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东园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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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寻访御射碑记

我的家在易县南管头村。它为什么叫管头,不知道。隔河有个北管头村,老人们告诉:北管头从前叫郎山庄,南管头从前叫什么,打听不着。后来读《水经注》,“徐水三源奇发,齐泄一涧”。三源即野刹一源,七峪一源,甘河一源,它们在管头汇合,这一“涧”就是南管头。南管头村南的西坡头,至今还叫“涧头”。可见“一涧”就是南管头。南管头原本就叫涧头,写起来图省事,写作“间头”。“间”与“官”草书相似,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将错就错,成了“官头”,最后成了“管头”。这种事情,一旦见诸公文,就变为既成事实,有没有道理,倒在其次了。

南管头现在是个镇,从前是个小山庄。《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中,有周庄社,没有南北管头。南管头的耕地都叫台,南台、北台、东台,可见从前耕地的位置很高。村子也在台上,有个地名叫八亩台。我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据我看,我家门前的河床,五十年来增高了两公尺。《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公元五世纪的人。以五十年两公尺计算,退回一千五百五十年去,我们村前是个六十公尺深的山涧,所以说郦道元的描写是非常正确的。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说“三源齐泄”的地方叫“雷溪”。这附近没有叫雷溪的地方,这雷溪也许是我们村南山涧的名称,不过早已迷失罢了。

我既然敢于确定《水经注》的“一涧”就是南管头,这离御射碑就不远了。《水经注》的话是这么说的:“徐水三源奇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

近二十年来经常回老家探视,前山后山,东游游西转转。故乡虽然穷苦,却是山清水秀,景物宜人。抗日战争期间出了狼牙山五壮士。狼牙山是个小山,全国地图上还特意把它标出来,大概是沾了五壮士的光吧。这地方历史悠久,既然北管头原名叫郎山庄,那就是汉武帝时,戾太子之子、史皇孙之弟、叫某郎的隐居的地方了。从北管头沿河往北走,一里路,就到了画猫儿。山岩上画着五只小猫,还有一个纺线的老太太。六十年前清晰可见,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这里从前只有几户人家,行政上属北管头村,这里地名叫王子坟。据寿鹏飞《易县志稿》说,这是代王嘉的墓。《史记》载,秦始皇十八年灭赵,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代在蔚县。两年后,荆轲刺秦之年,王翦伐代,代王嘉奔燕,兵出此路,战败自杀。他就被埋在他自杀的地方。这一段河有个单独的名字:乱营河。后人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况。

我家门前的大道,就是五岭的古道。乾隆年间,把原属河北的平定州划归山西,把原属山西的蔚州划归河北。此后每年阴历五月二十三,蔚州(包括涞源、阳原二县)的钱粮骡队,从我家门口过,送往省城保定。直至民国期间依然如此。虽然涞源、蔚县早就归了河北,但是河北人至今依然叫他们“老西儿”。想来令人不禁失笑。

从这条五岭古道走过的人很多。北魏太武帝东巡(到山东),回来的路就是走的这条古道。当时的北魏首都在大同。抗日时期还有许多外国人从这里走过,他们是白求恩、柯棣华,还有燕京大学的教授、英国人林迈克。林迈克有一张乱河营的照片留下来,照片发表在他的书中,书名叫《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的不平凡经历的记述》,中文版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照片标题是“狼牙山风光,1942年”。我认为这张照片无比珍贵,远景中圆的是莲花瓣山峰,方的是宽鞍,俗名鞍子陀。

乱河营的地形非常奇妙,当年河床很低的时候,路过这里简直令人绝望。山重水复疑无路,走到跟前,窄窄的山口向左拐,二百公尺再向右拐,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猫儿崖(读音:涅)。我散步经常到这里来。我揣想,这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援弓而射的地方。别的小山包不值得一射,而较大的山峰,箭又射不过去。乱营河的山,非常险要,却并不高。《水经注》说:“飞矢逾于山岩。”《太平寰宇记》说:“飞矢逾于山岩三百馀步。”拓跋焘是个马上皇帝,开疆拓土,武功赫赫。当年车驾行至这种地方,山穷水尽疑无路,经他一射,射出一条小路,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自然是群臣高呼万岁,于是“刊石用赞玄功”(《水经注》)。二十年前我散步到乱营河,心想,他既然走的是五岭古道,必然经过这里,这一箭必是在这里射出,别的地方没有这种景致。我曾经想在河水拐弯处的山窝里盖两间房子,退休以后住到那里去,一定把御射碑找出来,哪怕是一块残石也罢。万一找不出来,我想找来御射碑的拓片,照原样复制一座,修个碑亭,立在路边,也算故乡的一景,五百年后,人们就会认可。文人只要不饿肚子,他们多半都是好事者,想来好笑。

