NILI（希伯来《圣经》警句，意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永不撒谎”的首字母缩写）的情报网却的确“通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南部收集了大量军事情报”。该团体希望影响英国支持犹太人的兴趣，由“麦克”（亚伦[127]，亚伦索恩）组织。亚伦是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靠近海法的地方管理着一个农业试验站，地理上便于与来自海上的联络员和特工联系。尽管亚伦索恩在战争初期就为当时还是“军情一处（c）”管辖的亚历山大港情报站工作，情报高产期却似乎在1917年才到来[128]。5月，一位身份不明的巴黎情报官给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局长写信说：“你似乎正通过麦克得到好东西。”6月，卡明写道“他们认为他[亚伦索恩]在开罗很有价值”。20年后，当时在陆军部负责近东情报的沃尔特·格里本上校认为，“正是由于”亚伦索恩情报网提供的“情报”，艾伦比将军才“能够如此成功地进行巴勒斯坦战役”。不幸的是，1917年秋，“经过一段非常成功的时期后”，他们的一个通信员“被土耳其人逮捕，在经过各种拷问后供出了约60个人的姓名”。被捕的人中有亚伦索恩的妹妹萨娜，她在被土耳其人拷问后自尽。亚伦索恩想用英国人提供的资金去贿赂土耳其逮捕者以解救他的人。10月初，他要求得到5000英镑，“用这笔钱争取释放此人”。卡明复信指出，尽管“我们原则上不花钱去争取释放特工”，但“考虑到他们以往提供的情报”，他仍然“向开罗”寄去可观的2000英镑“作为亚伦索恩的人的支付费用”。尽管从情报的角度卡明不愿出更多的钱，但他承认这样做是出于很强的政治道义。最后，开罗的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同意预付4000英镑“以买通土耳其拷问人员”，但是“却发现难以送交这笔钱”。
1917年10月，卡明同亚伦索恩家族的关系也为英国政府提供了与巴勒斯坦犹太团体暗中联系的渠道。1917年11月，亚伦·亚伦索恩的哥哥塞缪尔（当时在伦敦）提前得到了“贝尔福宣言”的副本（英国政府在宣言中声明，他们“赞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让他将副本偷带入巴勒斯坦以鼓励犹太人用他们的工作支持协约国的战争努力。卡明也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联系，在1917年到1918年多次见他，同他讨论犹太人事务。艾伦比将军的军队在1917年和1918年向北进军进入了巴勒斯坦，越过了卡明情报组织的行动范围。1918年9月18日，卡明在日记中写道，他在巴勒斯坦的组织现在已经“移交给陆军”。到这时，英国军队已经抵达叙利亚。6周后，土耳其签署了停战协议。
关于“军情一处（c）”在诸如南美和远东等更广袤地区行动的证据几乎没有。1915年2月，布林克·霍尔指示卡明向智利的“圣地亚哥和阿雷纳斯角派一个好人”，去执行一个未说明“具体目的”的任务，并给予“高达2000英镑”的慷慨预算。海军部关注德国人在南美周边海域实施的商业袭击，也有必要获取经济情报以支持协约国对同盟国的经济封锁。1915年10月，卡明在日记中提到另一个“南美计划”。1916年到1917年，几名军官（有些是海军情报局点名要求的）被派到美洲大陆。1917年5月A.H.A.诺克斯——里特尔开始负责总部的南美事务。他被说成“在美洲大陆从事贸易的一家重要公司的成员”，并“对一个大机构单独负责直到战争结束”。尽管战争期间英国在远东存在情报活动（主要是追踪德国的秘密阴谋），这些活动大多由当地的陆军和海军当局负责，由印度情报机构和当地的殖民警察协助[129]。1917年1月，有人向卡明咨询驻新加坡的高级军官达德利·里度将军提出的在中国开展工作的计划。卡明显然不反对向远东发展。1917年11月，一个候选人来找他“要求一份与日本有关系的工作”，卡明因为那人“又老又呆板”而拒绝了。但是，在1918年，好几个有可能去中国工作的军官参加了面试，而且的确有一个以经商为掩护被派出去了。但他刚一抵达上海便被电报召回，“因为有人报告他在船上言行不谨慎，致使其使命被人知晓”。1918年7月，卡明另外派出一人，其掩护身份是家具商人。他在一个月后也被召回，因为有人“发现他去远东只是为了个人目的，并非为了工作”。1920年以前没有再做出在远东建立组织的任何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