九十年代以来,见到的有关的出版物多起来。据傅振伦说,御射碑于1936年,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古物研究馆馆长徐鸿宝发现(见傅振伦著《七十年所见所闻》第197页,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4月,我同吴占良先生一同去拜访傅振伦先生,知道傅先生当时是燕下都考古队的成员,上述书中对易县文物古迹叙述颇详。我觉得傅先生的说法最为可信(在此之前,傅先生曾说于1935年发现,见《文物天地》1988年。还有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善本碑帖录》第61页,说于民国十年发现的御射碑,不足据)。近蒙河大教授吕志毅先生赠我一部寿鹏飞编的《易县志稿》。吴占良先生专程来太原送此书。如此隆重,令人感动。寿鹏飞是鲁迅的老乡,浙江绍兴人,方志专家,著有《方志通义》。他主持撰修的《易县志稿》,是民国期间河北省所修百部方志中的上乘佳作。他说:“金石古物在易县特多,足现古代文化,录其有关考古及足征掌故者,馀不胜记也。”(见《易县志稿·叙例》)该书第870页至第876页,对御射碑有详细考证。此书《叙例》之末注明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三月,正是发现御射碑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没想到历史竟是如此紧凑,足以令人惊叹不已。

《水经注》的记载是这样的:

徐水出广昌县东南大岭下,世谓之广昌岭。岭高四十馀里,二十里中,委折五,方得达其岭上,故岭有五之名。下望层山,威若蚁垤,实兼孤山之称,亦竦峙也。徐水三源齐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迳南崖下,水阴又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迳东崖下,水际又有一碑。凡此三铭,皆翼对层峦,岩障高深,壁立霞峙。石文曰:“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东巡,迳五回之险邃,览岭岸之竦峙,乃停驾路侧,援弓而射之,飞矢逾于岩山,刊石用赞玄功。”夹碑并有层台二所,即御射处也。碑阴皆列树碑官名……(《水经注》第十一卷)

1987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施蛰存的《水经注碑录》,我至1997年才见到此书。书中附有御射碑拓片图版,右上有罗振玉的题跋(据傅振伦先生说,是周肇祥的题跋)。碑文十四行,第一行不可辨认,第二行只有四个字可辨。施先生说:“余至今犹未得到此碑拓本,故据罗振玉所录记之。”书中只有第三行到第九行的释文。仅以此七行而论,罗振玉释文比《易县志稿》多辨出三个字,少辨出七个字。罗振玉大约只见了拓片而未见碑石,所以不如当时在易县的寿鹏飞和徐鸿宝等认出的字多。《易县志稿》说:“可辨者尚二百四十馀字。”施书说,碑文十四行,行二十六字。县志说,十五行,行二十六字。傅振伦的文章,《隐而复显的一千五百五十年前的魏碑》(《文物天地》1988年第三期)说是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傅振伦先生当时居在易县,却没有去过南管头,自然未见碑石。姑以县志说,十五行,行二十六字,“乃作颂曰”下空六字,则碑文字数当在三百八十字左右。其中有不可辨认者约一百四十字。傅先生说:“这是易县最古的石刻,在河北亦颇少见。”(见《七十年所见所闻》第197页)傅先生说:“御射碑石高六尺,广二尺三寸馀。”书法是魏碑中上乘之作,似《爨龙颜碑》。

现据《易县志稿》将当时可辨认之文字列出:

第一行,(不可辨认)

第二行,泽历定冀……

第三行,恒山北行而归,十有二月……之……崇……之……峙……

第四行,驾路隅,援弓而射之,矢於……山三百余……於是令左右将士善

第五行,射者射之,若武卫将军昌黎公元丘,前军将军……阳阿齐,中坚将

第六行,军蓝田侯代田,精射将军曲阳侯……射声校尉安武子麟,元兴次

第七行,飞督安熹子李茂等,数百人,皆天下……也,射之,莫有过……者,或至

第八行,峰旁或及岩侧,於是群臣内外,始知上命中之……代无……咸嗟

第九行,叹圣艺之神明,虽古有穷蓬蒙之……方之於今……

第十行,遇镇东将军定州刺史乐良公乞……及……立

第十一行,广美德,垂之来世,三年丁丑功讫,会乐良公去官……刺史……东……

第十二行,张掖宝周初临,续其事,遂刊……立文,乃作颂曰

第十三行,思皇神武,应期挺生,含弘宽大,下……光明……不……不……肃

第十四行,四海远至,迩平荡荡,圣域……能……下咸宁

第十五行,(立碑年月全蚀)

碑阴全蚀。(见寿鹏飞《易县志稿》第870—876页)

碑额六字,二行,“皇帝东巡之碑”。这就是《水经注》说的“御射碑”。罗振玉或周肇祥题为,“魏太武帝东巡御射第二碑”。傅振伦先生说,“郦道元《水经注》卷11载北魏太武帝御射三碑”。(《七十年所见所闻》第197页)施蛰存《水经注碑录》第103页,“六八,后魏御射碑,三石”。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御射碑有三石。如果他们的根据只是《水经注》所说,“水阴又一碑……水际又一碑,凡此三铭”,就认定御射碑有三石,这就错了。根据郦道元这几句话,不能证明另外两碑也是御射碑。再者太武帝拓跋焘从易县只经过一次,他走一路射一路,没完没了,像羊拉屎一样大立其碑,这是不可能的。这在情理之外。我认为,御射碑只此一石,在易县没有第二个御射碑。如果他们是根据《水经注》“水”条,所说在灵丘南边,现在的觉山寺附近,有御射台,“台南有御射碑”,因此定御射碑有三石,似乎有道理,但依然不正确。我没有见过灵丘的御射碑及其拓本。但据记载,灵丘的御射碑是北魏文成帝和平二年,公元461年,南巡时所立(请参见《太平寰宇记》和施蛰存《水经注碑录》)。算上此碑,御射碑也只有二碑,而没有三碑。再者,易县的御射碑,立于太延三年,公元437年,比灵丘的御射碑早二十四年,只能称第一碑,而不能称第二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碑帖鉴定》第143页,说“御射碑现存易县南管头村。”它既然在南管头,我就是南管头人,我何必再画猫儿盖房子?说起来我也是抗日时期出来的老革命了,镇里和村里的干部支持我,又有我二弟林鸿帮助,于是我就在南管头北头村边盖了几间房。原想退休以后可能要清闲的多,谁知也未见得清闲多少。这是真正的“无事忙”,忙得厉害。自然也经常回去,与亲友们闲坐时,总要谈到一块古碑。人们说,海底捞针,何处寻访。我说,它若是一张烙饼,我就不必寻访了。它到底不是一张烙饼,没人吃掉它。我对侄子们说,发现此碑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七十岁以下的人不用问,专问七十多八十多的人。我的侄子们很能干,用了几年时间,终于打听到了。说此碑已断为两截,较小的一块,砌在一个井沿里。此井是个废弃井,左边盖房,右边盖房,把这井挤到一个小夹道里。我二弟林鸿在电话上告诉说,这石头发白色,在井口处,眼看得到,手也摸得到……怎么样,把它弄出来吗?我想,地上地下的文物都属国家,私人怎好动得?再一想,它这个位置十分奇妙!既不在地下,也不在地上。如此一想,高兴异常,真是天助我也。我告诉林鸿,把它弄出来。我急忙把御射碑的图版,在复印机上放大几份,寄给林鸿,告他看上面有字没字,如果有字,看是不是这个东西。

经过同主家协商,主家慨然应允。扒开一看,石头巨大,一两个人弄不动,夹道里又容不得许多人。侄子们焊了一个铁架,按上滑车,才把它弄出来。抬上三轮摩托车斗,运到我的院内。他们忙了一整天,晚上打来电话,说上面没字。我说,对照复印件,仔细查看。我守在电话旁,深夜十二点,侄子打来电话,说,大伯,有字,没错,就是它!我当时那种激动,无法形容。人若高兴了,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我急忙回到南管头。我的学生阎瑞峰,手拓数纸。我们仔细端详,这是御射碑的下半部,“乃作颂曰”,清晰可见。家人告诉,碑断开以后,这较小的一块,被拉到井边,做了井沿。从前乡民们打水的桶是铁桶,脚上穿的是钉鞋。天哪,它竟遭受如此磨难。不过又一想,时间是历史表现。1937年的拓本,还是整石。它断开必在1938年。1939年发大水,就把它淤住了。如此说来,它做井沿,只有一年时间,依然还有字迹,真是老天保佑。我相信,高级文物是有神灵佑护的。

晚上,在淡淡的月光下,我一个人站在这御射碑的残碑前,我觉得我应该向它焚香叩首才对。我怕村民们说我疯癫。我觉得这御射碑,有说不出的灵异。天下大乱,它能够及时地藏匿起来。不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以及阶级斗争、经济建设的战火,会使它粉身碎骨。若不是及时藏起来,恐怕早就打碎,修了水库了。我在这残碑前,默默地祈祷着。我的祷词很长,很乱。第二天我把它写出来,成了这样几句:

太武张狂,羽矢鹰扬。

当年胜迹,贞珉文章。

郎山脚下,顺水之旁。

宝刻有神,战乱知藏。

残石重光,太平永康。

赐福吾家,赐福吾乡。

——御射碑残石祝词

我想给它盖个碑亭。我问文物所所长杨卫东,要在我这后坡上,盖个古式的八角亭,有三万元行不行?他说,三个三万元也不行。我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想一想也就罢了。我侄子对我说,大伯,那另一块比较大,字也多,它在哪里,我已经知道了,也是发大水淤泥盖住的,不深,你想要,我明天就给你挖出来。我说,地下文物属于国家,私人无权挖掘,让它在那地方待着吧,那里很安全。

我多年来的目的就是找到它。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的快乐无可比拟。人做事要适可而止。

2001年6月15日于蒙斋灯下